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9日訊】 滅頂之災
父親去高教部，要求離開青島工學院，高教部聽取了父親的陳述後，非常同情，當即表示屬於港工建築的，有大連工學院、南京工學院，而廣州暨南大學是建築工程系。你可以選擇這三所大學。父親選擇了大連工學院。
母親自殺後，父親非常悲痛。此時，我大姐早於8月20日到上海交通大學報到去了。母親自殺的消息，為了怕影響她的學業，大家就瞞住，一直等到1957年7月，她回家探親時才知道此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日，我父親帶著我們四個孩子，乘船抵達大連。很快就被安排到了學院的招待所，臨時居住。
大連工學院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在“一二• 九街”，是在市區，由於學院的擴大，這裏已容不下新專業的學生了。於是在郊區，淩水河又建設了面積更大的學院。本部就設在這裏。其實，大連工學院是按照蘇聯建院方式建設的。無論是教學大樓，還是員工宿舍，都非常寬敞，而且每幢建築的下面都有樹木、花草，很有一種文化氛圍。我們住在了淩水河，原因是父親的水利系就設在這裏。
工學院的體育教研組是當時全中國高等院校中實力最雄厚的教研組。組長劉長春是在三十年代代表中國出席奧運會的中國短跑名將。他當時的百米成績是十秒七，這個紀錄一直在五十年代都沒有人打破。他在體育界享有很高的名望。另外一名是蘇聯留學歸國的教授，在蘇時曾經獲得功勳運動員稱號，但他學的專業是機械，學校瞭解他的情況，特別安排他當體育教授。……
當時的淩水河沒有普通中學，我和妹妹就每天都乘車到大連市內上學。我被安排在十二中學，妹妹進入大連第十中學。
俗語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喜歡體育的自然是跟相同愛好者交朋友了。這十二中的足球在全市是有名的，佟寬政是中鋒，同我在一個班上學。我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同青島相比，大連要比青島雄偉壯觀的多。從港灣橋直抵市中心青泥窪橋，一派高大的建築，煞是氣派。那時節有軌電車是市民必須的交通工具，縱橫整個大連市區。從“二•七”廣場開始一連串的圓形廣場，就像是街心花園，綠樹紅花點綴著整個大連市。尤其是當時的秋林公司內，食品櫃檯的售貨員全部是身著白色的工作服，頭戴白色的工作帽，給人們一種清潔、高雅的感覺。這在當時的中國內地還從來沒有見過。樓上服裝、家電等櫃檯的服務員也是清一色毛料的黑色制服裝。據說，這秋林公司是蘇聯人辦的，因此所有制度都是沿襲蘇式的管理方式的。
由於初到大連，家中五口人，母親去世後父親不會做飯。我們的早餐就是幾天一次到大連秋林公司購買大型的麵包、奶油和牛奶渡過的。這個任務基本上就由我來完成。內地雖然於1955年開始實行了糧食供應，吃飯憑糧票，但當時的大連還沒有實行。所以，那時的生活並不困難。父親是二級教授，月工資在四百元上下，這在當時是很高的工資了。我們一家人生活的倒也是非常舒服。
我每天在家中復習完一天的功課後，便在大連工學院的體育場裏，練習短跑和拳擊。經常碰到劉長春教授，在操場帶幾個學生鍛煉。劉長春是全國100公尺紀錄創造者，這是所有愛好短跑的運動員都知道的。時間一長，他就對我產生了興趣。我一臉孩子氣，才只有15歲，他當然不會把我當大學生了。但當他看到我做杠鈴下蹲時，總要加到150公斤時，他就告訴我：“你這樣練只能練習你的腿部力量。短跑運動員的素質訓練不僅僅是力量練習，更重要的是爆發力和彈跳力的練習。”
他從旁邊拿過兩個足足有十公斤重的啞鈴，讓我一手一個，練習蹲下後猛的跳起來，這樣反覆做，一組做二十個，一天做六組；後來最多加到每組做三十個，一天做十組。當然，還指導我壓腿，練起跑後三十米衝刺。
跟他練習的大學生雖然也是工學院的田徑隊員，但他們從來都不是我的對手。四月份，工學院舉行校運動會。這一天是星期天。劉教授故意安排我跟他喜歡的學生在預賽時一起參加。不是本院的學生這本來就是稀奇事，於是校刊的“記者”便對我注意起來。我卻沒當回事。
發令槍一響，自然我是一馬當先。但到衝線時，那個同學追了上來，我們幾乎同時衝線。結果裁判員隨即大喊：“破紀錄了，破紀錄了！” ……全場爆發出一片驚呼！大連工學院的校紀錄是十一秒五，而當天我的成績是十一秒二，這個同學的成績是十一秒三。
我以一個15歲的孩子的身體，竟然破了大學生的成績紀錄，這不能不說是我巨大的榮譽。
決賽，當然我不能參加了。因為那是有名額限制的。大概預賽時我的帶跑，那個同學才跑了十一秒三，而決賽他雖然取得第一名，但成績只有十一秒七。校紀錄是以決賽成績為基準的。劉老師和他無不遺憾。最後劉老師對我說：“你的耐力還差一點。要多做一些耐力的訓練，成績一定還能提高。”
其實，從我們抵達大連開始，又一場政治風暴就已經在悄悄地進行當中。父親自平反以後，心中那股怨氣在自己肚子裏總也悶不住。不久，大連工學院就開始大鳴大放。先是在小會上讓大家發言，給領導幹部提意見，說是幫助黨整風。
對於在青島工學院被批鬥、被停職以及母親的自殺身死，父親理所當然地沉不住氣了。於是，在水利系的小座談會上，父親就全部像訴苦一樣的說出了工學院的事情。當時的人誰能想到，黨組織對每一個人都要立檔案呢？！而且，這個檔案是秘密的，本人根本不能看，因此也不可能知道。父親還是中了陰謀！
幾次座談會，父親總是邊哭邊敍說，這引起了不少女教授女講師的同情，也跟著流眼淚。男人當中當然也有摩拳擦掌者。在父親哭訴的影響下，不少人也都談到了外行領導內行，幾年來整人的事情，一時間水利系成了院黨委最為注意的單位。
哭訴歸哭訴，父親照樣教課，而且因為苦水都倒了出來，心情也好受了，於是教課就效果更好了。
學生們最喜歡聽父親講述阿斯旺水電站的雄偉和巴拿巴運河的奇蹟。有時在學生當中，也講一些父親如何同母親一塊深入到中美洲熱帶森林的課題以外的趣話，來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其實，父親不僅工作嚴謹，治學細微，父親更是一位思維敏銳、口齒清晰的好教授。雖然操一口純正的青島方言，但人們都非常願意聽他的課，這是青島和大連學生們公認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反擊右派分子瘋狂向黨進攻”的反右鬥爭開始了。大連工學院無論市內分院還是淩水河分院，一夜之間都貼起了大字報！
所謂大字報，就是用舊報紙在上面用毛筆寫上自己的觀點、意見。向自己有意見的人提自己的想法的一種公開批評形式。當然可以不署名，但不管你寫不寫名字，到最後公安機關都能查出是誰寫的。這自然是毛澤東發明的專利。現在我才知道，所謂的大鳴大放、大辯論，是毛澤東製造“引蛇出洞”的一場大陰謀。而“幫黨整風”是地地道道的引魚上鉤的魚食。
父親被狠狠地算計了。他的一切言論都被記錄在案，什麼“阿斯旺水電站”、“巴拿馬大運河”，是王志超鼓吹美帝國主義神話，宣揚反動的資本主義文化啦，什麼熱帶森林採標本啦，是散佈資產階級糜爛情調……。不一而足。
仔細想一想，當時父親的確搞了西康省雅安、康定兩座電站，但當時中國有幾座水電站能給學生學習帶來更多新知識呢？！講西康水電站，明顯地又是吹捧自己，而且西康水電站怎麼能跟阿斯旺水電站相比呢？
但是，當時上頭要整你，最好的辦法就是要把你平日的言論積累起來，到時候對你算總帳！其實，這才是開始。
到了六月底，一切都明朗化了。工學院院長屈伯川親自寫出一張大字報，公開點名王志超。大字報說：“王志超利用大鳴大放的機會，公開向大家訴苦說：肅反運動擴大了，把他妻子逼死了……，這是公然挑動教員向黨進攻。堅決不能允許！”
一錘定音。父親絕難逃出這場反右鬥爭的惡運。一氣之下，父親帶著我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來到了北京。而我被父親安排回了青島西鎮的老家。
父親這次直接去了水利部，找到了副部長張含英先生。他把情況向張部長講敘出來。張部長是父親出國時的山東省高教廳廳長，對父親從來非常關愛。當然不能等閒視之。
於是張部長立刻帶著父親去見了當時任水電部部長的傅作義。傅作義當然認識父親了，他非常痛快地說：“仞仟，不必難過，你就直接在水利部工作，不必回大連了。你的一切關係由部裏給你辦理，安心工作吧！”
張部長說：“以前你是掛職任黃河治理總工程師。現在你就在部裏當治黃總工程師。部裏現有的三個總工程師都沒有你資格老。你就負責山東段的治理任務吧！”
傅作義是原國民黨駐北平總司令，由於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同傅作義秘密談判後，北平駐軍帶頭起義，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一個頭等大功。建國後，傅便當了中央水利部部長。而張是民主人士，他們對於當時的“七君子事件”（即：章乃器、羅隆基的章羅聯盟）是有看法的。只是身處高位，不便出面。這次父親的到來，他們非常同情，於是決定重用父親。
不久，我便也來到了北京。一家人住到了位於六鋪坑的水電部職工宿舍裏了。鑒於我初中畢業，家中動盪，沒有考上高中（也可以說我學習不好），父親便把我安排進了水電部所屬的水電學校（中專班）。
在中國，人在哪裏生活、工作，檔案就在那裏。父親雖然人已在北京工作，但水利部的工作人員連續去了三次大連，但都沒有辦理成功！尤其是最後一次，簡直就是被大連工學院人事科給攆了出去。沒辦法，父親的工作關係只能掛了起來。父親工資的支付方式只能用救濟款的形式支給，雖然數額比大連工學院的要高出20元，但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但水利部對我父親非常照顧。一晃就到了十一月中旬。父親收到了一封由大連工學院人事科會同大連工學院保衛科的共同公函。信中措辭強硬。幾乎是命令般地讓父親立即返回工學院，向人事科報到。到時候可以視情況予以辦理轉職手續。
父親拿著信，找到了張部長。張部長看事情已到如此，若不回大連也恐怕出問題，便給父親安排了一名叫吳瑞信的勤務員，幫助家裏照顧弟弟妹妹的生活，自己單身一人回大連去了。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妹妹收到了從大連市公安局寄來的一封公函。公函內容是通知家屬，王志超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正式逮捕。罪名是：惡毒攻擊黨的方針政策！
俗話說：“樹倒糊孫散”，父親是我們孩子們依賴的唯一的一顆大樹，大樹倒了，為了生存只得另尋生活出路。
此時，大姐得到學校通知，趕回北京，與我共同商量弟妹們的安排方法。
當時，我不滿十六歲。妹妹只有十三歲，初中即將畢業，而兩個弟弟，大弟弟王德增不足十一歲，小弟弟偉偉剛滿六歲。我也許可以找工作，而且水利學校當時管飯，不是太難的事，弟弟妹妹可就難辦了。怎麼辦？！
大姐和我只得去找張含英伯伯了。張伯伯接見了我們，他非常痛惜，但人已被捕，他也沒有任何辦法。他從自己的辦公桌內取出了四十元錢，交給了姐姐說：“不要責怪你們的父親。事情早晚會弄清楚的。弟弟妹妹們還是投親靠友吧！”
我們從張伯伯辦公室裏出來後，沿著長安街來回走了好幾趟。此時，姐姐想起了四叔，他可是我們的親叔叔啊！於是我們分了手，她自己去四叔家，我回六鋪坑，給弟弟妹妹做飯去了。
兩個多小時以後，大姐滿臉怒容地回到家中！大家問她怎麼樣。她把我和妹妹叫到了另一間屋子。氣憤地說：“四叔還沒從蘇聯回來，是王立（四嬸的名字）接待的我。我把父親的情況跟她說了後，你們說，她說什麼？！”姐姐頓了頓，接著說：“把德增、偉偉送孤兒院，你們大的回青島奶奶那裏。這哪裏是親嬸子說的話！”
父親入獄後，我們頭一次感到了世態炎涼。自己的嬸子連親侄子都不接受，這還是人嗎？！四叔在四機部工作，是部長級幹部，月工資三百六十元，四嬸隨夫當官，月工資在一百八十元，兩個人收入一個月五百四十元，這絕對不是收入低不收侄子，分明就是因為父親以政治犯罪被捕入獄，她怕影響了四叔和她的政治前途，而拒絕接收兩個弟弟的！這就是當時共產黨的心態。
恰好，大姑從青島來信給了極大的幫助。
大姑信上說，她有一位表侄女，在北京工作，麗令托給表侄女幫助。三姑夫婦月收入六百元（都是西安交大建築系教授，月工資三百元，兩人六百元），德增可以送西安。至於偉偉，太小了不放心，因此送回青島西鎮生活。
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三姑夫婦都已成為右派，於是只得按照這個方案去辦了。父親走後，家中還剩下一百元左右。張伯伯給了四十元，大姐把錢集中起來，大家商量處理的方法。
偉增去青島，德增去西安，青島車票15.80 元，西安車票18元多，他們都是不足一米二的孩子，乘火車是四分之一票價。但路上要吃東西，下了火車要坐公共汽車。這樣，每個人按二十元分配。但是，弟弟們太小，學校給姐姐的假期眼看就要超過了。而我還在上學，不能去送弟弟們。怎麼辦？！
整整想了一夜，大姐終於想出了個好主意。
第二天，大姐給兩個弟弟辦理了轉學手續，開出年齡身高證明後，回到家裏，把德增要帶的衣服、棉被全部裝好，便帶著德增和我到了火車站。買好票後，我們站在那裏等著。尋找著可靠的人。突然一名陸軍軍官是回西安探親的。大姐和我領著德增走了過去。對他說：“這是我表弟，不願在北京生活，想回西安跟母親一塊，我要上學，沒有辦法送他。剛才聽您買西安的票，拜託您了。請您無論如何幫幫忙，把表弟帶上。到了西安，請您幫他買汽車票。求求你了，可以嗎？”
大姐早就跟弟弟講了，不許說父親的事。剛才這番話當然引起了軍官的同情。於是，大姐取出20元，交給了這個軍官。大弟弟就這樣，跟著軍官叔叔上了火車。
小弟弟是在第二天，按同樣的辦法委託給一名海軍軍官幫忙的。那時節的軍官都很單純，而且特別樂於助人為樂。兩個弟弟就這樣，非常順利地去了西安、青島。
妹妹聯繫上了大姑的表侄女，她是一名工程師，獨身一人，對妹妹非常同情。搬到了她家去住了。
我雖然在水利學校上學、吃飯，但學校沒有宿舍。住在六鋪坑水電科學院宿舍，顯然是不合適的。於是準備辭學找工作。這時，北京郊區南苑農場招工人，我報了名。結果一審查，父親被捕，這個工作便泡了湯。接著，北京市教育局貼出青海省臨夏市招收小學教員的佈告，我又報了名，結果同樣的理由也被拒絕。此時大姐早已回到上海，我在北京一直住到二月底，最後把家中的傢俱以最便宜的價格賣給了拍賣行，退學後回到了青島西鎮老家。這時已是早春三月了。
祖母非常喜歡小弟弟。我住到老家以後，奶奶責怪說：“你跟你姐姐膽子太大了。這麼小的孩子竟敢托不認識的人帶來，幸虧你們碰到了好人。要是壞人把他賣了怎麼辦？”
我一問偉偉才知道，那名海軍軍官不但一路照顧小弟弟，而且姐姐給的二十元錢一分不少的交給了祖母。他們到青島後，軍官先帶弟弟到部隊報到，在招待所住了一天，然後請假把弟弟送回了西鎮老家。祖母請他吃飯，他堅決不吃，同時把在路上買的幾個肉燒餅給了弟弟。一次揪心的歷險終於風平浪靜了。
不久，三姑來信了。當然也是先把我和大姐罵了一頓，然後告知軍官同樣直接把德增送到了三姑家中。三姑開始被軍官告知這是她的孩子，當時就糊塗了，等看過我姐姐的求援信後，才明白是怎麼回事。好在三姑當時是知道父親的事的，沒有當時向軍官說明。軍官同樣把大姐給的二十元錢全部交給了三姑，三姑非常感動……云云。
德增平安抵達三姑家，最後一塊壓心的石頭也順利的放下了。
這一年多的大連、北京之旅，使我們孩子經歷了一場世態炎涼和親情溫暖的洗禮。從此，開始了各自在生命戰場上的個人角逐！(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