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5日訊】前兩天看到兩則和高考有關的報導，一則是《考完語文19歲高考生跳樓 自稱棄考並非因為不會》，報導了考生張鐵先棄考後跳樓的事；另一則是《湖南一女生臨考遇車禍 冒生命危險高考引發爭論》，報導了湖南女考生劉華珍因高考前一天遇車禍受傷卻堅持帶傷高考的事。一個因棄考而輕生，所幸沒有生命危險，另一個，為了高考不顧車禍的傷痛冒生命危險參考，生命在高考面前竟是如此之輕，確實是一件發人深省的事。
對這兩件事，有很多評論。對於張鐵，大家普遍認為應該給考生創造寬鬆的氣氛，不能有太大的壓力（張鐵的表哥認為：「我小弟應該是怯場，他說考場上聽到的都是別人說話的聲音，他還聽到有人說他『垃圾』。」），然而，減壓談何容易；對於劉華珍，則有兩種觀點，有人說：「如果我的小孩發生這樣的意外，我會毫不猶豫放棄高考，還有什麼比生命更重要呢！」、也有人認為：「高考對孩子尤其是農村孩子來說，比什麼都要重要，如果是我，我也會讓孩子去試一試。」我想，個中滋味只有親歷者自知，旁人如何能真正理解。
高考，從它恢復那天起，就顯示了它自身之重。十幾年的停招，對於那些渴求知識的人來說是多麼殘酷，同時也積累了太多、太多的想讀書深造的學子；而又有大量因家庭牽連境遇窘迫的人和知識青年寄希望通過高考改變命運。那時的入學率是很低的，幾十個考生中才能有一個「幸運兒」，甚至有很多已為人父人母的學子，不得不告別愛人、孩子千里求學。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許多人確確實實通過高考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其實，自古中國就是這樣，只不過以前不叫高考，叫科考罷了。即便是49年以後也是這樣，家母就是典型的一例（在此不多說了）。我想正是基於這些經驗，才奠定了自1977年恢復高考後，高考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以至於，現在從小學開始，教育目的就是以高考為目標的。
縱觀恢復高考三十多年的歷程，雖然現在入學率已經很高了，但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根本因素並沒太大改變，這一點對於農村孩子尤甚。就如，劉華珍的母親彭臘梅噙著眼淚所說的那樣「事情發生後，我們一家人十分傷心。我們擔心孩子還能不能參加高考。如果不能參加高考了，所有的希望都毀滅了。」高考是他們全部的希望，正因此，劉華珍才「冒著生命危險堅持高考」。這一點，對於衣食無憂、孩子如掌上明珠般的人家來說是無法理解的。誰都知道，生命對於每個人都只有一次，生命之重無可替代。可劉華珍們，為什麼要看輕自己的生命，而看重高考呢？
吳思說：「所謂血酬，即流血拚命所得的酬報，體現著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係。……血酬的價值，取決於所拼搶的東西」。雖然吳思講的是強盜的事，但我覺得這個定義，在這裡也適用。從「真假齊玉玲」的事件，我們可以很直接的感知有沒有上大學之間的命運反差。有一個極端的例子，電影《盲井》中，有一個父親為了給好學的兒子攢錢讀書，將來能上大學跳出「農門」，竟不惜圖財害命。如果我們常關注社會新聞，就經常能看到一些貧困地區的孩子每天要走幾十里山路上學的故事，類似這樣的事很多。要知道，按世界銀行的報告，我國有2.54億貧困人口（人均日消費低於1美元。按中國自己的標準是4千多萬，即：年收入1196元／人），絕大多數來自農村，對於他們來說，有機會跳出「農門」的意義可想而知。由於普通民眾所掌握的生存資源很少，這種情況在貧困農村更普遍，要想改變命運，靠自身努力能做到的似乎只有高考了，而對於貧困農村的女孩子來說，那更是艱難（看過《馬燕日記》就會體會深一些）。從這一點看，我們或許就能理解這份「血酬」對劉華珍的價值。
由此可見，不是生命太輕，而實在是高考太重了，它承載了太多、太多的希望和夢想。
高考之重，還在於：它幾乎承載了，現實社會中唯一的「機會公平」。雖然，它自身有諸多的弊端和不公，但，畢竟底層民眾還可以有「高考之夢」，即：只要你足夠努力，並學懂了規定的課程，就有機會通過高考改變命運。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受近些年上大學的費用年年上漲、畢業即失業等現象的影響，今年已出現參加高考人數下降的趨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而利益集團卻越來越多的想通過各種各樣的，諸如：加分、保送生、特長生等方式蠶食高考的公平，與民爭利，也是很值得擔憂的。很難想像，連「高考之夢」都沒有了的底層民眾將如何訴求「公平」。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沒有確保公平的有效方法之前，那些提倡取消高考的人士，無論以什麼建立真正的大學、還是什麼高考扼殺天才應該由高校自主招生之類的、冠冕堂皇的、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其觀點都是過於理想化的，甚至是膚淺和片面的，或者可能是別有用心的。我認為，恢復和加強高考制度的公平性才是高考改革當下迫切的，也是唯一應該做的工作。
──轉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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