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的策划加上正确后的具体運作，聯絡到党內、軍內廣大的反楊力量，不但達到了逼迫鄧小平廢除“楊家將”的目的，而且還成功推出了被華東幫最信得過的，戰爭年代長期擔任張愛萍參謀長的張震，取代了楊白冰。
到此為止，因為鄧小平過去十几年內用人政策上導致的軍內矛盾大大緩解，出任軍委第一副主席的劉華清即使過去与“楊家將”沒有什么矛盾，日后复出只能順應華東幫打了翻身仗的大趨勢了。“楊家將”的倒台，無疑為張愛萍、業飛等華東系統的老軍頭出了一口惡气，但畢竟還有一層當年因反對戒嚴部隊進城因而也冷落了江澤民的原因存在，所以，張、葉二人在十二大召開之后的較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沒有公開露面為江澤民捧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汪道涵，比江澤民更明白這兩位老軍頭對在位將領，特別是對張震的幕后影響力非同小可。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解放軍報》頭版上方圈框刊登出張震的署名文章《一部傳統教育的好教材——寫在（張愛萍軍事文選）出版之際》，立刻被認為是張愛萍仍在發揮其軍中影響力的活証据，于是，一直保持与張愛萍密切聯系的汪道涵，又适時為江澤民出了一個對老軍頭在“六四”態度問題上不再追究，和借抬高死人治喪規格安撫活人的主意。
眾所周知，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鎮壓問題上，党、政高層干部中的反對和抵制情緒遠不如軍方的強烈，特別是一批离、退休或退居二線的老軍頭，都認為派軍隊進城開槍鎮壓之舉，最直接的惡果是“人民子弟兵”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而退役的將領們的情緒自然通過各自派系直接影響現役軍人，以至“六四”鎮壓之后，軍內論功行賞時無人敢要。
當時鑒于這种形勢，已經把持了軍隊干部任免大權的楊白兵趁机大搞党同伐异，在軍內搞得怨聲載道，而江澤民成功搬倒“楊家將”后，在軍內面臨的局面就是：要提拔反對“楊家將”的人，就不能繼續以“六四”態度划線；反之就只有繼續楊白兵在軍內的組織路線，所以，對老軍頭在“六四”問題上的態度不再追究，無疑是幫助江澤民安撫老軍頭，聯絡軍心，盡量爭取在軍內站穩腳跟的一個較明智的辦法。
一九九五年六月初，新華社接連發布了兩名中共退休將軍逝世的消息，一位是前解放軍解放軍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五五年授銜少將），另一位是前海軍副司令劉道生（五五年授銜中將）。
本來，中共對內早已就党、政、軍离退休干部去世發布消息的規格有明确規定，對五、六十年代被授予少將以上軍銜軍內离退休干部，去世后分別視其离退休前的級別高低，決定是由新華社發“通稿”還是僅僅由《解放軍報》發一個豆腐塊大小的“本報訊”，所以，李人林和劉道生的死訊上報并非怪事，而怪的是發消息的時間和報紙對消息的處理方式。
李人林死于三月二十四日，發消息時間拖了整整七十天，劉道生死訊的發布時間也拖了二十多天。另外，像上述二人的生前級別，照慣例其訃告只能刊登在《解放軍報》第四版上，但這次卻都是刊登在頭版顯著位置。
而從訃告內容看，對此二人的評价都只籠統地說他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思想上、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卻沒有具体表示他們二人對“六四”鎮壓是否“堅決反對”——雖然此二人分別是七屆全國政協常委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也就是說，一九八九年發生“反革命動暴亂”時，此二人都還身在其位，當時，凡還“身在其位”的中共元老干部，只要在“六四”鎮壓問題上表示沉默，立刻會在政治上被冷落。
對此，有知情者透露說：李、劉二人在八九“六四”之后都表現得非常消极，實際上是抗議中共對八九“六四”采取的极端措施，所以，如果他們死在前兩年的話，能給他們報出几句簡短的消息來就不錯了，而這次之所以在他們死后拖了一段時間，也正是因為在“評价”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最后，中央軍委辦公廳突然傳出“上面”指示，要求在對老同志的身后評价問題上，不要過于糾纏些“思想認識”問題，繞開就是了，而這個“上面”其實就是采納了汪道涵“錦囊妙計”的軍委主席江澤民。
接下來，便赶上曾在“六四”之后与張愛萍、業飛同步保持不合作態度的李聚奎去世，其治喪規格被突然拔高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李聚奎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去世后，中共新華社立刻播發了非常詳細的生平材料，七月二日又為他舉行了非常隆重的“起靈”和遺体告別儀式，刊登以次日各大報刊的消息報導中，高度評价此公為“中國共產党的优秀党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
按照中共近些年里才做出的嚴格治喪規定，曾經擔任過党和國家一級領導職務者（政治上犯了錯誤的不算），死后的評价中可用“偉大的…..”形容，如陳云、李先念等；曾擔任過二級領導職務者，死后的評价中可用“久經考驗的…..形容，如王任重、胡喬木等，而李聚奎生前軍內最高職務只擔任過總后勤部政委，政府內最高職務是石油部部長，党內則連一屆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所以退居二線后，在中顧委內只能當委員不能當常委。（一九九二年以前中顧委常委相當于党和國家二級領導人，中顧委委員只相當于普通中央委員或正省、部級領導人）。
也就是說，李聚奎生前所享受的待遇只是一個正省、部級，是死后治喪及正式評价的規格則被抬高至党和國家二級領導人的規格，李聚奎生前可能怎么也沒有想到，在他去世以后反而被官升一級。
死人秀助江澤民穩定一方
另外，中共官方有關李聚奎去世的消息中，不但詳細介紹了江澤民及其以下的所有中共在職政要都在李聚奎病重期間到醫院看望或在其逝世時“以各种形式向其親屬表示慰問”，而且特別突出地強調江澤民不但在李聚奎病重時到醫院看望，而且因為李聚奎逝世時江澤民不在北京，所以“六月二十七日從外地考察回京后，又親自打電話對李聚奎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對其家屬表示慰問”。
如果單獨看這樣一則報導，自然不會有什么惊訝之處，但如果結合在此之前，中共方面對所有与李聚奎同等地位的其他退役將軍的喪事處理，就或強烈感覺到江澤民正在做“死人秀”。
与李聚奎相比，七位反對戒嚴部隊進城的老將軍中最先去世的宋時輪待遇最慘，規格最低，气憤不過的張愛萍自己寫了文章悼念，七位將軍中的第二位去世的楊得志上將因為死在江澤民采納汪道涵借抬高死人安撫活人的主意之前，所以也是死得凄凄慘慘，治喪冷冷清清。
說起來，李聚奎雖然同楊得志都是毛澤東時代的上將，但李獲授上將軍銜 時間比楊晚三年，另外，李生前軍內最高職務只擔任過總后勤部政委，政府內最高職務是石油部部長，党內則連一屆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所以退居二線后，在中顧委內只能當委員不能當常委，而楊得志生前擔任過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秘書長、總參謀長等多項軍內重要職務，党內職務則更是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中顧委常委，所以，有心人將李聚奎与楊得志的不同治喪規格稍加比較，不可能不感覺奇怪。
不過，當楊得志的家人及老戰友為此憤憤不平，痛感世態炎涼已經一年多后，被江澤民一手提拔的新任總參謀長傅全友卻又于九五年底在《解放軍報》上發表長篇紀念文章，不知內情者，自然感覺突然，而這幕后的背景是，傅全友正是要配合江澤民在軍隊進一步站穩腳跟的重要舉措，借抬舉死人來安撫仍然存活于世，而且對軍隊仍發生重大影響的一大批老軍頭，以保証槍杆子絕對听從江澤民的“党”指揮。
所以，李聚奎喪事辦過之后，一些老軍頭都感慨說，楊得志實在是死得早了點；宋時輪更是死的不是時候，如果他們都能夠熬到一九九五年下半年才去世的話，至少不會低于李聚奎的治喪規格和身后評价，也不枉其為共產党戎馬一生。
北京政壇也有分析認為，汪道涵适時為江澤民出這种抬舉死人安撫活人的主意并被江澤民即使采納，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客觀原因從中促成，那就是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因為李登輝訪美事件引發的中共軍方態度強硬的表現。
前文已經分析過，汪道涵為江澤民策划、組織的“對台新政”講話“江八條”投之以桃后，對岸的李登輝不但沒有用汪、江所希望的“善意回報”報之以李，反而于一九九五年年中到美國周游一趟，另汪、江二人一時內部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面。
從一九九五年下半年開始，因為中共軍方的對台恫嚇行動一度表現得上得去、下不來，特別是劉華清和遲浩田兩人在公開講話中重提所謂“第三次國共合作”，已經被北京政界認為是公開与“江八條”唱對台——因為一九九五年年初出籠的“江八條”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國共）兩党對等”談判的訴求。
當時還有一則重要信息是，《解放軍報》在一段時間內的對台口徑，似乎同《人民日報》不太一致，前者的口气，特別是在宣傳軍隊作用方面，要比后者強硬的多。
再者，中共外交系統或發言人那几個月里，也表現得明顯跟不上軍隊的動作，不能不被外界認為是中共政治決策系統与軍隊系統意見不統一的外在表現，而當時江澤民、李鵬等党政領導人的對外講話，更給外界一种被動地跟著軍方強硬態度走的感覺。
一時間，最善于在這种問題上推波助瀾的海外報刊，連篇累版的所謂“槍指揮江”的分析報導，令江澤民不能不回憶起自己當上軍委主席之后持續三年之久的“鄧控制楊、楊指揮槍、槍命令江”的悲慘時日，而當時北京政界已經流傳一种更為形象的諷刺說法：“槍杆子打到那里，江核心指到那里”。同時，過去一批在對內鎮壓問題上主張綏靖政策的老軍頭，此時在“民族气節”問題上，几乎是個個堅決主張強硬，無論是張愛萍、業飛，還是楊成武、洪學智….，總之是一大批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后銷聲匿跡，或被迫交出軍權的老軍頭，此段時期都隨著兩岸敵對關系的日漸升溫紛紛出來活動，或參加各种集會，或親自撰寫文章，真是“老夫聊發少年狂”。
一九九五年八月，張愛萍在《解放軍報》上發表紀念抗日戰爭胜利五十周年的署名文章，這是他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第一次在大陸官方主要媒体上發表署名政論文章（此前只發表過悼念宋時輪的一篇怀舊文章和悼念李一民的一首短詩）文章中除了追述抗戰歷史之外，有相當篇幅是論及戰后美國政府對日本戰犯包庇、縱容及妄圖將台灣變成美國在太平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批判美國“禍心不退，支持李登輝搞台灣獨立”，可見，張愛萍發表此文最直接的目的還是要表達他對中美關系、兩岸關系的強硬態度和立場：“對任何膽敢重蹈覆轍的帝國主義分子，堅決給予有來無回的打！”
而張愛萍之所以在台灣問題上如此強硬，在美“支持台灣獨立”問題上如此敏感，自然同他的軍中經歷有直接關系。
按照資力，張愛萍無疑屬于中共開國元勛之列，他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次年參加中共紅軍部隊，歷任中共紅軍師政治部主任、八路軍蘇皖縱隊政委、新四軍三師副師長、解放軍華中軍區副司令員和副主任、國防科委主任、國家科委第一副主任，一九五五年獲授上將軍銜，一九八零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等職。
張愛萍的一生富有生動的傳奇色彩，抗戰時期，他以新四軍三師副師長的身份兼任九旅旅長，這支部隊被蘇北地區的老百姓和國民党兄弟部隊稱之為“常胜九旅”，令日本侵略軍聞風喪膽，一九四九年，他又被任命為中共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兼政委，親自領導組建了中共解放軍海軍的第一支艦隊，五五年，他擔任華東前線總指揮，指揮了中共解放軍首次陸海空諸兵种聯合立体作戰，從國民党軍隊手中奪走了江山島。
在紀念抗戰五十周年的紀念文章中，張愛萍還重筆描述了當年江山島期間与美國人的對抗中說：美國人“派軍事顧問團到台灣和我浙閩沿海島嶼建立蔣介石返工大陸的前哨陣地。1955年初，我軍在解放大陳列島戰役中，當我們胜利攻占江山島正向大陳本島進擊時，美第七艦隊包括兩艘航空母艦在內的數十艘戰艦，開到了我浙東海域，對我進行武力威脅，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卻到了莫斯科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替他向周恩來總理求情，不要進攻大陳列島，讓其安全撤走，如今，美國野心不退….。
但是，張愛萍在這里沒有講到當年剛剛奉命組建的解放軍敗走麥城的經歷，實際上，國、共兩軍爭奪大陳列島的所謂“立体之戰”早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即已開始，當時，解放軍的主力艦給擊沉，戰爭爆發后，此地暫時平息戰火，五三年四月十一日，解放軍又有兩艘炮艇被擊沉，此后的數次交戰，雙方均損失嚴重，七月六日解放軍艦隊雖然重創國民党海軍106號軍艦，但卻付出兩艘巡洋艦被擊沉的代价，直到當年十一月，解放軍海軍才創擊沉國民党海軍“太平號”主力艦的海戰胜利記錄，而這也正是張愛萍對美國和台灣一直存在的歷史宿怨，而業飛在“解放台灣”的問題上更是耿耿于怀。
在國、共兩軍作戰史上中共自己都承認其最大的一次敗仗，正敗在武力犯台上，而這次敗仗的前線指揮官就是業飛，一九四九年十月，身為兵團司令的業飛在指揮部下達攻占他的家鄉福建廈門的命令之后，立刻奉命指揮渡海作戰，力圖一舉拿下金門島，結果三個加強團的近万兵力在搶灘之后被國民党軍隊如數包圍殲滅，按照中共自己的話說是“以解放軍的失利而告終”。
三十年后，中共正視這段歷史，在其軍史著作中承認“這是解放戰爭中，我軍建制部隊受到的最大損失”，而當時負責指揮這場戰役的共軍最高指揮官業飛則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征戰紀事》中坦承：金門戰役因我們的指揮員的失誤而遭到重大損失，真是慘痛的教訓啊！這一仗，我軍損失了近一万人，建制部隊的覆滅，在我軍歷史上是少有的。
事后，業飛曾寫信給毛澤東要處分，但被毛澤東原諒。
接著，中共高層又指示業飛准備在一九五零年重新攻打金門戰役，只是由于戰爭的爆發和美國第七艦隊的進入台灣海峽，毛澤東等人才不得不電令業飛“解除再攻金門的任務”。
業飛其人是五五年授銜的上將，此后不久為對台作戰需要而專門設立福州軍區時，毛澤東親自決定讓已經擔任福建省委書記兼省長的業飛同時兼任福州軍區司令員、政委，從此整個福建地區的党政軍第一把手長期由他一人親掌，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炮戰也是業飛任第一線指揮。
就是這樣一段輝煌的對台作戰史，決定了業飛一提到“美國支持台灣獨立”的問題，自然會舊恨新仇并發。
總之，無論是張愛萍還是業飛，當年台灣解放不了雖然不是因為他們無能，但這口怨气憋在心里數十年，八十年代以來，鄧小平制定經濟建設第一，國防建設服從經濟建設大局的政策，實際上是希望兩岸關系拖到下個世紀再說——只要台灣不宣布獨立，張、業等人雖對此內心不見得滿意，但從務實的角度，他們也不得不承認現實。
鄧小平八十年代初曾說：“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條件。”“台灣回歸祖國，祖國統一的實現，歸根到底還是要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們政治上和經濟制度上比台灣优优越，經濟發展上也要比台灣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沒有這一點不行，四個現代化搞好了，經濟發展了，我們實現統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可見，鄧小平比任何人都明白，第一，要讓台灣“回歸”，大前提必須是大陸的經濟發展達到長足進步；第二，“實現統一”的“力量”不僅僅指軍事上實力，所以，一句“沒有這一點不行”，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中共即使要在“統一”問題上訴諸武力，也是在大陸的“經濟發展上也要比台灣有一定程度的优越”之后。
一九八四年十月鄧小平又說：“香港問題的解決會直接影響到台灣問題，解決台灣問題要花時間，太急了不行。”“當然，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的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的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
正是基于這种思維，鄧小平在整個八十年代里一再強調“軍隊要忍”，八十年代中期導演的百万大裁軍自然也是從這种思維出發，當時張愛萍和業飛對鄧小平的這一戰略思想如何表態未見公開文章披露，但此二人八十年代以來也确實未獲鄧小平重用。
從張愛萍、葉飛等人，恐怕還不是出于所謂“山頭主義”的考慮，更重要的是文官出身，被張愛萍等人譏諷為“連槍都不會放”的楊家兄弟，最能完全徹底貫徹鄧小平軍隊要忍、國防建設服從經濟建設大局的一貫思想。
所以，一批武將出社的老軍頭因為過去一直對鄧小平關于在經濟建設第一的情況下“軍隊要忍”的提法十分不滿，認為鄧小平的政策是“顧此失彼”，一遇兩岸關系緊張，同時也趁鄧小平已不能說話或不方便說話的机會，自然要為軍方出口气。
當然，也許還有更深層的因素，即張愛萍、業飛等人在步入八寶山革命公墓之前，始終念念不忘如何為“人民子弟兵們”挽回因為“六四”鎮壓而損失的聲譽問題，他們自認為只要重提“要准備打仗”的局面，“人民子弟兵”成為全社會的支柱力量和第一宣傳對象，就可以在鼓動起全國各界，党內党外民族主義情緒的前提下，鼓動起解放軍官兵“為保衛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而戰的局面下，重振因為經商大潮而渙散了的軍隊士气，重振解放軍在百姓心目中的軍威。
上述原因，決定了自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訪美成行之后，中共軍方在職將領的強硬態度，在北京政壇內都被認為离不開張愛萍、業飛及其他一大批退役老將軍的幕后鼓動支持。
面對這种局面，江澤民一方面确實也需要靠軍方發几枚導彈來警告一下李登輝，同時更需要靠軍隊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活躍來支持他這位“三軍統帥”在政治局里的“核心”地位有名有實，問題是，毛澤東時代早有前車之鑒，軍隊系統一旦在政治局內取得發言權和決策參与權后，“槍指揮党”的危險性即會隨即升高，他江澤民在既無毛的威望，又無毛的戰略的前提下，怎敢放心，讓軍方繼續如現在這樣表現下去。
所以，江澤民一方面頂住軍方的壓力，要求其手下的文宣系統在對台宣傳，特別是在對美宣傳方面“還是要留有余地”，一方面又在汪道涵、曾慶紅等人的幫助下加緊与張愛萍等人的感情聯絡，千方百計揣摩老軍頭們的內心世界及他們在對美、對台問題上持強硬態度的真正動机，想方設法對他們進行安撫，平息他們多年來積累的心頭之怨和离退休后的心理不平衡，而只要讓老軍頭們“心情舒暢”，進而再對劉華清、遲浩田這批人采取又壓又拉的作法，才有可能保証他江核心的宏觀“戰略部署”不至于完全跟著軍方一味強硬的呼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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