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日訊】（老倪是個裁縫，福建人，幹事麻利，特別熱情。我們是忘年交，看了《九評》，他感觸頗深，常常對我說：「我們家受共產黨的那個苦啊，唉！……」
一次閒暇之時，老倪喝著功夫茶，講出了他一家三代起伏波折的經歷。）
我家祖籍福州，是著名的僑鄉。原來是個富裕的家庭，很殷實，但到爺爺那一輩，開始敗落，爺爺有酗酒的毛病，把家裡的財產連喝帶糟蹋，都敗光了。
我父親兄弟四個，他是老大。我父親學習成績很好，考上了當時國民黨第一所海軍軍官學校，馬尾海軍軍官學校，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一邊上課，一邊掙錢，自給自足外，還省吃儉用補貼家用。但是由於家境貧寒，為了養家，剛上了一年，他就不得不輟學回家，給一個大洋行當夥計。因為他誠懇老實，很得老闆信任，一個月能掙十幾塊大洋，這在當時真是一筆大錢。
我二叔是當地的神童，因為家裡有些藏書，雖然沒有上過學，但11歲就自學成才，琴棋書畫無所不通，還在街面上幫人算賬掙錢，補貼家用。我父親工作的洋行老闆看中了他，要他去做事，幾年下來，年輕輕的他做到了管家。後來二叔立志從軍報國，考上了黃埔軍校上海分校，在學校裡很出名。
抗戰開始了，我二叔是國軍的骨幹，參加了淞滬抗戰，當時學校成立敢死隊，每個人分一個炸藥包去炸日本人的坦克，我二叔第一個報了名，負責成立敢死隊的將軍聽說後要見二叔，發現他不但學習成績很好，而且很有真才實學，將軍惜才，沒有讓他去，讓他當了隨軍參謀。抗日戰爭是非常血腥和殘酷的，當時我們村子裡和二叔一起去黃埔軍校的的5個人都成為了國軍的軍官，他們都十分英勇，除我二叔，都在長沙會戰中為國捐軀了。
三叔是個特殊的人，他很講義氣，黑白兩道朋友很多，甚至那時海盜分贓都不忘了孝敬他一份，但他從不把那些東西拿回家。
日本鬼子到了福州，滿街找花姑娘，光天化日姦淫擄掠，無所不為，三叔和一些地方武裝奮起反抗。一次，一個日本兵強姦婦女被三叔發現，他和朋友一起處決了這個鬼子，把他深深埋在了山上的一個大石頭下，這個日本鬼子的弟弟和他在同一個連隊，發現哥哥失蹤，就報告了上司，結果全體日本鬼子找了很多天也沒有找到，只好不了了之。
四叔那時年紀很小，在哥哥們的幫助下讀私塾，後來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他跟著二叔到了台灣，通過努力學習，做了政府的高級文官，這是後話。
俗話說「有兒貧不久」，雖然當時時局很動盪，但在幾個兒子的努力下，家裡漸漸恢復過來，我父母還開了一家小店，賣些雜貨。雖然日子不富裕，也有了一些家底。我們都盼著戰爭結束，全家團圓，我父親給每個弟弟在家裡都準備了一份家業，還幫助他們經營。
可是，這天一直也沒有來。共產黨卻來了。
父親老實，待人寬厚，朋友也多，其中有一個朋友是個律師，非常有遠見。他知道共產黨要來了，就勸父親把家產散掉，免得將來找麻煩。其實我自己家的財產不多，充其量也就是個中農，但因為兄弟們都不在，四個人的財產放在一個人的名下，當地主就富富有餘了。父親聽從了他的建議。到處找朋友把自己和兄弟們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房子、地和財產分給別人，直到自己成了貧農方才罷休。
這一招幫著我父親逃過了「土改」。可卻沒避開「鎮反」。工作組進了村，把每個人的檔案都查了個底朝天，我們家也自然逃不掉，因為二叔這層關係，我父親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每天要按要求自己到工作組辦公室去挨批鬥、挨打。一個月下來，父親從一個強壯的象牛一樣的漢子變得瘦弱不堪，幾乎把命送掉了。記得一天挨打回來父親連站著的力氣都沒有了，只能爬著回家，工作組才沒再打他，但要求他每天去派出所報到。
我們家鄰居是個老中醫，也是我們家的好朋友，他趕過來看了我父親的傷直搖頭，說「以前我都是醫病，這回我是醫命！」在他的幫助下，父親撿回了一條命，可是一直病病歪歪的。父親的內臟被打成內傷，每頓飯只能吃雞蛋大小的一團糯米飯，還得在火上反覆煨到爛熟才能吃。
在我印象中村幹部還是善良的，老村長不得不配合工作組，查我們家的檔案，看到讓父親受了那麼多苦，他很過意不去。村裡救濟貧困戶，老村長首先給了我30元錢和一笸籮米，叫我拿回家交給父親。
我母親早在1959年就去世了，那年她才39歲，我11歲。母親的去世完全是因為積勞成疾。那時父親被打壞後，她一個人拉著5個孩子，靠著當年賣家產剩下的一點錢一直挺到了那次大饑荒，可是大饑荒中實在是沒有什麼可吃的，就沒能熬過去。
共產邪黨當政後，三叔因為他和海盜有牽連被劃為四類分子投入監獄。他們監獄中主要的勞動是為當地駐軍供應大米，三叔在海上經驗豐富，做過船老大，又善於交際，所以得到了監獄警察的信任，對他看管就不那麼嚴了。在一次運輸過程中，他終於找到了擺脫共產邪黨的機會，和所有的夥計商量好，抓住時機駕船衝過了封鎖線，跑到了台灣。
我們兄弟姐妹5人，我在最中間，正好是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在我的記憶中，那段日子實在是很難過。父親在生產隊中只能算半個勞力，3.5分，生產隊長看我們家實在困難就給我們家4.5分。當時農村一個壯勞力全工分的情況下生活都很困難，而我們家半個勞力的工分得養六個人。
二叔在台灣通過各種渠道瞭解了父親的情況，召集在台灣的幾個弟弟，當時大家都不富裕，但二叔說，我父親為了這個家付出太多，弟弟們都受過他的幫助，所以大家一定要湊錢幫助他。所以每次過節，我們家都能接到從台灣轉到香港又轉回大陸的一筆錢。
二叔有才，在台灣本來大有作為，當時蔣經國組織特訓隊，選了二十位國民黨將領作為將來他內閣的候選人，二叔是其中一個。那個年代，台灣和大陸敵對得很厲害，國民黨也講政治可靠，二叔因為要照顧我父親，和大陸聯繫的事情被發現，所以仕途就到此為止，沒有再高昇。
說到寄錢，就不能不說說我三嬸，她是我三叔的原配夫人。她家的工分很多，雖不富裕，但日子比我家好過。有一次從台灣來的錢被她知道了。那時寄錢的事由三叔打理，三嬸抱怨三叔有錢不寄給她，就是周濟親屬也得由她當家，轉交才好。三叔作為犯人逃到台灣沒法帶上她，一直覺的很虧欠她。於是三叔就把三個叔叔想要幫助我父親的錢寄給了三嬸，由她轉交給我們。開始時清明寄的錢端午才拿到，端午寄的錢新年才看到，錢也被剋扣了很多，最後乾脆連錢都不給了。每次三叔寄錢時都有家信，為了隱瞞三叔寄錢的數目，這些信也都被三嬸扣下了。
因為看不到信，我們無法按時回信，而且回信中的內容也和來信對不上，台灣的親戚對此很不滿，說我們「只知道拿錢，不知道回信」。
靠著親人的接濟，我們5個孩子饑一頓飽一頓的長大了。原以為孩子長大就有好日子了，可是作為反革命分子的家屬，我們幾個孩子根本就找不到事做，1974年，我那滿身是病的父親在61歲的時候離開了人世，那年我27歲。
我大哥是個老實巴交的人，不太管事情，所以我就挑起了大梁，學徒當裁縫，當時人們做衣服簡單，我很快就把基本的活計學會，還自己設計了一些款式很受歡迎，但是家裡還是窮，最可怕的是在共產黨的長期壓迫下感到沒有希望。我省吃儉用和幾個朋友湊了1000元，買通了一個船主，準備用他的船偷渡台灣，和弟弟一起找三叔謀些生計。
當時有一共有四個人，偷渡很順利，但船主要我們必須回來一個人把他的船開回來，為了讓弟弟他們能去台灣，我冒著生命危險把船主的船開了回來，放棄了偷渡的機會。弟弟到了馬祖島，和三叔聯繫上，為了叫三個人都留下，他們假稱是兄弟，由三叔擔保他們留在台灣。據說那時對三叔來講那也是很大膽的事情。
可是節外生枝，就在這時候，我那個三嬸也偷渡到了馬祖島，因為在中共極端的統治下三嬸已經變態了，就為了親戚之間的矛盾，寧可自己得不著好，也不肯讓別人得好。她揭發我弟弟和那兩個人說假話，結果她自己和我的弟弟以及那兩個朋友都被遣送回大陸。台灣海軍把軍艦開到台海邊界，放下一個舢板，把我的弟弟和那兩個朋友放上去。
看到共產黨的軍艦開過來，我弟弟實在承受不住回去後所要面對的絕望，更不願承受中共的迫害，一頭紮下舢板。另兩個人也都跳了海，他們被台灣海軍救了起來，可是我弟弟一心求死，使勁向下潛，就再也沒有浮上來……
我那時正在家處理偷渡後的事情，村幹部拿我這個反革命窮崽子沒什麼辦法，於是到我家把值錢的東西和現金搜刮乾淨了事。聽到弟弟的消息，我跑到海邊嚎啕大哭，我辛辛苦苦掙錢幹什麼呀？家裡窮，我們總是看著那些好吃好喝的流口水，有這點錢還不如給他買點好吃的，總比送他進棺材強。
我再不想留在國內，雖然那是我的家鄉，共產邪黨的統治給了我太多的痛苦，歷經波折我來到了加拿大，用我的裁縫手藝買了房子，養活了一大家子人，現在我兒子都結婚了。
（說到這裡老倪喘了一口氣，輕鬆的笑了。
我問他：您現在身體還好吧。
老倪說：以前因為長期勞累，得不到休息，腰一直直不起來，很痛，1998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得到了《轉法輪》，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修煉改了我的火爆脾氣，處處與人為善，結果腰也不痛了，身體也好多了，見到我的人都羨慕老倪有福氣。
我又問道：現在和親人們還有聯繫嗎？
老倪說：聯繫不太多，一切都過去了，我感謝親友在困難中對我全家的幫助，也原諒了所有矛盾中的人和事，在那個窮苦的年代，在共產邪黨的統治下，那些事情都是苦出來的。就說我三嬸吧，簡直是被共產黨給逼瘋了，才連思維都不正常。誰不願意大家和和睦睦的過好日子呢？
我默然的坐在那裡，心中生出一種悵然的感覺。加拿大初夏的風微微吹過，帶著陣陣楓葉的清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