【大紀元8月11日訊】生前普普通通，死後卻成為街頭巷尾議論紛紛的對象的福建黃某某，從一個普通的農民，到被人譴責的「恐怖份子」，今天，重新審視這件事情的起因和影響，將有利於我們蹣跚的社會自我改進。福州公交車爆炸更像一面鏡子，當中映射出的，是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發生的人與人之間劇烈的利益碰撞。
據有關報導，這起案件系自殺性爆炸事件。初步查明自殺人員為，身患晚期肺癌。在我們傳統的社會意識中，出於某種特定的思維定勢，人們無法通過正常地渠道瞭解整個事情的真相。這是目前最官方的報導。儘管或許永遠無法證實。
我們當然要毫無保留的譴責始作俑者黃某，任何把對平民的暴力作為自己宣洩不滿或者引起注意的方式都是罪惡的。但是，黃某的這種個人行為蘊含著極其深刻的社會危機。恐怕不能只看成個人行為。對於事情的成因，據說嫌疑犯還留有一份遺書，裡面可能會闡明其犯案動機。但是即使不看，我們也知道其中的大概。任何一個精神正常的人都有求生本能，除非到了不死不足以解決問題的時候。很顯然，黃某覺得死是解決問題的最後方式了。他究竟是否真的如官方所提供的讓人可以直線聯想的材料那樣，是一個晚期癌症患者，因為對社會不滿，而製造了這次駭人聽聞的事件，還是另有隱情？顯然，我們無法從邏輯上推出一個晚期癌症患者就一定要在公共汽車上製造爆炸，（當然，官方的報導從來從來都是不講邏輯），全國每年死於晚期癌症的人何其多？為何不見別人製造這種事件？而且在據說在事件發生後半小時，當局就已經查明嫌疑爆炸者的身份和提供癌症患者的身份的材料，這種快速本身就很值得的玩味。
爆炸案的製造者無疑是絕望的，這是他一個人的絕望，一個對生活徹底絕望的人在拋棄自己如螻蟻一般生命的同時，把和自己一樣在社會掙扎一車的人們帶進地獄。這是一個悲劇。可以想見，這個人在社會生活中，一定是飽受生活的欺凌，這種欺凌竟然可以迫使一個正常人放棄自己的生命。
通過爆炸案，黃某將自己的絕望轉化成了我們社會的絕望。從這個意義上說，黃某所代表的又是一個階層的絕望。從這件事情發生後人們的反映來看，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又承認了暴力的合理性，只是譴責他找錯了對象。假如不是被炸的不是公共汽車，而是某個政府機關，恐怕人們的輿論會一邊倒了。這其實才是這個所謂和諧社會和盛世最深刻的社會危機的表現。黃不是第一個報復社會的人，只是在其他的公眾可知或不可知的事件裡面選擇的報復方式沒有這次劇烈罷了。黃也不是會是最後一個。令人恐懼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在面對社會不公的時候，採取的是以暴制暴，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抗爭。像以前的浙江大學的週一超、河南的胡文海等。他們都是因為社會本來應有救濟渠道不通後，而採取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他們在毀滅自己和加害者的時候，也一次又一次的傳遞社會制度不公的信息，只是人們習慣了熟視無睹。這樣的傷痛在某些人的人為控制下，被嚴密的掩蓋。或者用種種謊言來掩飾。但是每天還是有無辜的人因此死去。一個的人喪心病狂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表達出來是一個階級的不滿。
近年來，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社會財富和資本被人為的大量地向既得利益集團和權貴集團聚集。在過去人人感到政治上平等的觀念被資本的力量無情的毀滅，無論是下層的知識份子、還是普通市民，尤其是失業情況嚴重的北方城市，還是那些像畜牲一樣生活著的農民，作為逐漸形成的新貧階層，他們對社會的不滿日漸加劇，普遍喪失了國家主人翁的自我認同。由於腐敗貪污的幾乎的公開化，人民對司法公正產生懷疑，並且形成了強烈的不信任。過去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現在又凸顯出來，教育、醫療住房無時不刻地提醒人們所謂盛世不過是重複了一萬次的謊言。人民不信任當局，當局也不信任人民。自從西安彩票案裡面那個劉亮往那高台上一爬，就宣告了司法的破產，那個因為害怕父母交不起巨額擇校費的小女孩的自殺，中國的教育也就在那一刻，徹底的破產了。福州的這件事情可能宣告我國的上訪申訴制度的徹底破產。
不管是一個人，還是一個一個階層，他們的都應該有一個可以正常申訴的渠道，而不是絕望。否則，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不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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