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的策划加上正确后的具体运作，联络到党内、军内广大的反杨力量，不但达到了逼迫邓小平废除“杨家将”的目的，而且还成功推出了被华东帮最信得过的，战争年代长期担任张爱萍参谋长的张震，取代了杨白冰。
到此为止，因为邓小平过去十几年内用人政策上导致的军内矛盾大大缓解，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的刘华清即使过去与“杨家将”没有什么矛盾，日后复出只能顺应华东帮打了翻身仗的大趋势了。“杨家将”的倒台，无疑为张爱萍、业飞等华东系统的老军头出了一口恶气，但毕竟还有一层当年因反对戒严部队进城因而也冷落了江泽民的原因存在，所以，张、叶二人在十二大召开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没有公开露面为江泽民捧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汪道涵，比江泽民更明白这两位老军头对在位将领，特别是对张震的幕后影响力非同小可。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解放军报》头版上方圈框刊登出张震的署名文章《一部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写在（张爱萍军事文选）出版之际》，立刻被认为是张爱萍仍在发挥其军中影响力的活证据，于是，一直保持与张爱萍密切联系的汪道涵，又适时为江泽民出了一个对老军头在“六四”态度问题上不再追究，和借抬高死人治丧规格安抚活人的主意。
众所周知，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问题上，党、政高层干部中的反对和抵制情绪远不如军方的强烈，特别是一批离、退休或退居二线的老军头，都认为派军队进城开枪镇压之举，最直接的恶果是“人民子弟兵”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而退役的将领们的情绪自然通过各自派系直接影响现役军人，以至“六四”镇压之后，军内论功行赏时无人敢要。
当时鉴于这种形势，已经把持了军队干部任免大权的杨白兵趁机大搞党同伐异，在军内搞得怨声载道，而江泽民成功搬倒“杨家将”后，在军内面临的局面就是：要提拔反对“杨家将”的人，就不能继续以“六四”态度划线；反之就只有继续杨白兵在军内的组织路线，所以，对老军头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不再追究，无疑是帮助江泽民安抚老军头，联络军心，尽量争取在军内站稳脚跟的一个较明智的办法。
一九九五年六月初，新华社接连发布了两名中共退休将军逝世的消息，一位是前解放军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五五年授衔少将），另一位是前海军副司令刘道生（五五年授衔中将）。
本来，中共对内早已就党、政、军离退休干部去世发布消息的规格有明确规定，对五、六十年代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军内离退休干部，去世后分别视其离退休前的级别高低，决定是由新华社发“通稿”还是仅仅由《解放军报》发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本报讯”，所以，李人林和刘道生的死讯上报并非怪事，而怪的是发消息的时间和报纸对消息的处理方式。
李人林死于三月二十四日，发消息时间拖了整整七十天，刘道生死讯的发布时间也拖了二十多天。另外，像上述二人的生前级别，照惯例其讣告只能刊登在《解放军报》第四版上，但这次却都是刊登在头版显着位置。
而从讣告内容看，对此二人的评价都只笼统地说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上、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却没有具体表示他们二人对“六四”镇压是否“坚决反对”——虽然此二人分别是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也就是说，一九八九年发生“反革命动暴乱”时，此二人都还身在其位，当时，凡还“身在其位”的中共元老干部，只要在“六四”镇压问题上表示沉默，立刻会在政治上被冷落。
对此，有知情者透露说：李、刘二人在八九“六四”之后都表现得非常消极，实际上是抗议中共对八九“六四”采取的极端措施，所以，如果他们死在前两年的话，能给他们报出几句简短的消息来就不错了，而这次之所以在他们死后拖了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在“评价”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最后，中央军委办公厅突然传出“上面”指示，要求在对老同志的身后评价问题上，不要过于纠缠些“思想认识”问题，绕开就是了，而这个“上面”其实就是采纳了汪道涵“锦囊妙计”的军委主席江泽民。
接下来，便赶上曾在“六四”之后与张爱萍、业飞同步保持不合作态度的李聚奎去世，其治丧规格被突然拔高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李聚奎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去世后，中共新华社立刻播发了非常详细的生平材料，七月二日又为他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起灵”和遗体告别仪式，刊登以次日各大报刊的消息报导中，高度评价此公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按照中共近些年里才做出的严格治丧规定，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一级领导职务者（政治上犯了错误的不算），死后的评价中可用“伟大的…..”形容，如陈云、李先念等；曾担任过二级领导职务者，死后的评价中可用“久经考验的…..形容，如王任重、胡乔木等，而李聚奎生前军内最高职务只担任过总后勤部政委，政府内最高职务是石油部部长，党内则连一届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所以退居二线后，在中顾委内只能当委员不能当常委。（一九九二年以前中顾委常委相当于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中顾委委员只相当于普通中央委员或正省、部级领导人）。
也就是说，李聚奎生前所享受的待遇只是一个正省、部级，是死后治丧及正式评价的规格则被抬高至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的规格，李聚奎生前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去世以后反而被官升一级。
死人秀助江泽民稳定一方
另外，中共官方有关李聚奎去世的消息中，不但详细介绍了江泽民及其以下的所有中共在职政要都在李聚奎病重期间到医院看望或在其逝世时“以各种形式向其亲属表示慰问”，而且特别突出地强调江泽民不但在李聚奎病重时到医院看望，而且因为李聚奎逝世时江泽民不在北京，所以“六月二十七日从外地考察回京后，又亲自打电话对李聚奎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如果单独看这样一则报导，自然不会有什么惊讶之处，但如果结合在此之前，中共方面对所有与李聚奎同等地位的其他退役将军的丧事处理，就或强烈感觉到江泽民正在做“死人秀”。
与李聚奎相比，七位反对戒严部队进城的老将军中最先去世的宋时轮待遇最惨，规格最低，气愤不过的张爱萍自己写了文章悼念，七位将军中的第二位去世的杨得志上将因为死在江泽民采纳汪道涵借抬高死人安抚活人的主意之前，所以也是死得凄凄惨惨，治丧冷冷清清。
说起来，李聚奎虽然同杨得志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上将，但李获授上将军衔 时间比杨晚三年，另外，李生前军内最高职务只担任过总后勤部政委，政府内最高职务是石油部部长，党内则连一届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所以退居二线后，在中顾委内只能当委员不能当常委，而杨得志生前担任过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谋长等多项军内重要职务，党内职务则更是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顾委常委，所以，有心人将李聚奎与杨得志的不同治丧规格稍加比较，不可能不感觉奇怪。
不过，当杨得志的家人及老战友为此愤愤不平，痛感世态炎凉已经一年多后，被江泽民一手提拔的新任总参谋长傅全友却又于九五年底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长篇纪念文章，不知内情者，自然感觉突然，而这幕后的背景是，傅全友正是要配合江泽民在军队进一步站稳脚跟的重要举措，借抬举死人来安抚仍然存活于世，而且对军队仍发生重大影响的一大批老军头，以保证枪杆子绝对听从江泽民的“党”指挥。
所以，李聚奎丧事办过之后，一些老军头都感慨说，杨得志实在是死得早了点；宋时轮更是死的不是时候，如果他们都能够熬到一九九五年下半年才去世的话，至少不会低于李聚奎的治丧规格和身后评价，也不枉其为共产党戎马一生。
北京政坛也有分析认为，汪道涵适时为江泽民出这种抬举死人安抚活人的主意并被江泽民即使采纳，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客观原因从中促成，那就是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因为李登辉访美事件引发的中共军方态度强硬的表现。
前文已经分析过，汪道涵为江泽民策划、组织的“对台新政”讲话“江八条”投之以桃后，对岸的李登辉不但没有用汪、江所希望的“善意回报”报之以李，反而于一九九五年年中到美国周游一趟，另汪、江二人一时内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从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开始，因为中共军方的对台恫吓行动一度表现得上得去、下不来，特别是刘华清和迟浩田两人在公开讲话中重提所谓“第三次国共合作”，已经被北京政界认为是公开与“江八条”唱对台——因为一九九五年年初出笼的“江八条”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国共）两党对等”谈判的诉求。
当时还有一则重要信息是，《解放军报》在一段时间内的对台口径，似乎同《人民日报》不太一致，前者的口气，特别是在宣传军队作用方面，要比后者强硬的多。
再者，中共外交系统或发言人那几个月里，也表现得明显跟不上军队的动作，不能不被外界认为是中共政治决策系统与军队系统意见不统一的外在表现，而当时江泽民、李鹏等党政领导人的对外讲话，更给外界一种被动地跟着军方强硬态度走的感觉。
一时间，最善于在这种问题上推波助澜的海外报刊，连篇累版的所谓“枪指挥江”的分析报导，令江泽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当上军委主席之后持续三年之久的“邓控制杨、杨指挥枪、枪命令江”的悲惨时日，而当时北京政界已经流传一种更为形象的讽刺说法：“枪杆子打到那里，江核心指到那里”。同时，过去一批在对内镇压问题上主张绥靖政策的老军头，此时在“民族气节”问题上，几乎是个个坚决主张强硬，无论是张爱萍、业飞，还是杨成武、洪学智….，总之是一大批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后销声匿迹，或被迫交出军权的老军头，此段时期都随着两岸敌对关系的日渐升温纷纷出来活动，或参加各种集会，或亲自撰写文章，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
一九九五年八月，张爱萍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署名文章，这是他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第一次在大陆官方主要媒体上发表署名政论文章（此前只发表过悼念宋时轮的一篇怀旧文章和悼念李一民的一首短诗）文章中除了追述抗战历史之外，有相当篇幅是论及战后美国政府对日本战犯包庇、纵容及妄图将台湾变成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批判美国“祸心不退，支持李登辉搞台湾独立”，可见，张爱萍发表此文最直接的目的还是要表达他对中美关系、两岸关系的强硬态度和立场：“对任何胆敢重蹈覆辙的帝国主义分子，坚决给予有来无回的打！”
而张爱萍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如此强硬，在美“支持台湾独立”问题上如此敏感，自然同他的军中经历有直接关系。
按照资力，张爱萍无疑属于中共开国元勋之列，他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次年参加中共红军部队，历任中共红军师政治部主任、八路军苏皖纵队政委、新四军三师副师长、解放军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和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获授上将军衔，一九八零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
张爱萍的一生富有生动的传奇色彩，抗战时期，他以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身份兼任九旅旅长，这支部队被苏北地区的老百姓和国民党兄弟部队称之为“常胜九旅”，令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一九四九年，他又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兼政委，亲自领导组建了中共解放军海军的第一支舰队，五五年，他担任华东前线总指挥，指挥了中共解放军首次陆海空诸兵种联合立体作战，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走了江山岛。
在纪念抗战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张爱萍还重笔描述了当年江山岛期间与美国人的对抗中说：美国人“派军事顾问团到台湾和我浙闽沿海岛屿建立蒋介石返工大陆的前哨阵地。1955年初，我军在解放大陈列岛战役中，当我们胜利攻占江山岛正向大陈本岛进击时，美第七舰队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在内的数十艘战舰，开到了我浙东海域，对我进行武力威胁，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却到了莫斯科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替他向周恩来总理求情，不要进攻大陈列岛，让其安全撤走，如今，美国野心不退….。
但是，张爱萍在这里没有讲到当年刚刚奉命组建的解放军败走麦城的经历，实际上，国、共两军争夺大陈列岛的所谓“立体之战”早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即已开始，当时，解放军的主力舰给击沉，战争爆发后，此地暂时平息战火，五三年四月十一日，解放军又有两艘炮艇被击沉，此后的数次交战，双方均损失严重，七月六日解放军舰队虽然重创国民党海军106号军舰，但却付出两艘巡洋舰被击沉的代价，直到当年十一月，解放军海军才创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主力舰的海战胜利记录，而这也正是张爱萍对美国和台湾一直存在的历史宿怨，而业飞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更是耿耿于怀。
在国、共两军作战史上中共自己都承认其最大的一次败仗，正败在武力犯台上，而这次败仗的前线指挥官就是业飞，一九四九年十月，身为兵团司令的业飞在指挥部下达攻占他的家乡福建厦门的命令之后，立刻奉命指挥渡海作战，力图一举拿下金门岛，结果三个加强团的近万兵力在抢滩之后被国民党军队如数包围歼灭，按照中共自己的话说是“以解放军的失利而告终”。
三十年后，中共正视这段历史，在其军史著作中承认“这是解放战争中，我军建制部队受到的最大损失”，而当时负责指挥这场战役的共军最高指挥官业飞则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征战纪事》中坦承：金门战役因我们的指挥员的失误而遭到重大损失，真是惨痛的教训啊！这一仗，我军损失了近一万人，建制部队的覆灭，在我军历史上是少有的。
事后，业飞曾写信给毛泽东要处分，但被毛泽东原谅。
接着，中共高层又指示业飞准备在一九五零年重新攻打金门战役，只是由于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第七舰队的进入台湾海峡，毛泽东等人才不得不电令业飞“解除再攻金门的任务”。
业飞其人是五五年授衔的上将，此后不久为对台作战需要而专门设立福州军区时，毛泽东亲自决定让已经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兼省长的业飞同时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政委，从此整个福建地区的党政军第一把手长期由他一人亲掌，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炮战也是业飞任第一线指挥。
就是这样一段辉煌的对台作战史，决定了业飞一提到“美国支持台湾独立”的问题，自然会旧恨新仇并发。
总之，无论是张爱萍还是业飞，当年台湾解放不了虽然不是因为他们无能，但这口怨气憋在心里数十年，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制定经济建设第一，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政策，实际上是希望两岸关系拖到下个世纪再说——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张、业等人虽对此内心不见得满意，但从务实的角度，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现实。
邓小平八十年代初曾说：“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可见，邓小平比任何人都明白，第一，要让台湾“回归”，大前提必须是大陆的经济发展达到长足进步；第二，“实现统一”的“力量”不仅仅指军事上实力，所以，一句“没有这一点不行”，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中共即使要在“统一”问题上诉诸武力，也是在大陆的“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之后。
一九八四年十月邓小平又说：“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的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的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
正是基于这种思维，邓小平在整个八十年代里一再强调“军队要忍”，八十年代中期导演的百万大裁军自然也是从这种思维出发，当时张爱萍和业飞对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思想如何表态未见公开文章披露，但此二人八十年代以来也确实未获邓小平重用。
从张爱萍、叶飞等人，恐怕还不是出于所谓“山头主义”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文官出身，被张爱萍等人讥讽为“连枪都不会放”的杨家兄弟，最能完全彻底贯彻邓小平军队要忍、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一贯思想。
所以，一批武将出社的老军头因为过去一直对邓小平关于在经济建设第一的情况下“军队要忍”的提法十分不满，认为邓小平的政策是“顾此失彼”，一遇两岸关系紧张，同时也趁邓小平已不能说话或不方便说话的机会，自然要为军方出口气。
当然，也许还有更深层的因素，即张爱萍、业飞等人在步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之前，始终念念不忘如何为“人民子弟兵们”挽回因为“六四”镇压而损失的声誉问题，他们自认为只要重提“要准备打仗”的局面，“人民子弟兵”成为全社会的支柱力量和第一宣传对象，就可以在鼓动起全国各界，党内党外民族主义情绪的前提下，鼓动起解放军官兵“为保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的局面下，重振因为经商大潮而涣散了的军队士气，重振解放军在百姓心目中的军威。
上述原因，决定了自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辉访美成行之后，中共军方在职将领的强硬态度，在北京政坛内都被认为离不开张爱萍、业飞及其他一大批退役老将军的幕后鼓动支持。
面对这种局面，江泽民一方面确实也需要靠军方发几枚导弹来警告一下李登辉，同时更需要靠军队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活跃来支持他这位“三军统帅”在政治局里的“核心”地位有名有实，问题是，毛泽东时代早有前车之鉴，军队系统一旦在政治局内取得发言权和决策参与权后，“枪指挥党”的危险性即会随即升高，他江泽民在既无毛的威望，又无毛的战略的前提下，怎敢放心，让军方继续如现在这样表现下去。
所以，江泽民一方面顶住军方的压力，要求其手下的文宣系统在对台宣传，特别是在对美宣传方面“还是要留有余地”，一方面又在汪道涵、曾庆红等人的帮助下加紧与张爱萍等人的感情联络，千方百计揣摩老军头们的内心世界及他们在对美、对台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的真正动机，想方设法对他们进行安抚，平息他们多年来积累的心头之怨和离退休后的心理不平衡，而只要让老军头们“心情舒畅”，进而再对刘华清、迟浩田这批人采取又压又拉的作法，才有可能保证他江核心的宏观“战略部署”不至于完全跟着军方一味强硬的呼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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