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6日訊】近期，有兩位香港女記者先後獲得了國際性的新聞獎項：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麥燕庭獲得了美國視覺藝術家協會頒布的「捍衛言論自由獎」，香港《南華早報》記者劉曉欣獲得了歐盟新聞獎。這兩位女記者是香港新聞界的驕傲，是柔弱勝剛強的香港新聞界的女性工作者們當中的傑出代表。
位於美國加州的視覺藝術家協會，成立於一九八五年，起初只是一個服務視覺藝術家的非盈利的組織。一九八九年，該協會奮起聲援天安門學生運動、譴責天安門大屠殺，並在其宗旨中加入人權、藝術表達自由的內涵。我曾經訪問過該協會，會見了協會的共同主席劉雅雅女士。劉雅雅也是一位來自香港的移民，她並沒有在中國大陸生活過，而且在美國從事的是經濟方面的工作，但她卻對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牽腸掛肚。
二零零七年，視覺藝術家協會將「捍衛言論自由獎」授予麥燕庭女士，可謂實至名歸。麥燕庭曾擔任香港記協主席長達五年時間，一直與香港新聞界同仁一起捍衛新聞自由。我在訪問香港的時候，曾經與之會面。當時，在場的還有被中共抓捕入獄的香港記者程翔的太太劉敏儀、《開放》雜誌的執行編輯蔡詠梅等人。我們一起談到香港新聞自由岌岌可危的現狀，並探討了如何營救程翔以及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的一些具體舉措。
這一次，麥燕庭女士到美國領獎，恰好是「六‧四」十八週年前夕。經天安門學生領袖周鋒鎖的安排，我們又在舊金山重逢。在六月三日晚上，我和麥燕庭一起作為特邀嘉賓，在舊金山紀念「六‧四」十八週年的活動中發表演講。麥燕庭以具體的數字說明香港媒體高層正主動或被動地「上繳」言論空間、以換取政治舞台，她指出：「現在在香港十八家報紙當中，有半數傳媒老闆接受中國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的委任，另外有四個報紙傳媒的老闆是中國政府領導人的好朋友。在電子傳媒方面，在八家電子傳媒當中，有五家老闆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由此看出傳媒生態很不健康，因為傳媒老闆已經『赤化』了。」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麥燕庭正好在天安門廣場採訪。那一段經歷她永遠也忘不了，也使得她對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矢志不渝。她回憶說：「當時，我在北京採訪一個多月，我曾經面對一種情況，當地市民對香港記者很尊敬、也很保護，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我們把真實情況向世界披露，令我很感動。每次想起都覺得——活在沒有自由的世界的人們多麼慘！那時候我就說過，希望香港以後不要變成這個樣子，如果能盡一點力的話，我希望能盡到這一點力。」可是，如今香港正在朝著這一可悲的方向發展。麥燕庭呼籲全世界的有識之士們逆流而上，共同呵護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環境，抵抗香港「大陸化」的趨勢。
歐盟新聞獎的得主劉曉欣，也是香港新聞界的一位「巾幗英雄」，她因發表在《南華早報》上的關於中國南方村民試圖罷黜村長的報導而獲獎。歐盟新聞獎創立於一九九二年，是為了紀念歐盟前發展專員、人權的積極維護者洛倫索‧納塔利。二零零七年的歐盟新聞獎受到空前關注，來自一百六十五個國家的一千五百二十九名候選人被提名，是有史以來競爭最激烈的一年。劉曉欣是獲得這一獎項的第一位華人。在頒獎儀式上，歐盟發展和人道援助專員路易‧米歇爾表示，「沒有民主，沒有新聞自由，發展就不可能持續」。
二零零五年，廣州市郊區太石村農民勇敢地站出來揭發村長的腐敗，要求罷免村長並舉行抗議。在抗議中，村民同警方衝突，許多支持村民維權者被打傷。劉曉欣到太石村採訪，亦遭到當地政府僱傭的「保安」的毆打。此一事實充分說明：中共當局已經赤裸裸地「黑社會化」。統治階層無法運用體制內的資源合法、合理地解決問題，政府不僅不能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反而親自參與對弱勢群體的掠奪。太石村事件至今仍然未能最後解決，官民衝突仍然沒有劃上句號。
劉曉欣在關於太石村事件的報導中寫道：「村民們指責村長為自己撈錢，他們要求在律師的幫助下以和平方式重新選舉。政府派出了一千多名警察對付二千名村民，警方強迫村民簽署收回自己要求的聲明，以阻止重新選舉。不肯聽命的人被投入監獄，太石村也被封鎖起來。」幾經周折，劉曉欣成功地與一名法國記者一起進了村。因為村民害怕，與她交談的人不多。劉曉欣也受到警察及保安的毆打和辱罵。
四十八歲的劉曉欣發現，雖然太石村與香港相距不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但太石村與香港幾乎就是兩個世界，難道這就是「一國兩制」嗎？難道太石村的村民就必須生活在一個沒有法治和人權的惡劣環境之下嗎？劉曉欣評論說：「政府如此強硬地進行干預，是因為它擔心太石村事件會成為地區動盪的起因。」但是，政府卻漠視社會不公正的現狀：「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村民們抗議說，有這麼多的工廠，但他們沒有錢，甚至不能送孩子上學。」中國的領導人是否思考過：靠一味打壓就能維護所謂的「穩定」嗎？
在香港的女記者中，有「牛犢頂橡樹」的勇氣的並不僅僅是麥燕庭和劉曉欣兩人。「牛犢頂橡樹」是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自傳的名字，亦是他對自己一生事業的形象的比喻。牛犢力量有限，橡樹者樹大根深，牛犢頂橡樹似乎是愚公移山一般的、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努力。但是，牛犢鍥而不捨地頂橡樹，這一行為本身便標識出一種道義尺度，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香港電視主持人張寶華便是這樣的不畏強權的「牛犢」。
幾年前，當我第一次訪問香港的時候，我在香港光華文化中心的會議室中接受過張寶華的一次採訪。其實，我早就想見見她了，她就是那個當面追問江澤民說「中央是否挺董」，而遭到江主席破口大罵的女記者。因為被「今上」辱罵，張寶華亦一舉成名而為天下知。我在網絡上的那段廣泛流傳的江主席罵人的視頻中，只見江主席青筋暴起、唾沫橫飛的王者之風，卻不見被如此「修理」的女記者的半邊倩影。
此次一見之下，我才大吃一驚：張寶華原來如此年輕、美麗和嬌小！她款款走過來同我握手，抱歉地說：「我的國語不太靈光，請多包涵。」看上去就像是一位鄰家清純的高中女孩。我不禁想，江主席口口聲聲說與美國大牌記者華萊士如何談笑風生，這似乎是其「尊老」的美德，但他不會不知道中國人除了「尊老」之外，還應該「愛幼」吧？以年齡而論，江主席足以當上張寶華的爺爺了，他為何連一個小女孩都不能寬容呢、非要辱罵說「你太年輕，太愚蠢」？
張寶華卻不願我「小看」她，我們便比較起年齡來。不比不知道，原來我們竟然是同年。雖然看上去像是弱不禁風的林妹妹，她卻早已是香港有限電視的高級記者，做起採訪來迅速就體現出一流的職業素質。她所問的問題全都切中肯綮，我的回答也讓她頗為滿意。採訪完成之後，我們還一起照了一張合影，我開玩笑說：「大概我們兩個人是中宣部最不喜歡的兩個人吧！」窗外是美麗的維多利亞海灣，在碧海藍天之畔與「童言無忌」的張寶華交談，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情。張寶華告訴我，她的第一本書就快要出版了，這本書中記載了她從事新聞事業的苦與樂，當然也包括那次與「江爺爺」發生衝突的來龍去脈。
不久之後，我收到了張寶華托朋友帶給我的兩本著作《新聞背後》和《兩岸追蹤》，其中還收入了對我的採訪筆記。她說她很敬佩中國大陸「脖子硬硬」的知識分子們，其實她本人何嘗不是如此？張寶華是香港新聞界少數敢於觸及「雷區」、打破了人們逐漸習慣的「潛規則」的記者。比如，她採訪了被中共貶斥為「台獨教父」的台灣前總統李登輝，這可不是一般的香港記者敢於涉及的領域。難怪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林和立形容張寶華為「學養與拚搏精神兼備的新聞鐵蝴蝶」。也許，有朝一日，張寶華會成為香港新聞界的法拉奇呢。
我還多次見過香港新聞界另外一位風雲人物，她就是曾經擔任香港記者協會主席的現任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劉慧卿堪稱香港歷史上遭到親共媒體攻擊最多的人士之一，她所受到的辱罵大概僅次於末代港督、被中共定義為「千古罪人」彭定康。劉慧卿受到鋪天蓋地的辱罵的原因，其實不過是她從台灣訪問歸來之後說了一句「台灣人民可以選擇自己的命運」罷了。在言論自由的香港，為何不能說出此種個人看法來呢？
沒有想到，這句話立刻捅了馬蜂窩。親共媒體齊聲辱罵劉慧卿是香港的「台獨分子」、「洋人的走狗」、「非中國人」，恨不得將用唾沫將她淹沒。然而，更沒有想到，中共越是辱罵劉慧卿，香港民眾越是欽佩她。離開新聞界之後，劉慧卿立即投身香港民主運動，參與組建香港民主派團體「前線」，並競選立法會議員。結果，她以高票當選，讓那些本以為她已經「聲名狼藉」的共仔們氣得七竅生煙。他們發現「文攻」沒有效果，便發起了「武鬥」：不久之後，劉慧卿的辦事處遭人縱火，外牆被人用藍色筆寫上「所有的漢奸都要死」的恐嚇字句。很顯然，這是中共驅使黑幫分子干的。一個政權到了統治的末期，必然依賴黑社會，就像昔日台灣國民黨政權利用黑幫暗殺作家江南一樣。
劉慧卿沒有被這些恐嚇所嚇倒。我在香港七一大遊行的隊伍中，看到了她幹練的身影，她一度還站在路邊發表激情演講。我在香港「維權律師關注組」在立法會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擔任演講人致意，也與劉慧卿有過一番討論。那天的會議結束之後，我還觀察到一個感人的細節：劉慧卿親自清理會場，將紙杯一個個地放入垃圾桶。中國大陸有哪一個「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會這樣做呢？
我與香港新聞界的人士有過不少的接觸。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在香港的新聞工作者當中，女性佔了一大半，最勇敢、最尖銳的很多也是女性。這種情形不僅在中國大陸不太可能出現，就是在女權運動早已高唱了半個多世紀的歐美國家也不多見。我一向認為，記者是一件兼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兩者的辛苦工作，女性在這一行業中天生就處於弱者地位。但是，根據我對香港新聞界的觀察，這一偏見徹底「破產」了。
香港新聞界擁有眾多優秀的、勇氣可嘉的女記者。在這至關重要的轉型期的香港，她們配得上「巾幗英雄」的稱號。香港的言論和新聞自由，有賴於這些女記者「牛犢頂橡樹」般的努力，更有賴於每一個有良知和正義感的香港市民的捍衛。我們應當祝福香港、祝福香港的女記者麥燕庭、劉曉欣、張寶華和劉慧卿們。在香港新聞自由的歷史上，她們已經書寫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頁。
——二零零七年九月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