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0日訊】流血革命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談到了暴力再分配的革命問題。毫無疑問,從1 978年以來，整體上趨於保守，害怕流血。革命在保守主義思想史上沒有正當性，更別說合法性。
保守主義想和革命「離婚」也離不了。革命是無可奈何的，不得不的。如果要發生，只能盡量少流血，很少能做到不流血。不能因為恐懼流血就從正當性上否定革命，這是極端走火入魔的保守主義。要自覺地擁抱「惡」，要正視革命。而不是目前的保守主義所渲染的，革命就是萬丈深淵，就是世紀的末日。即使就是末日，我們也無可逃避，應該勇敢面對，不是手一揮高喊告別革命，革命就消失了。保守主義的啟蒙，很容易造就一個安全的假相，讓我們迷糊，而不知道災難即將來臨，也耽擱我們努力的時間。
除了在意識形態層面的革命之外，還有就是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線以下遭遇死亡時的革命。這種革命如果知識分子不在意識形態層面給與支持，通常被定性為叛亂和騷亂。成王敗寇，如果徹底顛覆成功，推翻了現政權，那麼知識分子就會在意識形態層面來事後塗脂抹粉。
在人民主權的話語下，由極權主義民主向立憲民主，我不認為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不需要有意識形態的革命，而是一個公法上的程序，或者普選和多黨制政治技術的實施。也就是即使發生了暴力革命，也是類似英國光榮革命那樣，沒有宗教意識形態內容的革命。也就是我取消了知識分子的革命權。相反我認為當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線以下遭遇死亡時，根據天賦生存權原則，有權進行革命或者採取類似革命的政治行動。為了生存而爆發的革命是正當合法的。也就是說我贊成當無可奈何的時候，必須用暴力重新分配財產。這是我在2002年3月份在《湘江法律評論》上發表的《暴力革命中的財產權》中，總結歷史上的革命得出的結論（http: //www.libertas2004.ne 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1）。
一個失去正義的國家，是黑暗的國家，是絕望的國家。這時候沒有人能夠用反思改革或者改革進入深水區提供的希望來給社會底層一個定心丸。這個定心丸經濟學家的理性能夠提供麼，知識分子全社會的共識能夠當飯吃麼？經濟改革把美好的憧憬打得粉碎，就造就了這樣的國家。
對於嚴重的社會危機，知識分子能夠用精密的學說去描述把握，而底層老百姓則只能宗教來表達其情緒。基督教和其他民間宗教的興起，就是社會危機的體現，還有儒家知識分子自娛自樂的儒家學說，要脫胎換骨成為儒教，也是這一危機的產物。當美國從「勞動與民主」的共和國開始關心文化政治或文化認同的時候，就是其內部危機的症候。
儒家保守主義的復興，到日後完全可能出現的「納粹中國」，都是為了轉移內部危機的政治舉措。當改革共識破裂以後，就是前革命階段。革命階段革命是必然的，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告別不了革命，能否做到「冷革命」，例如廣場政治和遊行示威，而不流血或者少流血。
底層老百姓，尤其是農民，從土地革命開始，為了一小塊土地為共產黨流血賣命，建國後由為了毛澤東的瘋狂，在大躍進和大饑荒前後死了幾千萬人，幾十年的工農業剪刀差，各種各樣的盤剝，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又被戶籍制度所奴役，為了生存，不得不在礦井中賣命。現在已經已有的蛋糕就要分完了，權貴資本主義又談什麼中國崛起，難免學納粹德國的資本家讓德國人民去當炮灰一樣，又要為國家利益和榮耀和一些小利益被騙去當炮灰。難道注定是當炮灰的料？注定是現代化祭壇的犧牲品？
人都是他媽生的，憑什麼底層老百姓就要是現代性食物鏈中的小蝦米？既然都要流血，為什麼不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少數人的血，比大多數人的血，是可以接受的，反正都要數人頭，那就越少越好。如果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可以帶來一個相對穩定的秩序，在都要流血的情況下，就是正當的。即使短暫，也是值得的。反正流老百姓的血更難帶來結束治亂循環，一樣要內戰。憑什麼就讓我們農民在現代性之下去流血流淚，而且被拋擲在黑暗中，不得喘息呻吟說話。
既然農民都要白白犧牲，革命至少可以造就一小部分農民子弟成為帝王將相，如此農民整體上總比一無所有好；既然財產權只能通過暴力革命然後由進行分贓，既然注定如此邪惡，既然只有土匪和強盜，那為什麼還繼續做無辜而善良的農民？
權貴資本家如今不「放血」，那末未來就流血。要麼就流血，要麼「放血」，二者必居其一。
自由主義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成？
自由主義是現代性的主要內容之一，從1849年到今天，它貫穿於整個近現代史，不管是以其本真的面具，還是異化的，例如極權主義的面具出現。整個近現代史，是自由主義的辨證發展史。所以自由主義高於歷史，高於時間，高於革命，高於改革。
1978年之後，共產中國由極權主義進入後極權主義，國家和社會開始分離，市民社會開始形成。借助於這一歷史形勢，自由主義浮出了水面，成為時代精神。
市場經濟成為自由主義的春藥，國家和社會的分離讓自由主義覺得立憲事業觸手可及，勝利在望。加上改革後的良好秩序與文革以及歷次政治運動帶來暴死的危險反差太大，人們於是衷心讚美改革，妖魔化改革之前的時代，進入黑白分明的精神世界之中，要麼社會主義，要麼自由主義。改革時期是被救贖的時間，有天堂的陽光照亮著，於是人們在改革死亡的彌留之際還充滿著希望，不見棺材不掉淚，死不回頭。
即使情形已經惡化，自由主義不能沉湎於過去美好的記憶和希望之中。我碰到的很多老一輩或者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用自己的生命體驗，真誠而苦口婆心地比較文革和改革，他們的這種比較是自然的，腳踏實地的，堅實的。這些說法可以作為改革之初的正當性論證。但是在人們徹底對改革失望以後，改革已經成為歷史騙局以後，這些說法很顯然是不合適宜。
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體驗，我不懷疑他們是理性的。可是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例如理性如斯的哈耶克，受到英國女王的接見，就陷入了迷狂，認為英國女王是當代最有智慧的人之一。還有例如我辦的一個案件，一個無辜受到政府迫害的犯人，當囚禁了十年之後，當政府無可奈何釋放了他，他走出監獄，最感謝的的是政府，是發自內心的感謝。我這裡的意思是說，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理性，也可能蒙蔽了一些東西。
蒙蔽了什麼？被拋入改革的強大磁場之中，他們總是說要珍惜當前的美好，可是這種珍惜的願望，往往把壞的事情也往好的地方想，有可能結果造成了病情沒有被及時診斷出來，耽誤了時機，斷送了病人的生命。
與他們不同，我們是文革後出生或者懂事的，沒有他們那一代的沉重的生命體驗。這對於我們來說，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就是容易看到改革中壞的一面，沒有那多的珍惜和留戀，該告別則告別；壞的是也容易輕浮，輕視他們的生命體驗，妖魔化改革。
如今的時代，並不是改革初期的憧憬，而是共識破裂後的火藥味。不要喋喋不休地和我們訴說，當初關於改革的夢想和美好記憶。不管如何，對我們訴說，計劃經濟時代糧票如何，改革時代物質如何豐盛，對我們沒有任何吸引力。老一輩生逢改革，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推動改革，也是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已經在歷史殿堂之中，可是也可能因此眼光被蒙蔽，走不出改革，看不到自由主義高於改革。對於他們來說，只能在改革大道上，要麼倒退，要麼前進，倒退就是社會主義，前進就是市場經濟，此外別無門路。
我們並不是被改革磁場捕獲的原子。對我們來說，後退到社會主義的「茶馬古道」，還是前進到資本主義的 「絲綢之路」，都不是我們的選擇。我們到了拋棄改革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另外開路。
有一點我們很肯定，就是我們沒有陷入輕浮。我們要求的不僅僅那麼多，例如告別糧票，告別計劃經濟，告別暴死的危險。我們要求的，是當局在社會契約中明白說的，親口對我們父輩所承諾的東西，例如平等和政治權利，並沒有節外生枝。這些是當局的歷史債務，向他們討債天經地義。很明顯，當局不肯履行債務，撕毀契約，老早以前就「預期違約」了，我們父輩是老好人，居於善良的心思，良好的願意，明知可能是騙局也委屈著。可是我們沒有老一輩與當局從文革一起走出來的共同感，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當局還債就是別囉嗦。
毫無疑問，自由主義附麗在經濟改革之上的希望和美好記憶，內在地自然而然有一層是超越改革的訴求，那就是希望通過改革來成就偉大的立憲事業，經濟改革僅僅是路徑。關鍵在於羊腸小道也斷裂了，自由主義就不應該是一個衰老的老人，靠記憶和喋喋不休的憶苦思甜來教誨我們，應該拿出自由主義鼻祖洛克他們的抵抗和公民不服從等維權精神來。
德國自由主義大師洪堡警告說，忽視影響到各項社會改革的必然性（notwendig keit），將會導致這項改革試圖傳播的那些價值的解體。當市場經濟刺激了自由主義者立憲慾望，豪情萬狀的時候，沒有想到理性啟蒙和目標，可能是提升當下現實，也可能因為距離太遠而被當下現實詆毀排斥。財產權的啟蒙和傳播很大程度是後者。財產權是對自由主義者最誘惑的一次調情和勾引，但也僅僅是調情和勾引。
自由主義者應該反思自己，找回自己的政治性，把自由主義當作立憲政治的哲學，而不是自足、封閉的體系。自由主義者想借助於市場經濟構建憲政的支柱或者基石的意圖是偉大的，但必然是悲劇。經濟改革整個就是把偉大的美好的毀滅掉的悲劇，整個看起來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樣，精神上飄飄欲仙，結果卻是留下可怕的身軀和死亡。
所以光光堅守我們的目標一點也不放鬆，是不妥當的，容易成為有刺的玫瑰，不合時宜。
自由主義是一個危險的旅程，需要大無畏的勇氣去搏鬥，去遭遇吸納它不喜歡的價值，去適當妥協適應不可改造的社會心理條件。所以要分清楚「應然」和「如何應然」是不同的，要區分韋伯所說的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不僅要堅守目標，還要考慮如何抵達目標。
立憲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基尼係數不能太大，造成社會合作條件的喪失。自由民主和貧富有極大關係，在一個貧富極端分化的社會之中，不可能確立起來。毫無顧忌別人的感受，把目標赤裸裸地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反而功未成身先死。可以判定的是，自由主義把財產權作為憲政基石已經喪失了良機，已經被權貴資本主義糟蹋了耽擱了。反正我們現在沒有了那種幸運，市場經濟帶來的自由和立憲的憧憬消失了。
用維權壓到市場和啟蒙
壞事都是權貴資本主義干的，而且還要當好人，把人冤枉殺了，還說是替天行道。權貴資本主義製造中國有歷史以來最巨大的不正義，然後還譴責民眾不理性，在搶光財產之後了，還要搶光民眾的喉嚨。從財產權到舌頭，都要箍制。所以現在頻頻出擊，左右開弓不僅封殺自由主義的網站，連新舊左派的一起幹掉。
當底層民眾不再抱有希望，還能用理性和共識來維繫希望？還談什麼扯淡理性維權、理性討薪。怨恨可以是理性和共識可以解決的？我很清楚地看到一個對立，知識分子和民眾的對立。知識分子指責民眾不理性、叛亂、騷動，而底層民眾指責知識分子道德敗壞。民眾處於啞巴吃黃連的位置，對於知識分子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這種對立，還表現為對革命作為財產權分配方式的正當性爭論。
如果儒教攀上了權貴資本主義，那麼還體現為基督教與儒教的宗教戰爭。基督教與革命、自由、平等在一起，而儒家與反革命、專制，提倡知識分子的政治領導權在一起。
權貴資本主義是改革的敵人，是人民的公敵，不是領導人，他們為了個人利益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國家，而且還要進一步摧毀國家，讓國家陷入水深火熱的內戰之中。目前讓他們放血，而不是補償他們，進行公正的再分配才是民族和國家的普遍利益。為自己贖買是要命不要錢，至少要把基本的社會保障做起來。
權貴資本主義不幹，就要姑息他們？否則改革就改不下去了？這樣的改革不要也罷。因為即使滿足了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慾望，那麼也是極端扭曲的改革，不但不會帶來和平、秩序，共同富裕，帶來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昌盛，相反可能是一兩百年的動亂和民族災難。
改革開放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於底層民眾之間的「農夫和蛇」的故事。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最肥的「寄生蟲」，我們還期待它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一個良好的社會卻是離不開精英，但是權貴資本主義確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們唯利是圖，沒有民族責任感，不斷背叛民族、國家，背叛改革，用宏大敘事甚至犧牲民族國家盡可能地讓自己獨食。其品質之敗壞，責任感之喪失，在人類歷史中數一數二。有歷史感的政治哲學家從來都沒有信任扶持過資本家，都是讓他們自己長大起來去和專製作鬥爭，然後大力鞭撻他們。很奇怪會把這種麻臉婆看作美女，看作精英，看作主導力量。明明是一隻中山餓狼，卻看成領頭羊。
張維迎的贖買論實際暗含了一個前提：權力結構既定。從這一點來說，只不過他自認為通過一種委婉的、統治階層能夠接受的方式來表述以達到曲線救國的目的。張維迎說，在當前有關改革的討論中，一些人全然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不考慮政策的激勵相容條件是否滿足，習慣於用烏托邦理想蠱惑人心，對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有害無益。權力結構正是改革要改掉的東西。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實現改變既定的權力結構，這是底線，也是改革的正當性來源，不能超越。如果權貴資本主義不幹，那麼不是去姑息他，而是去幹掉他們，革掉他們的命。我們假設一下，如果現在用專制好於無政府來維護「高壓鍋」，到了「高壓鍋」爆炸一天豈不更慘烈，代價更重？所以應該放棄「權力結構既定」原則，應該用維權和基督教去建設公民社會，培養未來承受震盪的抗震力。
張維迎自覺擁抱權貴資本主義是一種情形，還有一種情況是不自覺的情形。很多知識分子如今越來越保守，與權貴資本主義共鳴，因為擔心改革大船的沉沒，恐懼革命的來臨。在最危險的時候原來敵對的反而更容易抱成一團。這種抱成一團是基於無中生有的恐懼，自己把自己嚇的，而不是理性。這些人不自覺地排斥來自不可缺少的反對派，不可缺少的對抗，不可缺少的維權運動。
政治就是政治，是硬碰硬的東西，政治力量的對抗博弈。權貴資本主義才不管道義，市場經濟和啟蒙的力量有限。市場經濟和啟蒙的曲線救國是知識分子一廂情願的東西。
從中國青年報冰點事件的抗爭例子來看，對已有的改革成果的保障，不是深化改革走得通，而是維權運動才能做到。維權運動是繼續擴大改革開放已有的成果，只有從超越改革，才能保存改革的積極成果。維權運動才能為改革保留一些面子。所以需要的是對抗，而不是妥協，也不是贖買。
在革命尚未爆發之前，我們要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維權，一種遏制革命或者限制革命的現實行動。
政法系挽救自己
所謂的美國的共和和民主之爭，局限在司法審查與民主之間。在民主與精英之爭，從網絡上劉湧再審爭論開始，我堅守司法和法律應該佔據政治領導權的位置，政法系應該成為主導社會的精英，我並且認為自由主義要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時候，必須帶上法律的面具。在司法以外的行政和立法領域，我贊同民主，贊同大眾參與。共和主義和法治就是政法系掌握政治領導權，從而替代啟蒙政黨。
近些年作為改革開放主導的經濟學知識分子，在現實的控告下，被送上歷史道義法庭，遭受了無盡的辱罵。經濟學知識分子的權威，喪失殆盡。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起主導作用的精英，從文人，到經濟學家，到政法系，一個個沉淪。政法系褒貶不一，還沒最後倒塌。
知識分子作為理性的代名詞，要引導老百姓，首先要有權威。這個權威還不單純理性能夠提供的，更依賴於宗教、歷史、習俗、神話。要引導是首先具有權威，如果喪失就要挽救，而不是自我美化。越自我美化，越自我辯護，其權威越低，這就是張維迎這幾年來的軌跡。
由於改革的死亡，政法系逐漸被架上主導時代主持正義使命的火架。但是政法系的權威並不足完成這個使命，司法腐敗和作為政治刀把子的歷史負債，嚴重腐蝕了政法系的權威，所以政法系需要拯救自己。
政法系的自救，應該用全力參與維權運動，其前途不在於成為政界精英。在政界目前已有的成就，並不能走得太遠，啟蒙政黨不可能讓出政治領導權給政法系。例如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就在接受新京報採訪的時候，就潑過冷水。
政法系的前途不在廟堂，而在公民社會，而在草根。政法系應該從其他啟蒙知識分子立法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失敗中走出，地位由高高在上的代言人變為走入民間的代理人。
政法系通過維權運動的自救，也可能遏制經濟學家造成的歷史災難，從而也挽救經濟學家，從而也挽救整個知識分子的聲譽，彌合了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至今的衝突。不管是啟蒙政黨，例如國民黨或者其後裔，還是80年代的新啟蒙，都是一家人，而政法系卻是根本的突破，根本的變遷，是現代性的瓜熟蒂落。
讓改革去死吧，只有改革死了，才能保存住改革的積極成果。就像落葉必須腐化成泥土，才能新生。經濟精英主導的改革倒下了，法律精英主導的維權接力舉起了火把。
由改革時代進入民權或者維權時代：嶄新的時間要開始了。
(博訊2006年04月07日發表)(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