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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6日讯】 看过王学泰的《警惕暴民意识》，我心里头是老大的不舒服，这使我想起某些道学家，他们总是从一些简单的事件上来判断和分析出堂而皇之的理论（到底是自以为民众的代言人？还是官方的喉舌？），担心这个，害怕那个，听起来言之凿凿，好像确乎有些道理，但是你只要轻轻擡起手，那隐藏着的虚伪和帮闲的假面具就破碎了，其实那不过是自以为是，是偏见和杞人忧天。结果当然要事与愿违（自己也许仍然要不服气呢！），所谓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倒变了味道，不伦不类兼不清不白，假正经和假道学的狐狸尾巴也就彻底露出来了。
一、”暴民”与”官逼民反”
看看王学泰怎么说：
“暴民意识和清官意识一样，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挥之不去的情绪。电视剧《水浒传》中的一曲《好汉歌》唱遍大江南北。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老百姓从内心里羡慕那些敢于’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暴民，把它看作解决社会不公时可供选择的手段。社会舆论，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还常把这当作’反抗精神’和’英雄气概’加以宣扬。听说，它还被改编成为现代民谣，赤裸裸表达了一些人幻想用暴力的手段改善经济地位的愿望。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
我想除了王学泰，没有人会认为，一首歌加上”社会舆论”的宣传，有可能煽起中国人的”暴民意识”，即”赤裸裸表达了一些人幻想用暴力的手段改善经济地位的愿望。”这实在是可笑的。自古以来，”暴民”不过是代表了官方利益的集团（而且是专制的，集权的那种）对”老百姓”的蔑称，因为他们只要认为臣民有可能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就可以杀剐存留在于一念之间（且不说这些想法和做法有违现代社会一切为”纳税人”服务的社会的伦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为”家天下”的集权社会。仅就这一点来看，王老先生（我总是止不住想象王学泰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学究，浑身散发着出土文物的气息，实在可怕！）就属于不可救药之列，一方面他承认老百姓”处于弱势地位”（何止是弱势呢，简直是既没有尊严，也没有权利的，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方面却把他们的”内心里羡慕”和舆论的宣扬看作可怕的”警惕”，我实在想不通。
要知道中国向来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是史家所承认的（即使是做臣子的杀君作乱，如八王之乱等等也有它的原因，况且现在也不是不可以用民主的角度分析和判断，即如果你不是明君，为什么不可以推你下去选一个好一点的上来呢？手段当然可以考虑，但是当你如鲧治水一样治民，堵塞了一切可以流通的渠道，你叫那些臣民怎么选择？可惜这样的思想历来被统治者称为大逆不道，是要诛灭九族的。其次，在中国向来并不是奴隶和奴隶主，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而实实在在是官与民的矛盾。这是我们史家照搬苏联理论的结果！现在是王老先生又来照搬官府的理论了。），譬如大家熟悉的商周末期的桀和纣，或者就说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实在不是”暴民”所能说出来的，只有被压迫的底层的人民才会有这样的绝望，这样的呐喊，可惜王老先生耳朵太背，听不见！即使是《水浒传》，也是讲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故事，当然结果都一样的凄惨：失败！不过是被自己的兄弟和官府不择手段剿灭的例子，因而更加充满了悲剧的意味催人泪下和深思！
要知道，这些人是明知道占山为王反抗政府是要杀头的，为什么还要去做？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所以我说，无论现在的老百姓怎么羡慕，媒体怎么宣传”该出手时就出手”，王老先生大可放心，情绪归情绪，”暴民”不是一些宣传就可以说”暴”就”暴”的。要知道雪亮的是人民的眼睛，他们知道怎么和如何来明辨是非，不用你，或者我来教导和训叫。
二、错在暴民还是错在暴君？
再来看看可敬的王老先生怎么说，我逐个来谈我的看法。
1、王老先生说，如果说理论界在评论现在的”民”时认为不存在”暴”的问题的话，那麽在论及历史时则是逢”暴”必”民”，而且是”先进”之”民”，”革命”之”民”。于是大多”绿林剪径””占山为王””啸聚成群””揭竿而起”的行为被称为农民起义”，并称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加以肯定。
我想，对于是暴官在先还是暴民在先的问题，绝对比”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哲学思考简单的多。既然承认普通老百姓处于弱势地位，是任人–尤其是官府宰割的，毫无自己活着的权利，如鲁迅所说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连奴隶都做不上的时代，就不该到处乱贴逢”暴”必”民”这样的标签蛊惑人心。如果不能说这是诬蔑，你还能说这是什么呢？王老先生？
即使是农民们不得不”以暴抗暴”，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是不可以这样苛求的！
其次，定性为农民起义也好，说暴民也好，对于历史，总有它自己的规律和原则，即如马克思所说，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是你能就此来推广和宣扬恶么？不能！农民起义也是这样，也许并不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或者说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是至少，就中国历史而言，你能说哪次改朝换代不是农民一直在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如果你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进步（尽管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我们所有的进步都是九牛一毛！），你就不得不承认农民起义的价值。
虽然这承认多少是含着辛酸的眼泪的。
所以我不知道王老先生到底要否定什么，或者肯定什么。
2、王老先生说，没有先进的理想或先进的理论指导暴力活动，并不具备现代理论家所赋予的社会意义。例如出现在近世、并被一些理论家誉为”革命雇农”的阿Ｑ，他幻想的”革命”，不过也就是抢东西、抢人（主要是年轻女性）、报仇而已，他的进步性在哪里呢？这种”革命”只是打乱现有的社会秩序，杀一些人，重新分配一下财产，重建与原社会相同的社会秩序罢了。社会大体上还是原地不动。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责难因为极度贫困而起事造反的人们的意思。这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结构不合理和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们过度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我不知道王老先生一方面承认”这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结构不合理和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们过度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方面却信誓旦旦地宣扬”革命””只是打乱现有的社会秩序，杀一些人，重新分配一下财产，重建与原社会相同的社会秩序罢了”，也就是因为”社会大体上还是原地不动”就全盘否定了农民起义的作用。
这是不对的，因为知识份子也许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底层民众是最实际的，他们要求的并不高，不过是好好地活着！对此孙中山也曾感慨过，失望过，他说人民是麻木不仁的，他们对那些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烈士并不关注和在乎，这实在是因为利益不同，怨不得他们的。
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理想和未来号召并欺骗民众，只顾许愿而望了还愿。”希望是娼妓”，所以鲁迅有对于”看客”的悲哀和阿Q的麻木，更多的却是对于无能和专制政府的愤慨与批判！
但是即使是习惯了得过且过”精神胜利法”，把自己当作孙子看的阿Q，也不得不去革命。所以你说，这些证明了什么？他们实在是走投无路呀！
而历史没有一天不在前进！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中国！
也难怪王老先生”因为主事者没有改造社会的愿望”，就认为人民”根本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了，因为”造反者与统治者生活在一个文化背景之中，两者的思维方式和由此决定的操作方式不会有多大区别”，所以–所以什么呢？”一旦起事，所作所为，大抵上是’烧”杀”抢’而已”，所以与其是”暴民”杀暴官，倒不如让暴官继续杀”暴民”了！
这是什么理论呢？
三、我们到底应该警惕谁，警惕什么呢？
但是，我不知道既然”他们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得不反”被迫承担”暴民”的恶名声，因而他们那种”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强烈的报复心理和残酷行为就不应该视为”革命”意识和”革命”行动而加以肯定和赞美么？这就不会”揭示事情的真相”？就会”制造假的历史”？就会”而且会对当前人们的行为产生误导”？
也难怪，王老先生对于”电视剧对孙美瑶这样纯粹的劫匪都网开一面（人都是多层次的，好人不一定全好，坏人也不一定坏得一无是处，即使是孙美瑶这样的人，这应该是最基本的看法。而且对于电视剧之类的东西，并不是历史或者学术著作，更不是可以教化世人的工具–只有专制政府才认为自己有教化世人的特权，实在大可不必如此认真的，我觉得王老先生是不是把一些是艺术和虚构的东西都当作历史来读了呢？实在可惜！）”而耿耿于怀，他的思维和理论水准的确值得怀疑，以至于把”今日的车匪路霸”形同与昔日的”暴民”！可笑可笑！至于说到底谁”缺少清醒的认识”，是”宣传部门、娱乐界、演艺界”，还是他自己，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不过，按王老先生的水准，他当然不知道，在法治社会中，暴民意识根本就不会”被彻底否定”并”受到有效的控制”，因为凡是意识的，都属于言论自由之列，是天赋人权，法制社会是不会以言论治罪的，法律要体现民意而不是统治者一己的意志，一切都有法可依。”可是事实远非这样”，王老先生沈痛地教训我们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致力于法制建设和社会稳定，常常达不到预想的结果，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暴民意识在起作用。所以我们提出要深入研究暴民意识，并警惕暴民意识”。
你说可笑不可笑？他忘了那普遍的事实，”农民真苦，农民真穷！”这沉重和无奈的叹息他是听不见的！
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他当然知道这一点，否则他就是掩耳盗铃。但是他同时提出了”暴民意识”在作怪，不知道怎么个暴民法，谁是”暴民”，不管如何解释，他都无法自圆其说。但是有一点是无疑的，他王老先生在用自以为是的观点”强暴”无辜的人民！
这实在是比”暴民”还要可怕的理论！
所以我不认为王老先生”心理的天平容易向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倾斜”的，别人也许会。至于他向哪面倾斜，为谁涂脂抹粉或者撒谎，我说不出口！那实在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感到羞耻的！
我们到底应该警惕谁，警惕什么呢？
2001年5月10日
──转自《问题与主义 》
附录：（王学泰）警惕暴民意识
暴民意识和清官意识一样，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挥之不去的情绪。电视剧《水浒传》中的一曲《好汉歌》唱遍大江南北。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老百姓从内心里羡慕那些敢于”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暴民，把它看作解决社会不公时可供选择的手段。社会舆论，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还常把这当作”反抗精神”和”英雄气概”加以宣扬。听说，它还被改编成为现代民谣，赤裸裸表达了一些人幻想用暴力的手段改善经济地位的愿望。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
近几十年来，理论界谈到”民”一般都要使用褒义词，把”民”与”暴”联系在一起，在许多理论家看来是不能想像的。似乎”暴君””暴官”还可以理解，而人民一切暴力活动都是合理的，不存在着暴不暴的问题，实际上，即使现实生活中”民””暴”的问题也不少见，如果让这些论客感受一下现实生活中”暴民”的作为，他的想法也许会改变。当然现实生活中只是把这些敢于”出手”的”民”称作”犯罪分子”罢了。
如果说理论界在评论现在的”民”时认为不存在”暴”的问题的话，那麽在论及历史时则是逢”暴”必”民”，而且是”先进”之”民”，”革命”之”民”。于是大多”绿林剪径””占山为王””啸聚成群””揭竿而起”的行为被称为”农民起义”，并称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加以肯定。实际上，没有先进的理想或先进的理论指导暴力活动，并不具备现代理论家所赋予的社会意义。例如出现在近世、并被一些理论家誉为”革命雇农”的阿Ｑ，他幻想的”革命”，不过也就是抢东西、抢人（主要是年轻女性）、报仇而已，他的进步性在哪里呢？这种”革命”只是打乱现有的社会秩序，杀一些人，重新分配一下财产，重建与原社会相同的社会秩序罢了。社会大体上还是原地不动。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责难因为极度贫困而起事造反的人们的意思。这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结构不合理和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们过度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但是因为主事者没有改造社会的愿望，所以根本不能推动社会进步。而且，由于造反者与统治者生活在一个文化背景之中，两者的思维方式和由此决定的操作方式不会有多大区别。一旦起事，所作所为，大抵上是”烧””杀””抢”而已。
不过人们谈到古代社会问题时，心理的天平容易向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倾斜，认为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对他们那种”杀尽不平方太平”的强烈的报复心理 和残酷行为就视为”革命”意识和”革命”行动加以肯定和赞美。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揭示事情的真相，制造假的历史，而且会对当前人们的行为产生误导。电视剧对孙美瑶这样纯粹的劫匪都网开一面，那麽怎么还能心安理得地批评今日的车匪路霸呢？大众传媒把”暴民意识”形象化，推荐给观众；社会舆论也常常把这些当作反抗精神予以颂扬。这样，宣传部门、娱乐界、演艺界对”暴民意识”的泛滥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而这一点，社会上似乎缺少清醒的认识。
本来在法治社会中，暴民意识应该被彻底否定，并应受到有效的控制。可是事实远非这样，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致力于法制建设和社会稳定，常常达不到预想的结果，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暴民意识在起作用。所以我们提出要深入研究暴民意识，并警惕暴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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