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再聪明的人也有愚蠢的时候。如果是出于一代人的局限，那么这种愚蠢就是一种宿命，它可以蠢到什么程度，现在正在召开的人大上就有一个实例：据报道，朱总理提出要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
跨世纪之际，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最有权势的人，大概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有想通：一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底层法轮功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什么科学教育也没有能开导得了这些信众，文武不乱，软硬不吃；二是有八十年革命历史、执政五十年的党为什么腐败得一发不可收拾。要是两者换一换，岂不美哉！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其实不用很高的智商，世界上其他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就是那处于最中心的人，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看来连门也没摸着。
他们也不是没想办法。这几年一连串提出几个“三字经”，学着用林彪“再版前言”般的语言，先捧到天上去，还是老一套，舆论开道，思想先行。奇怪的是，老百姓就是不起反应。这些个“三字经”，学的是毛泽东，却只学了个皮毛，半点神韵也没学到。毛泽东喜欢用“二三四”之类的语言，那是当年要农民跟他造反，须得这样的语言，农民才听得懂，记得牢。如今要用这样的三字经治这个制度的绝症，那还真不如李洪志的“真善忍”呢。
原以为，那位曾经在57年给错划在四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五个冤枉右派中的朱总理，既然有活生生地打入社会底层的经验，应该比那两位聪明一点，没想到，他给腐败绝症开出来的药方，不过是“高薪养廉”。
这可真叫人想不通。绝症难治，开出好药方来固然不容易，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可是，看出药方没有对症下药，这并不需要什么高明。如今中国境内的腐败，从上到下，从南到北，从大到小，有哪一例是因为“低薪”而穷出来的？成克杰是因为低薪才贪的？胡长春是因为低薪才贪的？远华案是因为海关官员太低薪才集团腐败的？乡村干部是因为低薪才欺压农民乱收乱罚的？朱总理何不下令神通广大的公安国安新华社，在全国各地找一找，找一例，不论大小，找出一例腐败是因为党的干部低薪养不活家小，住房挤买不起商品房，学费贵子女被迫缀学，有了病被医院拒之门外，走投无路才导致“不廉”的。腐败千千万，要说“低薪”造成的，一例也没有。
“高薪”岂能养廉，给星火燎原的贪污腐败官员锦上添花而已！
“高薪养廉”这帖药，乃辩症施治失误，是给绝症病人的一剂毒药。
如今党权和政府的腐败，并没有多少奥妙，只是一种经典病因：权力失去制约。权力失去制约的根本原因，是执政者对手里的权力之合法性没有信心。从枪杆子里得到的政权只有靠枪杆子来维持，所以特别忌讳民众对权力的质疑，特别不愿意在制度上建立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这种忌讳，由于几十年来明摆着的人为灾祸，发展成为一种担心自己被赶下去的恐惧。这种恐惧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根据它当年夺取权力时的经验，如今它最忌讳的，就是看上去有点类似它当年所做的事情，比如要求结社自由，新闻自由，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这种忌讳发展得如此荒唐，成为现代世界的一大奇观，一句话，就是不分好歹，“一步也不能退”。这样，“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的大小权势们，就结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一种不允许外界作出哪怕是一丝质疑的生命共同体。
这一共同体内部有排除危害过分的剩余机体的共同需要，这就是成克杰、胡长春之类的下场。但是这一共同体最忌讳的，是对权力的制约。所以，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病因，决策核心就是视而不见，毅然宣称“我们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越是现代宪政体制最基本的东西，诸如尊重宪法，保障立法，司法独立，人身保护，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等等，越是断然拒绝。在这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共同体内部，腐败是必然，是一种宿命。经过最近十几年的演变，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环境。“廉”反而是一种异数，无法久存了。最后归结下来，不过是一句老生常谈：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腐败。
给干部加工资，不是不可以，但硬要扯上什么“养廉”，就是欲盖弥彰，“你看，我们党的干部这么腐败，只是因为我们的干部低薪太久了”。真可谓腐败面前还死要面子。如今“高薪养廉”，只会使官员阶层离底层民众更远。只有一个动机可以解释，就是把这个腐败制度的基础，所谓“干部队伍”，全部捆在一起。他们不是不明白，腐败是危险的。那么就要死死在一起，要活活在一起，要腐败腐败在一起。全都在“高薪”的甜头下养着，全都铁了心，就是硬拖也可以拖得长一些。显而易见，从民脂民膏中拿出几十个亿来，“高薪”是可能的，“养廉”却是做梦。最多，把这条船驶向不可知的大海，离岸更远一点而已。
真正对症下药治理腐败，世间有良方，那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逐步实行法治，建立和完善宪政体制。可是党的领袖们用五十几年前的一己之私心来度今日世界之潮流，害怕的恰恰是搞了法治和宪政要垮台，所以明知自己患了腐败之绝症，却弃政改与法治之良方而不用，想出了“高薪养廉”的馊主意。这一来，更不知要烂到什么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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