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0日訊】(美國之音記者：亞微2006年5月19日華盛頓報導)最近，美國加州的一位婦女把她原來工作的公司告上了法庭，因為她不堪忍受公司對銷售業績不佳的僱員採取打屁股等懲罰性措施。這位婦女提出，公司的做法構成性騷擾，給她造成了精神傷害。公司一方辯護說，這是其下屬分公司少數主管為了提高銷售額和員工士氣擅自採取的措施，與總公司無關，而且他們已經下令停止這種做法。但是，陪審團最後還是裁定這家公司向這位婦女支付170萬美元的賠償金。
*業績不佳者遭肉體懲罰*
2006年4月28號，加州弗雷斯諾郡一家法院做出一項裁決，下令生產家用警報器的Alarm One有限公司賠償原公司僱員珍尼特.奧蘭多(Janet Orlando)170萬美元。
這個案子的起因是Alarm One有限公司在加州弗雷斯諾郡的銷售分公司每天早上在僱員出去挨家挨戶推銷警報器之前都要召集僱員們開會。遲到的僱員或者銷售額不佳的僱員，管理人員就會讓這個人站到台前，當著眾人的面拍打他的屁股，並用粗話罵他。公司聲稱，它這麼做是為了提高銷售業績，鼓舞員工的士氣。
珍尼特.奧蘭多2003年10月開始在Alarm One有限公司弗雷斯諾分公司工作。她上班第一天就看見一位年輕的女僱員被主管人員打屁股。上班後不久，奧蘭多自己也經歷過同樣的遭遇。她告訴我們僱員被打的情形。
她說：“他們打我們的屁股，用不堪入耳的髒話罵我們。如果我們開會遲到了，或者沒有按照次序發言，他們就命令我們面對黑板站著，雙腿叉開，彎下身來，然後用競爭對手的招牌打我們的屁股。我一共挨打過三次，前兩次，我的屁股被打得又青，又腫，最後一次，他們用頂端開裂的鐵招牌打我，把我的屁股劃破。我到廁所裡用手巾紙才把血止住。”
*訴諸法律*
奧蘭多多次在同事面前被羞辱後，終於感到忍無可忍。她在2004年2月辭去了這份工作，並且在2004年12月，把Alarm One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她控告公司主管的這種做法對她構成了性騷擾、性侵犯以及嚴重的精神折磨。奧蘭多還說，這一事件發生之前，在Alarm One有限公司另外一個分公司，主管人員甚至強迫業績不佳的僱員戴尿布，吃嬰兒食物，並且向他們臉上投擲餡餅。
*總公司：不知情未同意*
Alarm One有限公司行政運營主管帕特里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承認，弗雷斯諾分公司的確發生過上述情況，但是他辯護說，事件發生時，總公司並不知情，直到2004年1月，弗雷斯諾分公司一位年輕女僱員因被打傷向總公司投訴後，他們才得知下屬分公司的這個情況，並且馬上採取行動制止了這種做法。
史密斯說：“2004年1月，我們接到弗雷斯諾分公司另外一位僱員的投訴後，馬上採取行動加以制止，並確保同類事情不再會在其它分公司發生。為了對有關事件進行調查，Alarm One有限公司還打電話給珍尼特.奧蘭多，向她瞭解弗雷斯諾分公司的情況，當時她已經不在那家公司工作了。在我們的調查人員向她詢問此事之後，她決定對Alarm One有限公司提起訴訟。”
帕特里克·史密斯表示，打人事件是弗雷斯諾分公司個別主管所為，總公司不支持這種做法。他說：“Alarm One有限公司從來都沒有用這種訓練方法來提高僱員的士氣，這是弗雷斯諾銷售分部少數幾位銷售主管自行的主張。他們決定用打屁股的方式懲罰那些開會遲到和不准時的僱員，這不是加強團隊合作精神的應有做法。”
*陪審團判決*
2004年2月，奧蘭多在Alarm One有限公司弗雷斯諾分公司工作四個月後因為無法忍受公司主管當眾羞辱僱員的做法而辭去了那裏的工作，然後在同年12月把該公司告上法庭。在奧蘭多之前，有幾位女僱員也曾經到法院上告Alarm One有限公司，但是最後都在法庭外得到了解決。
Alarm One有限公司也試圖和奧蘭多達成庭外和解，但是遭到拒絕。2004年4月28號，弗雷斯諾郡一家法院的陪審團做出裁決，令Alarm One有限公司賠償珍尼特。奧蘭多170萬美元。
*原告論據*
奧蘭多的代理律師尼古拉斯.瓦格納(Nicholas Wagner)介紹了原告方的論據。他說：
“被告方Alarm One有限公司聲稱，珍尼特.奧蘭多是自願參加公司的這一活動的，這一說法被我方駁回。我們向法庭證明，珍尼特.奧蘭多除了遵照公司主管的指令，走到台前被打外，沒有其他的出路。她擔心如果她不這麼做，會遭到報復或被他人取笑。對方還提出，男性僱員也被打屁股，只要公司一視同仁，那麼對女性僱員就不構成性騷擾。但是，陪審團認為，被告一方提出的論據無法接受。”
瓦格納律師說，他還請了專家證人到法庭上為奧蘭多一案作證。他說：
“我請了一位心理學家出庭作證，向法庭解釋公司的這個做法給珍尼特.奧蘭多造成的心理傷害有多大。她晚上常常會為此做惡夢。心理學家還說明工作場所的這種行為給女人造成的影響和給男人造成的影響有多麼不同。
“我們提出，公司開會大約有30到35人，其中百分之80是年齡在18歲到25歲的男性僱員，只有5位是女性僱員，而這5位女性當中，除了我的當事人是52歲以外，其餘都是20來歲的年輕人。當著這麼多年輕人，特別是年輕的男性僱員的面受到恥辱，對52歲的珍尼特。奧蘭多來說，是一件十分令人羞恥和丟臉的事。”
據瓦格納律師介紹，奧蘭多在這家公司受到恥辱後之所以沒有馬上提出訴訟是因為擔心工作會受到影響。
他說：“她提取銷售回扣，每個星期就能掙差不多2千美金，銷售業績非常好。她需要這筆錢來養活自己，並撫養年老的母親。由於她沒有大學文憑，而且已經50多歲了，因此能有一份工作對她來說很不容易。 除了公司每天早上的銷售會議之外，她還是喜歡這份工作的。但是，她最後達到了一個極限，再也無法忍受下去，因此就辭去了這份工作。”
*被告律師：僱員同意就不違法*
Alarm One有限公司的辯護律師龐綽.貝克(Poncho Baker)指出，公司為提高銷售額而採取上述做法，只要僱員都同意這麼做，就不構成違法。他說：
“如果公司對開會遲到的人採取的不是打屁股，而是讓他反穿褲子的懲罰性做法，只要沒有人反對，大家都同意這麼做，那麼這種行為就不屬於違法。在這個案子中，陪審員之所以裁定責任在Alarm One有限公司一方是因為他們認為珍尼特.奧蘭多是被迫的。”
貝克律師說，在訴訟Alarm One有限公司之前，奧蘭多曾經起訴過她以前的僱主–一家經銷汽車的車行，理由是受到性騷擾和精神折磨。她在那個案子中作證說，她所有的精神痛苦和工資損失都是那家車行造成的。這次她提起訴訟，把所有的問題又歸咎於Alarm One有限公司。貝克律師認為，陪審團給予奧蘭多的賠償金額非常不公平，也很不合理。
他說：“珍尼特.奧蘭多辭職一個月後，因為在商店偷竊兩次被捕，她銷售家用警報器的執照被吊銷。我在法庭上提出，即使她2月份不辭職，Alarm One有限公司也會在3月份解僱她，因為她當時已經失去在加州銷售警報器所必須的執照了。
“但是，陪審員還是判予她1萬美元作為工資損失，4萬美元作為今後的醫療費用，以便她可以拿這筆錢為她所說的精神傷害去看心理醫生和精神病醫生。奧蘭多作證說，她童年遭到過性騷擾，婚後又受到前夫的虐待和毆打。她的精神醫生也說，她一生都處於抑鬱之中。我認為，讓Alarm One有限公司承擔她所有的經濟負擔，這是不公平的，因為她本來就需要這些花費。另外，陪審團還判予她45萬美元，作為精神賠償，我認為，這個賠償有些過份了，她不該得到這麼多。”
*被告將上訴*
貝克律師談了這個案子涉及的法律問題。他說：
“我認為，這個案子涉及的一個法律問題是：法庭是否給予陪審團恰當的指令？我要求法庭給予陪審團的指令是，奧蘭多必須證明她因為自己是女性而受到了騷擾。但是，法官不願意給陪審團這樣的指令，他只是告訴陪審員，奧蘭多必須證明自己受到了性騷擾。我認為這個指令不恰當。我們會就這一點和賠償金的問題提出上訴。我認為，奧蘭多沒有證明她的確受到了傷害，也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她理應得到這筆賠償金。”
*判後雙方律師評議*
上面，我們介紹了加州婦女奧蘭多因原來的僱主Alarm One有限公司弗雷斯諾分公司對業績不佳的僱員採取打屁股的懲罰性做法，把公司告上了法庭，法庭判予她170萬美元的賠償金。奧蘭多的律師尼古拉斯.瓦格納認為，這個判決顯示了美國陪審團制度的成功。
他說：“在這個案子中，陪審員尊重法律，運用法律。他們對待陪審員的工作非常認真。審訊時，他們仔細地傾聽，像法官那樣，注意法庭上發生的一切，並審慎地審議，最後做出重要的裁決。在弗雷斯諾郡，陪審員每天只拿五美金的補助，這和不拿報酬一樣。”
被告Alarm One有限公司的律師龐綽.貝克也指出，從陪審員判決可以看出，他們對在工作場所出現這類行為感到非常厭惡。他提醒僱主應當從這個案子中吸取教訓。他說：
“他們首先應該學到是：不能在工作場所從事這類活動。即使大家都同意這麼做，也不能這麼做。即使只為了逗笑，即使不是故意傷害他人或令人難堪，他們也不能在工作場所打僱員。在當今的環境下，這種做法是不允許的。”
貝克律師表示，陪審團做出決定後，敗訴方可以在15天之內提出重審案子的要求。他說，他們會提出重審動議，要求法官根據所提交的證據，在懲罰性賠償金方面重新做出考慮。如果這個努力不成功，他們還有60天的時間提出上訴。貝克律師說，提出上訴後，法庭還要等12到18個月才能舉行聽審，因此奧蘭多的案子還遠沒有結束。
*奧蘭多：須停止虐待僱員*
珍尼特.奧蘭多本人對贏得這場訴訟感到欣慰。她說：“對方現在又提出來要和我庭外和解，我絕不會同意這麼做。他們提出支付我85萬美元的賠償，其中懲罰性賠償金15萬美元。但是，陪審團判予我170萬美元的賠償，懲罰性賠償就占120萬美元。我得到的賠償不應少於這個數字。”
奧蘭多表示，她打這場官司真正的目的還不是為錢，她要讓人們知道，工作場所這種虐待僱員的行為必須停止。她說：
“在美國，每天都有人因為遭受欺侮而死亡。工作場所虐待僱員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人們因為擔心失去工作而不敢站出來講話。他們應該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辯護。我這麼做的確要忍受很多羞辱，但是我一點不在乎，因為這件事涉及的不是錢的問題，我要讓人們知道，工作場所的這種行為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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