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5日讯】在中国，考察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条条道路通党权——共产党的一党专权。改革开放以来，一切皆变，连社会主义、马列主义都变了，只有一党专权不变。政治体制改革的任何措施，无不触动权力结构的太上党权。因为共产党绝不放弃一党专权，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按兵不动。结果是：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脱节，经济增长与政治腐败并存。
一党专权的正式名称叫做“党的领导”。共产党认为“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李鹏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写入宪法的。”（《李鹏接受〈中国人大〉记者专访》，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1999年）一般人也受了蛊惑，以为宪法真是包括一党专权在内的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的护身符；肯定者强调“党的领导”有宪法根据，否定者又认为反对一党专权必须推翻宪法。其实，所谓“四项基本原则”虽写入宪法，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且看宪法是怎么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有一段冗长的话，计243个字，主要是两句。一句，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这是关于“党的领导”的过去式。还有一句，说：“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将来式。没有一种法律文件是用过去式和将来式写出来的。过去式和将来式的法律条文是无法执行的，也无所谓遵守或违反。因此，写入宪法序言的“四项基本原则”不过是一种历史性的叙述，不是法律条文。从宪法序言来说，这种叙述是不必要的；从宪法的法律条文来说，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并无合宪的根据，恰恰是违宪的表现。
什么是“党的领导”？李鹏说：“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主要是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领导”（同上）。“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领导”包揽了一切，据说只是“主要”的；还有什么非主要的空间党可以不领导的吗？没有了。中共13大的文件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1982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公惮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时，宪法工作小组成员张友渔的说明中还提到：“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而不是组织上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有关资料汇编》第239页，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编）李鹏却把“党的领导”从政治的扩张到“思想的、组织的领导”，违反了共产党自己的规定和1982年宪法的精神。特别不通的是组织领导。如果“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是组织领导，那么，党就成了国家和人民的上级。上级和下级是以权力大小来区分的，共产党对国家的组织领导表明党权高于国权。可是，共产党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站在国家和人民头上的政党。道理上说不通，事实上却行得通。共产党就是在国家和人民之上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心；党中央是全国的权力中心，地方党委是地方的权力中心。一声令下，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畅行无阻。说起来，还得宣称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说的和做的不一样。李鹏这个笨蛋把共产党只能做不能说的隐私泄露了出来。这样，从做的到说的都违反了现行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条虽缺乏可操作性，但它具有否定性的价值。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就不是属于任何政党。党权高于国权的一党专权是政党窃国，属于违宪。任何政党垄断权力，无限期享用，属于宪法第5条规定的“必须予以追究”之列。
宪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李鹏却说：“人大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人大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同上）共产党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上的领导，还是它行使职权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这就是说，不服从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行使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何以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共产党自有它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论也说，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党就可以代表人民作决定，要求人民绝对服从。人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非要由党来代表。代表和被代表是委托、授权关系。被代表的人民对共产党履行过委托授权的手续吗？没有。人民不要共产党来代表行不行？不行。这种“代表”完全是强加于人民的。经过委托、授权的人民代表反而不能代表人民，还要服从强加于人民的代表。“党的领导”完全篡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国家权力，又是严重违宪。但是，如果回到1975年宪法，倒是并不违宪。1975年宪法就是这样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之上还有“领导”，不合逻辑，但合乎事实，中国的事实就是不讲逻辑的。1975年宪法不顾逻辑矛盾、按照事实编写宪法条文，不?陉@种诚实；以后的两部宪法改变了词句却不改变事实，只能说是虚伪了。1975年宪法的规定如果是堂堂正正的，为什么要修改？可见是见不得人的。宪法上作了修改，为什么事实上不改？可见又是假作正经。不管怎么说，既然现行宪法写上了冠冕堂皇的词句，人们就有理由要求它兑现。
按照现行宪法，共产党窃国篡权，是不能容忍的。从前，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现在，共产党在中国所享有的是“治上法权”。共产党的干部贪污腐败、违法犯罪，首先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然后再决定是否交检察院起诉；或者以党纪代替国法“私了”。“党的领导”在贪污腐败、违法犯罪方面也享有特权，不与庶民同罪。
为什么必须坚持“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共产党领导人自己的论证是：“党的领导是历史决定的”。这种说法倒是符合实际的。共产党掌权是历史决定的，但不是现实决定的。所谓“历史决定”，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决定了垄断政权的资格。这无非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打江山者坐江山”的翻版。现代的革命不是将夺取国家权力作为胜利品占为己有，而是把它回归社会所有。为什么有了夺权的历史，缺乏人民同意、人民授权的现实，天然决定只能由共产党掌权？为什么有了夺权的历史，无视共产党不论怎样犯错误、不论怎样搞腐败的现实，还是决定了只能由它来掌权？至今没有讲出道理来，正待哪位官方理论家去填补这项国际水平的空白。李鹏又自作聪明了。他在讲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之后，紧接着说：“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而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同上）“历史的结论”并非现实的结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别的共产党领导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问题，却被李鹏捅了出来。“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吗？李鹏倒是提醒了人民，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究竟作了什么样的选择？人民通过什么方式选择了“党的领导”？是举手、还是投票？报纸是“党的喉舌”。人民没有自己的“喉舌”，从何发表选择的意见？事实是人民如果不选择“党的领导”，文明的手段是打成“右派分子”，要不然就出动军队和坦克。人民连选择的利权都没有。即使作了选择，不是还可以重新选择吗？李鹏说，对“党的领导”“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对一个腐败透顶的共产党都“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人民还有什么选择和重新选择的余地？
人民对“党的领导”选择和不选择都一样，也就是说根本不需要人民的选择。一党专权的根据是军事暴力。共产党的权力论是由三句话构成的严密体系：
“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
中国共产党发动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是排斥法律的，所以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就不讲法治。靠“党指挥枪”夺取政权，还是靠“党指挥枪”来掌握政权。因为这个政权是党用枪夺来的，也就被视为党所有。毛泽东把国家权力说成“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2页），而不是社会的公器。共产党怀抱不可转移的权力，又唯恐权力转移，因此而惴惴不安，患上一种夺权过敏症。人民表达意志的批评监督、请愿示威，动不动就被说成“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甚至老头、老太太练练法轮功，都被看作“破坏稳定，颠覆政权”。这是共产党侵犯人权、压制民主、破坏法治的根本原因。
按照中国的现实，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名不副实，应当叫做“中华共产党专权国”。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循名责实，则应取消共产党专权。何谓“共和”？中国的古典哲学主张“和而不同”。不同的事物达成和谐而不是强求趋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权力共存共荣，达成和谐，是为“共和”。共和国是为了保障人权而将民主、自由、法治综合。有一个人说：“愤恨资产阶级，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这就是说，要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来改造资产阶级社会。另一个人又说：“如果说有什么是勿用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而且还是“勿用置疑的”。这两个人，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标准，必是“修正主义份子”、“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无疑。他们是谁？一个是马克思，另一个是恩格斯。以上的言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7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老年恩格斯直到逝世前1年还说：“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形式，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马上要去建立它。他以德国人的口气对法国人拉法格说：“你们比我们优越的地方就是，你们已经有了它；而我们则需要花费24小时去建立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8页）很明显，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没有现成的民主共和制的地方建立的；同样明显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遵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嘱咐，去建立民主共和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20世纪建立了一种共产党专权、没有民主、扼杀自由、不讲法治的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符合19世纪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可以看到一党专权有两种出路：一种是象苏联、东欧那样，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民主运动不断高涨，一党专权在猛烈的冲击下顷刻瓦解；另一种是象台湾的国民党那样，逐步开放报禁、党禁，放弃一党专权，走向宪政。
苏联剧变以后，共产党连同它的一党专权都崩溃了，但社会也陷入了困境，用尽“振荡疗法”、“休克疗法”、“输血疗法”均无起色。中国如果步苏联之后尘，将会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此外，还有什么办法改变一党专权？只有运用现有宪法。首先消除现实和宪法的矛盾；然后修改宪法，代之以政党政治的平等竞争。
一党专权已是年深日久。为了稳步地实现转型，取消一党专权不妨分两步走，先是取消党大于法，再则取消党优于党。
第一步，按照中共自己的正式宣示，将“党的领导”规范为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共产党恪守自己的诺言，严格执行“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从而实行党政分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国家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各就各位。共产党转变为真正的政党组织，而不是政权组织。
第二步，由宪法规定在政党竞争中产生领导。任何政党不能自封为领导，永远当领导。共产党应当在与其它党派平等竞争中争取领导权。如果共产党能放下架子，放弃特权，不作“天然尊长”，参与平等竞争，不但中国的民主有了希望，共产党自身也得救了。政党竞争是共产党消除腐败的洗涤剂。
改革僵化的政治体制必须从取消一党专权开始，由此前进，才能实行民主政治，树立宪法权威，通向宪政目标。
－－转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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