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三退集會「紅色家族」後裔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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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31日訊】(大紀元記者李茹嵐吉隆坡報導 )10月29日,吉隆坡民眾在依斯邁爾公園舉行聲援一千五百萬三退,同時也舉行聲討中共集會,讓曾受過中共迫害的民眾有機會把壓抑心中的話傾吐出來,訴苦求安。剛從中國抵達馬來西亞的美軍,在集會上控訴中共對他一家三代的迫害。

美軍參加聲援三退游行(大紀元)


一個「紅色家庭」三代人對中共的控訴

我來自中國大陸,曾經擁有過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和令別人羨慕的生活條件。可是僅僅由於與中共當局的政治理念不同,加上過於鋒芒畢露的揭發了中共的一些罪惡,竟被害得家破人亡,甚至無法在中國立足。

按照中國大陸的說法,我來自典型的「紅色家庭」:除了我是共青團員之外,家族中絕大部份的同輩人和所有長輩都是中共黨員。外公是紅軍時代就參加中共的老革命,年僅36歲就做了「解放區」的縣長,可以說為共產黨奪取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他早年的戰友和學生中,不乏中共國家機器中的高級幹部,其中一位更是身居副總理之職。可是到了中共建政後,因為我外公的某些思想未能「與中央保持一致」,加上我外婆出身於大地主家庭,反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了迫害。我媽媽清楚的記得:文革時,年逾花甲的外公被關牛棚/挨批鬥/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我外婆被戴上高帽子,掛著破鞋遊街示眾,眼看自己的父母慘遭非人迫害和侮辱,我大姨和我媽媽還要被紅衛兵強迫跳「造反有理舞」。那是何等淒慘的一幅畫面!

我父親同樣出身於「革命軍人」。曾在新疆邊防的高寒地區服役長達15年之久。由於長期身處部隊這個「大熔爐」,一度十分虔誠的相信中共的愚民教育。可是殘酷的現實和毫無公道可言的社會喚醒了他的迷夢,性格耿直的他開始不時的發表與「主旋律」不相符合的言論,也給自己帶來了無窮的禍端。

早在1979年中越兩國爆發戰爭的時候,已經轉業回到地方工作的我父親,就嚴重質疑這場戰爭的性質,說是非正義的侵略云云。結果他的領導勃然大怒,指責他「沒有黨性」,並幾乎將他開除公職。

80年代,隨著共產黨腐敗的日益嚴重和貧富分化的日益加劇,我父親的不滿情緒也越來越明顯。終於在1989年達到了頂峰。

那是在1989年8月,也就是舉世震驚的天安門大屠殺之後的僅僅2個月,我父親帶著小學剛畢業的我到北京去探親。年幼的我,親眼目睹了劫後北京的慘狀:燒燬的公共汽車殘骸堆在街心花園裡,長安街兩邊的居民樓牆壁上彈洞密佈,軍隊封鎖天安門廣場,抓緊修補和更換被坦克軋毀的路面和瓷磚。另外,幾戶親戚向我們親口講述了自己在大屠殺中的恐怖經歷和見聞:比如一家街道醫院裡就抬出了64具屍體,比如戒嚴部隊開槍打死在田間勞作的無辜菜農,比如坦克里的士兵用高射機槍向長安街兩旁的居民樓掃射,比如某個電焊工因為其讀小學的兒子說「我家有一把槍」(其實是電焊設備)而被軍人抓走活活打死…………血淋淋的事實令我們父子不寒而慄,更加深了對中共邪惡本質的認識。

在離京返回家鄉的長途汽車上,由於壓抑已久的情緒的驅使,我父親義憤填膺的與一名離隊的解放軍士兵發生口角和肢體衝突(後來這件事被反映到我父親的工作單位)。回到家鄉後,我父親多次在公共場所(包括辦公室甚至小區的街道)發表他對天安門大屠殺的抨擊。其直接後果,就是他被解除了科長的職務。曾經在部隊和地方都極為成功的我父親,從此喪失了任何陞遷的機會。

隨著我逐漸長大,由於身受父輩思想的影響,與官方主流政見的分歧也越來越明顯。我不時在同學中談起自己對於「六四」的觀感,以及其他方面的「親西方」思想。於是我初中和高中階段的多位班主任和校領導都找我談話,要求我在思想上必須「向黨靠攏」。

在我高中畢業前夕,我的班主任和一位姓陳的校領導找到我,明確的告訴我:我必須放棄自己的興趣愛好,去報考醫科或工科等技術類專業。因為憑著我的家庭背景和個人政見,若報考人文社科類專業,將「毫無前途可言」。我屈從了他們的壓力。

進入醫科大學讀書後,因為不滿我的政治傾向和「危險言論」,學院黨委的政工幹部多次打壓我,在申請入黨/競選學乾等方面,無理的進行排擠壓制。

90年代前半期,法輪大法在中國大陸興起並蓬勃開展。我的舅媽屬於最早的一批學員,並成為我家鄉的法輪功輔導站副站長。她把大法書籍和各種音像製品,在親朋好友中廣泛傳播。受其影響,我父親也於1999年迫害開始之後,頂著壓力和風險開始修煉法輪功。

作為中共的眼中釘,我舅媽從1999年7月開始,多次被抓捕關進所謂「學習轉化」的洗腦班。我們去探望她的時候發現,數十名大法學員被關在一個露天的院子裡,像牲口一般被限制自由,在北方寒冷的冬日中,被強迫在冰冷的石桌石凳上寫「悔過書」和「轉化心得」。家屬們被招去探視的目的,不是為了人道關懷,而是為了讓其不忍心看到親人繼續受虐待,而催促他們趕緊放棄信仰,接受「轉化」。利用親情來打壓信仰,世上還有比這更殘酷和無恥的嗎?

我舅媽被關進這種「學習班」,至少有8次之多,直到2005年8月被正式批捕並判刑。

由於長期遭受精神打擊和排擠迫害,我父親於1999年秋天開始病倒,逐漸喪失工作能力。並於2000年2月被確診患為胰腺癌。我舅媽聞訊後,鼓勵我父親,一定可以憑藉著真善忍的信念力量,戰勝病魔恢復健康。她幾乎每天都跑到我父親的病榻前,讀《轉法輪》給他聽,給他播放煉功的錄音帶和錄像帶,讓他堅持修煉。

奇蹟出現了,已被醫生宣判死刑的我父親,臉上開始出現了紅潤之色,消瘦的身體也逐漸變得胖了起來。

不幸的是,由於我舅媽活動過於頻繁,警察和我父親的單位領導開始出面干涉了。他們禁止我舅媽去探望我父親,勒令我舅媽工作的大學,加強對她的工作監督,禁止有事沒事往外跑,更禁止她秘密的出去弘傳大法。

失去了鼓勵和指導的我父親,加上受到「共產黨員不得聯繫法輪功」的勸誡和威脅,煉功被迫停了下來。他的病情也隨之急劇惡化,最終於2000年5月22日離開了我們。

我父親辭世前的最後一晚,身體極度虛弱的他,盤腿坐在病榻上,並向各個方向頂禮膜拜,口中唸唸有詞。他告訴我們,他聽到了真理的召喚,要去見佛祖。

我父親彌留之際,表情和體態都異常安詳,面對著家鄉的方向,端坐於沙發之上,安然逝去。而據醫務人員說,這在醫學上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因為胰腺癌本屬於癌痛中最劇烈最痛苦的一種。在正常的情況下,患者即使被注射了嗎啡,也會忍不住劇痛,拿自己的頭撞牆,最終血淋淋的死去,其狀慘不忍睹。

然而這一切「正常情況」,在我父親身上卻沒有發生。這種奇蹟的發生,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法輪大法的力量,真善忍的力量改變了他的命運。

我舅媽的被抓捕過程,也是一出不折不扣的鬧劇,完全是中共自導自演。他們利用一位刑滿釋放的女流氓,偽裝成大法弟子,騙取我舅媽的信任。2005年7月的一天,她突然對我舅媽說「我有一包東西,暫時寄存在你那裏如何?」。一貫樂於助人的我舅媽,當然就答應了。結果到了第三日,610辦公室的人帶領派出所警察,突然闖入我舅舅家中,將正在午睡的我舅媽抓走,並「準確」的從床下起獲一批罪證——100餘本《轉法輪》和90多本《九評》(還保持著從那個騙子手中拿來時候的原封未動的樣子)。同時沒收了筆記本電腦和一批音像製品。

他們將我舅媽帶到看守所,關進一間有30多個犯人的牢房。那裏連草墊子都沒有,人直接睡在水泥地板上,炎炎夏日酷熱難耐蚊蠅橫飛,而且同牢的都是一些妓女、小偷等刑事犯,她們用各種手段毆打折磨她,逼迫她「認罪」,改變信仰。

經過了36天(中國非刑事拘押的最高時限)的非人折磨,我舅媽立場毫不軟化。於是他們「判處」我舅媽勞動教養3年(未經法庭審判,未將書面判決送達家屬,僅以電話通知)。

進入勞動教養(某省女子監獄)後,我舅媽和1600多名女犯關在一起,被分成4個大隊。除了日常繁重的體力勞動(年老體衰,甚至勞累過度小便帶血者,也不得停止勞動)外,還要忍受精神迫害。比如:

任何人未經隊長(管教幹部)許可,不許發言,私人間的交談更是絕對禁止。臥室、餐廳、廁所等所有空間,都安置有攝像頭,一旦有人違規交談,馬上就被監視人員用屋角的揚聲器警告,繼而受到各種懲罰。

任何人未經隊長許可,不許往窗外張望。

任何人在非就寢時間,即使回到宿舍,仍然「不得接觸床舖」,無論多麼疲憊和無聊,都不許哪怕倚靠一下床舖。也不許相互交談,只能姿勢僵硬的呆坐在馬扎上。

任何人都要沒完沒了的寫「悔過書」、「學習心得」、「決心書」、「感恩書」…………

有探視的家屬詢問「表現好的話,能不能減刑?」,管教幹部回答說「當然可以!」。

可是世人怎知道怎樣才算「表現好」呢?讓我來告訴大家:

1.寫「悔過書」獲得全監獄一等獎一次者,可減刑半天。

2.寫「悔過書」獲得全省監獄系統一等獎一次者,可減刑一天。

3.參加運動會獲得全監獄一等獎一次者,可減刑半天。

4.參加文藝演出獲得全監獄一等獎一次者,可減刑半天。

5.獲得全監獄年終評比「優秀服刑人員」稱號一次者,可減刑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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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這些「一天」,「半天」的減刑,都是建立在3年~5年的龐大漫長的分母基礎上的啊,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和遙不可及!中共就利用這些「優惠政策」,進行所謂的「寬大仁愛的教育改造」!!

以上所述,只是在中國大陸被囚禁被迫害的千萬個大法弟子所忍受的煉獄生活的冰山一角。而且著重從中共的柔性洗腦和精神禁錮的角度,對某省女子監獄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形,做了少許介紹和批露。至於司空見慣的體罰和肉體殘害,在世界其餘媒體已有大量報導,本文不再贅述。

具體到筆者本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世事的變遷,與中共當局的分歧也日益尖銳。後來本人憑著自己的努力,考入了中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併進入了中央媒體工作。可是由於政見的偏離,在台灣/民運/新疆/西藏/人權等諸多領域(尤其是結閤家庭經歷,對於法輪大法的真相進行了宣揚和聲援)均與中共當局背道而馳,由此招致了官方的嫉恨,並一再訴諸於打擊報復的實際行動。先後經歷了學術論文被無端判為舞弊/被迫轉換工作部門/強行辭退/電話威脅/警察騷擾/聚眾毆打等不公待遇和瘋狂迫害。最終為了精神自由和人身安全,毅然從中國大陸出逃,來到海外尋求安身立命之所。

作為一個在中共罪惡政策中沉浮數十載的「紅色家族」的第三代人,我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向世人講述中共的殘酷和無恥,聲討他們對國民的種種迫害,尤其是其對法輪大法弟子的喪心病狂的鎮壓。(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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