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秦川剑桥市报导) 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神州大地”﹐中国文化也与古老的传说与神话密不可分。中华古文化中有很多部分因为太“神”而不能为后人理解﹐被批评为不科学或过时了。反思我们的文化与传统﹐看看我们一颗“现代的”心能从传统中体会领悟多少真谛。十二月二日在哈佛燕京大礼堂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中国文化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讨论中国文化的平台。
中医过时了吗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历史研究所的刘士永以“中国医学传统与现代医学范型可能的对话关系”为题﹐讨论中医传统在现代医学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他讲到古人认为“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以及“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要成为一个好医生﹐不仅要记住药方、药理﹐还要“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诸子百家、无所不知﹔阴阳推步、奇门数术﹐无一不精”。
医生的行医方式如出诊、居家会诊等帮助医生对患者周围的物与人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医生的诊所通常是街谈巷议的场所﹐使医生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能及时掌握最新的社会动态﹐了解疾病发生的社会环境。中国医学传统中这种全面立体的医病方式显然是值得现代医生借鉴的。
在讨论中﹐有一位在中国大陆学习中医并行医多年的女士提到目前国内对中医诊所的管理尚不健全﹐在北京中医诊所的医生多为退休中医师或通过非正规教育培养的中医师﹐水平良莠不齐﹐有些人不讲医德﹐行医作假﹐打击了人们对中医的信心﹐破坏了中医的形像。
仁者成己爱人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为人之本，中文又以象形会意为主。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梁涛以“ 新出土竹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为题﹐从竹简中“仁”字的写法入手探讨传统文化对这个文人修身立命之首的认识。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出土。1998年5月，这批战国中晚期以前的儒家与道家佚籍及其释文由国家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批佚籍的公布，立即引起国际汉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迅速成为海内外人文学界的研究热点、焦点和前沿课题。这是因为老子、孔子及其后学之佚籍的问世，在一定意义上为学术界重新思考先秦学术思想史和楚国文化史提供了契机和新的资料。梁涛便是认真研读这批竹简的学者之一。
梁涛从竹简中发现古文的仁字有“ 上身下心”的写法。他认为字“从身从心”，即表示心中想着自己，思考着自己，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克己”、“修己”、“成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成就自己、实现自己、完成自己。在孔子看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篇）要真正“爱人”、影响他人，必须首先要“立己”、“正其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孔子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没有“立己”何以“立人”？不能“达己”又何能“达人”？这一思想后来被子思概括为：“成己，仁也。”（礼记 中庸）。
梁涛认为“使人爱己”和“爱人”还只是单向的，而“自爱”则是双向的，包括了“爱己”和“爱人”两个方面，它才是“仁”的真正内涵所在。如果说“从人从二”的“仁”字主要反映了人——我、关系的一面﹔那么，“从身从心”的“ ”字则更多反映了心——身、内在的一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仁”的完整内涵。孔子仁学正是从这一传统而来，包含了“成己”与“爱人”两方面内容。
摆脱不了的连坐
北大法律学院教授邓峰以“中华帝国的连带责任之分化与进化”为题﹐探讨了“连坐”这种因别人犯错而受惩罚的中国独特的律法现象。
邓峰谈到﹐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时期税收少﹐国家供养的官员数量很小﹐通常不超过六位数﹐国家机构的职能主要侧重在紧急突发事件的救助上。高度发达的法律系统对这样少数的官员有效地管理国家起到相当的辅助作用。
连坐制度在古代应用得很广﹐亲属连坐﹐官员得为其举荐的官员负责等。这种不严格区分个体责任的做法在当代也随处可见﹐如单位制度、期货市场的集体惩罚、要求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诸如门前三包或计划生育的事项负责等。
为他人行为负责﹐无形中在要求人们严格自律的同时﹐也要求别人的行为符合规范﹐显然与强调个人的自由与主权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现代的律法系统应加强甄别个人信息的科学管理。
历史悠久的玉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刘国祥可谓玉专家﹐他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发现的玉器是目前出土的最早玉器﹐已有八千年历史。他以‘中国玉文化起源发展与文明社会之诞生’为题向大家放映上百件玉器的照片﹐让人在叹为观止中体会这些精美剔透艺术品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
刘国祥谈到研究玉其实是一个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艺术、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的过程。“东方弄玉、西方弄金”﹐玉在中国不仅仅是艺术品﹐古代对玉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玉是神权、王权、财富、美德等的象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200多个字、词、成语和玉字有关，这种玉石的文化现象，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化干戈为玉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不琢不成器”等等。
文人的使命
由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黄万盛主持﹐复旦大学社会系教授孙中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郁振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秀丽及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参加的圆桌讨论进一步探讨了对传统的继承及文人的使命。
黄万盛教授强调最精致的学术研究通过最负责的媒体来传播最健康的文化是最理想的良性结构。反之﹐由粗糙的研究﹐通过浮躁的媒体的传播﹐则会造成鄙俗的大众文化。专家们也意识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导向及对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限制了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及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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