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夫子曾曰：“人之初，性本善”。可见有些宵小之徒并非自一出娘胎便象现在这样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只闻铜臭，毫无人味。其实，人作为社会之一份子，除了食、色和阿堵物之外，总还应有些礼义廉耻和道德良心。信神、信佛的人固时时要记着“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不信的人，也总要顾忌“伤天害理”、“无地自容”之类。当然，人性堕落者并不受此限。
人性的堕落，并不仅限于统治阶级。因为，治人者终究是极少数。如无被统治阶级多数人作基础，他早就一个跟斗从云霄中跌了下来，变得“核”非“核”、“心”无“心”了。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并不全对，应当说，除了专制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外。因为，在专制暴政和殖民统治下的人民，只有被镇压和被奴役的命运，而无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而在高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的寒光下，敢于不顾一切，舍命抗争的唐．吉柯德们，毕竟是少数。你不能要求人民赤手空拳地对着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匪徒们、对着坦克和达姆弹冲锋；或者在一个特务横行、冤狱遍地的时代，都去做张志新、做遇罗克、做林昭……
然而，在海外如欧、美这样一些有充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国度里，竟还有人昧着良心，为一个他们所并不愿接受的专制政权涂脂抹粉、评功摆好，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譬如，利用美国结社自由的法律，拉上2、3人便可注册成立一个“同乡会”、“促统会”之类；或乘着美国新闻出版自由的方便，办一个独家小报，不须数日，即俨然成了“侨社领袖”和“报社老总”，然后再持此名帖前去中共领馆密报，申明其“爱国反独”立场，从此便可在“经济改革开放”中分得一杯热腾腾的血羹。此生财之道一开，令“爱国侨领”们眼红心热。如同当年纷纷上街抗议“6．4”屠城一样，有些人现在又竞相奔走在“反独促统”的统战跑道上，甚至 腆着脸打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纛，攻击“6．4”殉难者，诬蔑民运人士，批判法轮功以向中共领馆示好领赏。更有甚者，竟利用两岸50多年的隔阂，造谣生事，火上添油，逢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把两岸政府当作“凯子”，两边都捞好处。这种发国难财的政治奸商们，如果是真地忠党爱国倒也罢了，惜乎说穿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只有“钱”和“权”的无耻苟合——人性的堕落莫过于此。
其实，为钱而侈谈“革命”、“爱国”的，历来大有人在。中山先生起事前后，常有张三、李四、王五麻子来找他，信誓旦旦地声称如何拥载他，追求革命；吹嘘自己有多少实力，即刻便能拉起Ｘ团、Ｘ师的队伍去打倒列强、除军阀，而万事俱备，独缺军费、粮饷。结果，钱一骗到手，人也随之失去了踪影，成了“革命黄鹤”。
据许家屯的《香港回忆录》披露：改革开放初期，有相当多的人挟此风潮到内地朝圣，并纷纷自称为蒋家某人的代表，前来为两岸关系穿针引线，进而在中南海捞到了不少好处。有许多华裔教授，仅仅因为在美国任教，虽无学术成就，但有统战价值，也能通过他们在香港所开设的私人空壳公司，每年从北京冤大头处获得巨额“研究经费”。至于到底在研究些什么，则只有天知道了。
以上两例如尚无确切的“钱”数令人折服，则以下还有更精彩的两例以飨读者：其一，香港的《天天日报》当时的发行量仅次于《东方日报》和《成报》，拥有一定的读者群。其董事长刘天觉办报有名无利，遂心生一计，故意在社论中天天支持中方，颇获新华社香港分社之青睐。深圳特区成立伊始，刘董即在世人皆存观望的形势下，北上响应作小额投资，被赵紫阳称为“最勇敢的人”。其荣誉和历史定位当远在鲁迅先生所言“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上无疑。但就是这一位最勇敢的骗子，不久即以财务周转不灵为由，找新华分社作担保，向中银贷款3,000万港币。但钱一到手，刘天觉即杳如黄鹤。新华社香港分社也就成了“最勇敢的担保”，从此，有好长一段时间坐在《天天》内，天天望穿眼了。其二，新华分社属下的某鑫隆公司，在内神通外鬼的情况下，被“客户”轻而易举地骗走200万美金，再加上股票损失，共计亏损1,000多万美金，折合港币8,000多万之巨。
但如与著名的王光英未来的孙婿张少皇相比，以上两例中的金光党徒，又堪称是小巫见大巫了。张少皇通过宋庆龄基金会分会会长康克清，捐了200万港币给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从此声名大噪。而“慈善家”的头衔，又帮他顺利骗取了辽宁省驻港某公司2亿港币——转手之间便“赚”了19,800万港币。而上述奇闻数据，仅只是中共在历年统战工作中被统战对象们作掉的九牛一毛。如全部事实真相彻底揭开，又逢梦龙再世，当可作《新三言两拍》、《新三言两拍续》、《……又续》、《……再续》……并由其子孙们一直“续”下去，最终发展成一跨国“冯氏拍按警奇公司”也说不定。
当披着“爱国”外衣的蚂蟥们成群结队地疯狂吮吸着中国人民的鲜血时，堕落的人性与嗜血的兽性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2001年1月7日于芝加哥）
(转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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