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6日訊】新年已過，各地稅收數字大體已經出來。據財政部官員透露，2008年，全國財政收入比上年增長19%左右，速度不可謂不低，但呈現出顯著的前高後低走勢。從七月份開始，財政收入增幅開始下降。像十一月份，全國財政收入比去年同月下降３.１％。這一趨勢顯然將會延續到今年上半年。因而，財政官員稱：今年將是財政十分困難的一年。
如果考慮到另一個因素，更可見出這種困難之所在：面對經濟衰退，政府承諾採取眾多擴張性財政政策；面對經濟衰退可能誘發的社會危機，政府也不得不拿出更多的錢作為福利投入。一方面要多花錢，一方面收入減少。因而，今天上半年可能出現財政危機，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層面上。
那麼，如何應對這場可能到來的財政危機？控制開支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正是要花錢的時候。因此，政府只能採取兩條辦法：要麼徵稅，要麼借公債——借公債的本質也是向人們的未來徵稅。然而，在經濟衰退期，納稅人的收入預期也比較糟糕，政府又如何能夠做到這一點？
經常有專家告訴公眾，中國人的稅負總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很低，甚至趕不上印度等等發展中國家，所以，中國政府增加稅收收入的空間還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公眾一再呼籲減稅，不少調查也顯示，中國人的稅負痛苦指數是世界上最高的。對於提高稅收的任何措施，公眾強烈牴觸。
這兩個信息看似矛盾，但其實，前人早就已經揭示了這其中的秘密。斯密在《國富論》討論稅收問題的時候曾經比較過法國與英國的稅制與其稅收規模間的關係：
法國的課稅制度，在一切方面，似乎都比英國偽劣。英國每年從八百萬以下的人民，徵取一千萬鎊稅款，絕未聞有什麼階級受到壓迫。據埃克斯皮利神父蒐集的材料，及《穀物法與穀物貿易論》著者的觀察，法國包括洛林及巴爾在內，人口約共二千三百萬乃至二千四百萬，這個數目，將近有英國人口三倍之多。法國的土壤及氣候，是優於英國的。法國土地的改良及耕作，是遠在英國之先的，所以凡屬需要長久歲月來建造和累積的一切事物，例如大都市以及城市內鄉村內建築優良、居住舒適的房屋等，法國都勝於英國。沒有這種種利益的英國，還能不大費周折地徵收賦稅一千萬鎊，法國總該可以不大費周折地徵收三千萬鎊吧。然而根據我手邊最好但我承認是極不完全的報告，法國1765年及1766年輸歸國庫的全收入，只在三億零八百萬利弗乃至三億二千五百萬利弗之間，折合英幣，尚未達到一千五百萬鎊。以法國人民的數目，照英國人民的同一比例納稅，吾人可期望其能得三千萬鎊。上述金額還不到三千萬鎊的半數，然而法國人民所受捐稅的壓迫，遠甚於英國人民，那是世所公認的。不過，歐洲除英國外，法國還算是有最溫和最寬大政府的大帝國呢。
已故楊小凱教授曾經更清楚地闡述過這一點：
按Mokyr的記載，十七，十八世紀英國的平均稅率比法國高得多，但老百姓老老實實交稅，民富國強，(比法國人均收入高三分之一)，自然是私有財產加代議制的功勞。還是Mokyr的說法，法國哪怕是拿破崙法典後，侵犯私有財產比英國還厲害得多。土地地表下的礦藏在法國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而英國的土地私有權卻非常徹底，地上地下的東西都歸地主所有。按Mokyr的說法這是英法憲制遊戲規則差別的基礎。英國這段歷史是對中國歷史上薄賦輕徭觀念的批判。有了代議制，讓人民自己決定稅率，稅率反而可以高些，因此高稅收可以用來做很多修橋，鋪路，司法，城市公共設施，所以人民的收入反而高過看似薄賦輕徭的專制國家。這是為什麼第一批清朝官員去西方時驚嘆政府稅收能做這麼多善舉。
由這些智者的論述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個國家，如果它的稅制是民主的，那麼，總稅負不論多高，都不會成為問題；相反，如果它的稅制是不民主的，或者民主的程序不夠完善，那麼，即便是再低的總稅負，民眾也會覺得負擔沉重。這是一個奇妙的政治邏輯：民主固然是對政府徵稅權力的一種約束，但民主也能夠大大地增強政府徵稅的能力。試圖享有廣泛的不受約束權力的結果是其行使權力的能力必然受到社會與人性的某種天然約束。
財政有收有支，所以，財政民主也就包括兩個方面：政府籌集收入階段的徵稅民主，與政府安排開支階段的預算民主——儘管從嚴格意義上說，預算同時應當涵蓋徵稅。如果預算是民主的，政府的收入是按照民眾意願安排的，那麼，民眾就不會反感政府徵收太多的稅。另一方面，如果徵稅決策是民主作出的，也就意味著，人民經過深思熟慮，同意授予政府一筆收入，人民當然也就不會對自己的決定發牢騷。政府民主地徵稅，本身就可以徵收到更多稅款；政府民主地花錢，也會讓人民對於政府產生信任，從而同意政府徵收更多稅款。
當下中國財政領域面臨的最大問題正是民主的匱乏。不論是中央、地方，不論是徵稅還是安排開支，基本上是行政主導、官員決策。人民沒有有效的制度化渠道參與決策，因為各級人大及其常委在徵稅和預算問題上都沒有太多發言權。這樣的安排看起來對政府便利，似乎也有利於官員的利益。但是，民主制度的匱乏約束了政府籌集稅款的能力。即便政府可以利用行政權力強行提高稅率或者開徵新稅，公眾的看法卻是行政權力所無法改變的。
面對目前的財政困境，甚至是財政危機的前景，稅制民主化、法治化恐怕是唯一的出路。民眾積極參與，政府也給民眾以參與財政決策的制度化渠道，尤其是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財政功能，將能夠推動地方政府調整目前高度不合理的財政支出結構，按照民眾的意願，把政府日益減少的財政收入用於民眾認為最重要、最迫切的領域。如果政府能夠做到這一點，民眾就會比較容易同意授予政府更多收入，不論是以開徵新稅或提高某些稅率的形式，還是以債券的形式。
政府要獲得收入並不難，但有一個前提：在徵稅和開支問題上接受民眾的控制和監督。蘇格蘭哲人休謨早就說過，沒有哪個政府能夠超越政治的這個簡單而基本的邏輯。
──轉自選擇週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