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日讯】（老倪是个裁缝，福建人，干事麻利，特别热情。我们是忘年交，看了《九评》，他感触颇深，常常对我说：“我们家受共产党的那个苦啊，唉！……”
一次闲暇之时，老倪喝着功夫茶，讲出了他一家三代起伏波折的经历。）
我家祖籍福州，是著名的侨乡。原来是个富裕的家庭，很殷实，但到爷爷那一辈，开始败落，爷爷有酗酒的毛病，把家里的财产连喝带糟蹋，都败光了。
我父亲兄弟四个，他是老大。我父亲学习成绩很好，考上了当时国民党第一所海军军官学校，马尾海军军官学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一边上课，一边挣钱，自给自足外，还省吃俭用补贴家用。但是由于家境贫寒，为了养家，刚上了一年，他就不得不辍学回家，给一个大洋行当伙计。因为他诚恳老实，很得老板信任，一个月能挣十几块大洋，这在当时真是一笔大钱。
我二叔是当地的神童，因为家里有些藏书，虽然没有上过学，但11岁就自学成才，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还在街面上帮人算账挣钱，补贴家用。我父亲工作的洋行老板看中了他，要他去做事，几年下来，年轻轻的他做到了管家。后来二叔立志从军报国，考上了黄埔军校上海分校，在学校里很出名。
抗战开始了，我二叔是国军的骨干，参加了淞沪抗战，当时学校成立敢死队，每个人分一个炸药包去炸日本人的坦克，我二叔第一个报了名，负责成立敢死队的将军听说后要见二叔，发现他不但学习成绩很好，而且很有真才实学，将军惜才，没有让他去，让他当了随军参谋。抗日战争是非常血腥和残酷的，当时我们村子里和二叔一起去黄埔军校的的5个人都成为了国军的军官，他们都十分英勇，除我二叔，都在长沙会战中为国捐躯了。
三叔是个特殊的人，他很讲义气，黑白两道朋友很多，甚至那时海盗分赃都不忘了孝敬他一份，但他从不把那些东西拿回家。
日本鬼子到了福州，满街找花姑娘，光天化日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三叔和一些地方武装奋起反抗。一次，一个日本兵强奸妇女被三叔发现，他和朋友一起处决了这个鬼子，把他深深埋在了山上的一个大石头下，这个日本鬼子的弟弟和他在同一个连队，发现哥哥失踪，就报告了上司，结果全体日本鬼子找了很多天也没有找到，只好不了了之。
四叔那时年纪很小，在哥哥们的帮助下读私塾，后来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他跟着二叔到了台湾，通过努力学习，做了政府的高级文官，这是后话。
俗话说“有儿贫不久”，虽然当时时局很动荡，但在几个儿子的努力下，家里渐渐恢复过来，我父母还开了一家小店，卖些杂货。虽然日子不富裕，也有了一些家底。我们都盼着战争结束，全家团圆，我父亲给每个弟弟在家里都准备了一份家业，还帮助他们经营。
可是，这天一直也没有来。共产党却来了。
父亲老实，待人宽厚，朋友也多，其中有一个朋友是个律师，非常有远见。他知道共产党要来了，就劝父亲把家产散掉，免得将来找麻烦。其实我自己家的财产不多，充其量也就是个中农，但因为兄弟们都不在，四个人的财产放在一个人的名下，当地主就富富有余了。父亲听从了他的建议。到处找朋友把自己和兄弟们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房子、地和财产分给别人，直到自己成了贫农方才罢休。
这一招帮着我父亲逃过了“土改”。可却没避开“镇反”。工作组进了村，把每个人的档案都查了个底朝天，我们家也自然逃不掉，因为二叔这层关系，我父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每天要按要求自己到工作组办公室去挨批斗、挨打。一个月下来，父亲从一个强壮的象牛一样的汉子变得瘦弱不堪，几乎把命送掉了。记得一天挨打回来父亲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爬着回家，工作组才没再打他，但要求他每天去派出所报到。
我们家邻居是个老中医，也是我们家的好朋友，他赶过来看了我父亲的伤直摇头，说“以前我都是医病，这回我是医命！”在他的帮助下，父亲捡回了一条命，可是一直病病歪歪的。父亲的内脏被打成内伤，每顿饭只能吃鸡蛋大小的一团糯米饭，还得在火上反复煨到烂熟才能吃。
在我印象中村干部还是善良的，老村长不得不配合工作组，查我们家的档案，看到让父亲受了那么多苦，他很过意不去。村里救济贫困户，老村长首先给了我30元钱和一笸箩米，叫我拿回家交给父亲。
我母亲早在1959年就去世了，那年她才39岁，我11岁。母亲的去世完全是因为积劳成疾。那时父亲被打坏后，她一个人拉着5个孩子，靠着当年卖家产剩下的一点钱一直挺到了那次大饥荒，可是大饥荒中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没能熬过去。
共产邪党当政后，三叔因为他和海盗有牵连被划为四类分子投入监狱。他们监狱中主要的劳动是为当地驻军供应大米，三叔在海上经验丰富，做过船老大，又善于交际，所以得到了监狱警察的信任，对他看管就不那么严了。在一次运输过程中，他终于找到了摆脱共产邪党的机会，和所有的伙计商量好，抓住时机驾船冲过了封锁线，跑到了台湾。
我们兄弟姐妹5人，我在最中间，正好是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我的记忆中，那段日子实在是很难过。父亲在生产队中只能算半个劳力，3.5分，生产队长看我们家实在困难就给我们家4.5分。当时农村一个壮劳力全工分的情况下生活都很困难，而我们家半个劳力的工分得养六个人。
二叔在台湾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父亲的情况，召集在台湾的几个弟弟，当时大家都不富裕，但二叔说，我父亲为了这个家付出太多，弟弟们都受过他的帮助，所以大家一定要凑钱帮助他。所以每次过节，我们家都能接到从台湾转到香港又转回大陆的一笔钱。
二叔有才，在台湾本来大有作为，当时蒋经国组织特训队，选了二十位国民党将领作为将来他内阁的候选人，二叔是其中一个。那个年代，台湾和大陆敌对得很厉害，国民党也讲政治可靠，二叔因为要照顾我父亲，和大陆联系的事情被发现，所以仕途就到此为止，没有再高升。
说到寄钱，就不能不说说我三婶，她是我三叔的原配夫人。她家的工分很多，虽不富裕，但日子比我家好过。有一次从台湾来的钱被她知道了。那时寄钱的事由三叔打理，三婶抱怨三叔有钱不寄给她，就是周济亲属也得由她当家，转交才好。三叔作为犯人逃到台湾没法带上她，一直觉的很亏欠她。于是三叔就把三个叔叔想要帮助我父亲的钱寄给了三婶，由她转交给我们。开始时清明寄的钱端午才拿到，端午寄的钱新年才看到，钱也被克扣了很多，最后干脆连钱都不给了。每次三叔寄钱时都有家信，为了隐瞒三叔寄钱的数目，这些信也都被三婶扣下了。
因为看不到信，我们无法按时回信，而且回信中的内容也和来信对不上，台湾的亲戚对此很不满，说我们“只知道拿钱，不知道回信”。
靠着亲人的接济，我们5个孩子饥一顿饱一顿的长大了。原以为孩子长大就有好日子了，可是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我们几个孩子根本就找不到事做，1974年，我那满身是病的父亲在61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那年我27岁。
我大哥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不太管事情，所以我就挑起了大梁，学徒当裁缝，当时人们做衣服简单，我很快就把基本的活计学会，还自己设计了一些款式很受欢迎，但是家里还是穷，最可怕的是在共产党的长期压迫下感到没有希望。我省吃俭用和几个朋友凑了1000元，买通了一个船主，准备用他的船偷渡台湾，和弟弟一起找三叔谋些生计。
当时有一共有四个人，偷渡很顺利，但船主要我们必须回来一个人把他的船开回来，为了让弟弟他们能去台湾，我冒着生命危险把船主的船开了回来，放弃了偷渡的机会。弟弟到了马祖岛，和三叔联系上，为了叫三个人都留下，他们假称是兄弟，由三叔担保他们留在台湾。据说那时对三叔来讲那也是很大胆的事情。
可是节外生枝，就在这时候，我那个三婶也偷渡到了马祖岛，因为在中共极端的统治下三婶已经变态了，就为了亲戚之间的矛盾，宁可自己得不着好，也不肯让别人得好。她揭发我弟弟和那两个人说假话，结果她自己和我的弟弟以及那两个朋友都被遣送回大陆。台湾海军把军舰开到台海边界，放下一个舢板，把我的弟弟和那两个朋友放上去。
看到共产党的军舰开过来，我弟弟实在承受不住回去后所要面对的绝望，更不愿承受中共的迫害，一头扎下舢板。另两个人也都跳了海，他们被台湾海军救了起来，可是我弟弟一心求死，使劲向下潜，就再也没有浮上来……
我那时正在家处理偷渡后的事情，村干部拿我这个反革命穷崽子没什么办法，于是到我家把值钱的东西和现金搜刮干净了事。听到弟弟的消息，我跑到海边嚎啕大哭，我辛辛苦苦挣钱干什么呀？家里穷，我们总是看着那些好吃好喝的流口水，有这点钱还不如给他买点好吃的，总比送他进棺材强。
我再不想留在国内，虽然那是我的家乡，共产邪党的统治给了我太多的痛苦，历经波折我来到了加拿大，用我的裁缝手艺买了房子，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现在我儿子都结婚了。
（说到这里老倪喘了一口气，轻松的笑了。
我问他：您现在身体还好吧。
老倪说：以前因为长期劳累，得不到休息，腰一直直不起来，很痛，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转法轮》，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改了我的火爆脾气，处处与人为善，结果腰也不痛了，身体也好多了，见到我的人都羡慕老倪有福气。
我又问道：现在和亲人们还有联系吗？
老倪说：联系不太多，一切都过去了，我感谢亲友在困难中对我全家的帮助，也原谅了所有矛盾中的人和事，在那个穷苦的年代，在共产邪党的统治下，那些事情都是苦出来的。就说我三婶吧，简直是被共产党给逼疯了，才连思维都不正常。谁不愿意大家和和睦睦的过好日子呢？
我默然的坐在那里，心中生出一种怅然的感觉。加拿大初夏的风微微吹过，带着阵阵枫叶的清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