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31日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康生原定要对”教条主义份子”和”莫斯科反对派”(“左倾机会主义份子”、”妥协份子”、”投降份子”)的活动进行讨论，现在延期了。我问康生，计划何时进行这一运动。他说，根据中共中央主席的指示，运动已不定期地推迟了。
毛泽东善于利用当前形势来进行投机。国共之间存在着敌对状态—他对这一点不是早就敲过警钟了吗？那几乎成了中共悲剧的事件，不就充份证明了他以前的所有讲话是正确的吗？
正在向全体党员大力灌输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毛泽东俨然以先知的角色出现。没有他，共产党就必然会垮台。可是，只字不提苏联的调停，其实，正是这种调停才挽救了特区。
毛泽东的影响在扩大。他已成为一个英明的领袖，对他的英明是不容怀疑的。
周恩来在他的讲话中，尽管很胆怯，提出了最好与重庆和平解决问题的想法。周不敢公开说出来，但他的言外之意是：有必要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机会；不应进一步恶化与国民党的关系。可是，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周是毫不踌躇地、坚定地听从毛泽东的。他不加掩饰地承认，他在武汉时期的政策是错误的，并把他的错误说成是”投降和右倾机会主义”。他打算讲一讲这些问题。而且直到现在，他也从不放过一个机会，一再地说他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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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没有机会见到博古，不了解他目前的立场。
很可能他也会改变立场，人们的处境很难，要坚持是有困难的。毛的政治欺骗是靠特区的党政机构来实现的。毛的反对派没有机会诉诸党员。所有的渠道都被堵死了。只能通过一个途径传出消息—就是毛的支持者在无耻地对党政积极分子进行思想灌输。这样，王明派和国际主义份子在党的面前，一般都被描绘成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新四军溃败的”罪魁祸首”。把所有的一切—战友的牺牲、饥荒、灾害和时疫—都归罪于他们。并非人人都能经得住像党这样一个集体的谴责，而这恰恰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943年9月3日
今年，尤拉上一年级，波利亚要上三年级了。我不在家的这些日子里，恐怕孩子们都长大了。1938、1939、1940和1941年，我大部分时间都离家在外。再加上现在这次远行，谁知道这次又要多长时间？
1943年9月6日
六、七、八三个月中，”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靠后放了。每一个人，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人，都忙于清查”特务”，或交代自己的问题。
一个改造”特务”的运动，在毛泽东和康生的指示下开展起来了。用来改造他们的，还是这”二十二个文件”。
延安的党和军队干部，又在卖劲地死记硬背这些文件了。
毛泽东对我说：”你们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理了解得太少了。”他劝我像尤任那样，多读些中国旧小说，这会有助于我对整风和特区其他方面发生的事作出正确估价。
马海德同我们客客气气，而且满不在乎地装作是我们中间的一员。
他的妻子苏菲很轻浮，很难说这是她的性格，还是受她丈夫指使。她跟男人混得很不错，应承他们求爱的表示。现在，她正在和我们的报务员调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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