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31日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康生原定要對”教條主義份子”和”莫斯科反對派”(“左傾機會主義份子”、”妥協份子”、”投降份子”)的活動進行討論，現在延期了。我問康生，計劃何時進行這一運動。他說，根據中共中央主席的指示，運動已不定期地推遲了。
毛澤東善於利用當前形勢來進行投機。國共之間存在著敵對狀態—他對這一點不是早就敲過警鐘了嗎？那幾乎成了中共悲劇的事件，不就充份證明了他以前的所有講話是正確的嗎？
正在向全體黨員大力灌輸這種蠱惑人心的宣傳。毛澤東儼然以先知的角色出現。沒有他，共產黨就必然會垮台。可是，隻字不提蘇聯的調停，其實，正是這種調停才挽救了特區。
毛澤東的影響在擴大。他已成為一個英明的領袖，對他的英明是不容懷疑的。
周恩來在他的講話中，儘管很膽怯，提出了最好與重慶和平解決問題的想法。周不敢公開說出來，但他的言外之意是：有必要尋求和平解決危機的機會；不應進一步惡化與國民黨的關係。可是，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周是毫不躊躇地、堅定地聽從毛澤東的。他不加掩飾地承認，他在武漢時期的政策是錯誤的，並把他的錯誤說成是”投降和右傾機會主義”。他打算講一講這些問題。而且直到現在，他也從不放過一個機會，一再地說他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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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沒有機會見到博古，不了解他目前的立場。
很可能他也會改變立場，人們的處境很難，要堅持是有困難的。毛的政治欺騙是靠特區的黨政機構來實現的。毛的反對派沒有機會訴諸黨員。所有的渠道都被堵死了。只能通過一個途徑傳出消息—就是毛的支持者在無恥地對黨政積極份子進行思想灌輸。這樣，王明派和國際主義份子在黨的面前，一般都被描繪成革命的敵人，人民的敵人，新四軍潰敗的”罪魁禍首”。把所有的一切—戰友的犧牲、飢荒、災害和時疫—都歸罪於他們。並非人人都能經得住像黨這樣一個集體的譴責，而這恰恰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1943年9月3日
今年，尤拉上一年級，波利亞要上三年級了。我不在家的這些日子裡，恐怕孩子們都長大了。1938、1939、1940和1941年，我大部份時間都離家在外。再加上現在這次遠行，誰知道這次又要多長時間？
1943年9月6日
六、七、八三個月中，”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靠後放了。每一個人，不論是青年還是老年人，都忙於清查”特務”，或交代自己的問題。
一個改造”特務”的運動，在毛澤東和康生的指示下開展起來了。用來改造他們的，還是這”二十二個文件”。
延安的黨和軍隊幹部，又在賣勁地死記硬背這些文件了。
毛澤東對我說：”你們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心理了解得太少了。”他勸我像尤任那樣，多讀些中國舊小說，這會有助於我對整風和特區其他方面發生的事作出正確估價。
馬海德同我們客客氣氣，而且滿不在乎地裝作是我們中間的一員。
他的妻子蘇菲很輕浮，很難說這是她的性格，還是受她丈夫指使。她跟男人混得很不錯，應承他們求愛的表示。現在，她正在和我們的報務員調情。(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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