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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1日讯】 北京最好的时光是被称为北平的那一段，国民政府达官显贵们都去了南京，满清和北洋的遗老遗少们躲在天津卫，北平城只剩下宽阔的马路，僻静的胡同，弱柳扶风的前海后海，古意盎然的四合院，蜿蜒清澈的护城河，还有一群儒雅的知识分子，在散散淡淡地发出率性的争论。就老百姓而言，剔除老舍笔下《四世同堂》那段做亡国奴的日子，宽敞的房子，便宜的物价，宜人的气候，良好的文化教育环境，宽厚淳朴的民风，北平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傅作义的明智应该在北京城的历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战争的胜负虽然已定，然而避免“玉石俱焚”的后果无疑给新历史阶段的城市创造了零成本的初始运行条件，也避免了古城无法弥补的摧毁。直到五十年代初期，北京还是一座迷人，宜人的城市。
批判马寅初的北京城开始显现一股横戾之气。菜市口虽然不再杀人，但城市已经重新敛聚了帝皇的威严和杀气。书呆子们终于在某个时候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所蛊惑，被“引蛇出洞”。萧杀的季节伴随着“三年困难”一起到来。
革命时期的京城用文化革命，也革文化的命。老舍的投湖让北京城所有的湖和海子变得浑浊不堪，傅雷的死去让北京城的空气变得令人窒息。所有的人间悲剧一言难尽。在一些文学作品里，我开始看见了胡同串子们群殴时敲碎的板砖渣子，一些“盘亮、条直”的好姑娘也开始和混混们一起沉沦，这被称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二十年后，痞子文学横空出世，却是一代人的共鸣。
这时候的北京，已经说不清了。
现在的北京城，整个被一层铁锈色的粉尘笼罩，灰蒙蒙的N环以及大小街道胡同，塞满了铁甲虫，老太太们白天在大门口戴红袖章值班防坏人，傍晚在广场、立交桥下扭秧歌，姑娘们越来越性感，越来越靓丽，越来越招摇，小伙子们无论“胡同串子”还是“数字英雄”开口闭口都是牛B和傻B，的士司机在骂马路以及修马路管马路的人，中关村卖盗版软件和假文凭的人怡然自得地在街头逡巡，卖花小女孩在华灯下追逐着目标死缠滥打，残疾乞丐在天桥上伸出晃荡作响的铁罐当然，还有人在北海公园的月光下散步，荡舟，有人在三里屯的酒吧里放歌纵酒，有人在“天上人间”“楚腰纤细掌中轻”一个立体的城市有多层面的生活，怎么简单能用“好坏”来区分？
北京城周正庄严，俨然大气，以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城市中轴线，以及长安大街、平安大街、二环、三环、四环、规划中的五环，把城市划分得井然有致，可以说北京是最能使人有方位感的城市。这种地阔方圆的城市布局显扬着古都的泱泱皇气和古国君主们由来以久的核心意识，从北京城（还有西安城）的城市布局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叫做“中国”：我在中心，你们将我团团围住，一可以显示我的领导地位，二可以由你们保障我的安全。城市布局应该象君主的卫士，前后左右对称分列：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钟楼、鼓楼，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文渊阁、武英殿，东厂、西厂—哦，这跟城市布局无关，但确实说明皇帝们设置特务机关都讲究个对称，都是自我核心意识的体现。城市的中心对称布局看起来虽然威严周正，反映的却是色厉内荏的胆小封闭心理，须里三层外三层的拱卫，才睡得安心。中国历史各朝的首都，除南宋被逼无奈从中土汴梁躲到临安，有点靠近海边，其余各朝都建都于内陆城市，所以中国不同于热那亚、威尼斯、伦敦、阿姆斯热丹、巴塞罗那等港口城市所代表的探险性、侵略性、开放性为民族主体个性的早期工业化国家，不愿创业只愿守成，关起门来吃祖宗老本，还念念不忘自己是“中土之国”，认定其他都是蛮夷。梁思成曾经建议保护北京古城，在另外的地方建城市新区，这样城市就有了两个中心，显然不符合中土流传几千年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所以只好抱着被拆掉的古城墙痛哭。后来在他建议盖新城的地方，建了一座钢铁厂，这钢铁厂正好坐落于北京城的主导风向的上风向，刮西北风的日子，钢铁厂的滚滚烟尘横扫北京城。
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这样的败笔很多，如北京西客站主体建筑上的亭子，据说是陈希同的偏好，在其主政期间，北京各处盖了不少这样的亭子，被称为“希同帽”。这也是“一个中心”思想、“一言堂”作风所导致的。当然北京也有很好的建筑如故宫，天坛，五十年代盖的展览馆等一批建筑也不错，但近些年的好的建筑不多，一些新的高层建筑不仅外观与城市风格不符，而且采用的建筑涂料也马马虎虎，至少从外观看，不过多长时间就在风沙与城市废气的蒸熏下变得陈旧暗淡，暮气沉沉。我无法判断这一现象是否跟“自我中心”意识有关，但至少看出城市管理者与施工单位在做事时候的漫不经心。
受这种“自我中心”文化浸淫已久的部分北京人，口里说的多，手上干的少，总还歧视外地人，相对北平时代或者五六十年代，民风已经变得冷漠、尖酸，懒惰，刻薄。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习性其实也是全国人民惯坏的，全国各地的资金支援了首都城市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造就了北京现有较好的城市环境，反而成了北京人歧视外地人的资本。
广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北京高，广州的人均收入也比北京高，广州的人均纳税也比北京高，但是据我观察，广州的马路过街天桥不如北京多（指密度），就是过街天桥的上下坡度，也比北京的陡得多，因为广州财政没有那么多钱修这些公益设施，即使修也必须为了节省而把上下楼梯修得很陡。那么，北京城市建设，修天桥，修地铁，修四环，修亚运村的钱到底是北京市的财政还是财政部的拨款，如果是财政部的拨款，全国人民答不答应，至少，人大代表有没有同意？按道理，各省市支援首都建设也是一种义务，可是，凭什么逢大庆小节的要限制外地人口进京，还要把外地人清理出京？我从不认为部分北京人歧视外地人是自发而生的，这主要是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如户籍制度、财政税收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城市管理制度等主导诱发的。正如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驱赶外地人和限制外地人进京做法，才有一些北京人对外地人的蔑视。明明是部门管理不力，如交通，环卫，偏偏说是外地人口太多导致如何如何。不信可以做个实验，抽取北京市任何一个区的公安、环卫、城管等部门的领导的工作总结报告，谈到工作中的问题的时候，总要说上一句“由于外来流动人口太多”。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徙的自由，更何况是到祖国的首都，工作没做好，反而要限制公民的自由，这不仅是失职，而且是犯罪，这种人不仅要下岗，而且要受到法律的惩处。这种情况不独北京，其他城市都有。但同样可以说明，歧视外地人的恶源不在民间，根子在不合理的制度，以及躲在这现象背后的“自我中心”意识。
北京的汽车保有量与城市道路面积之比不会比广州高，但塞车的现象却比广州严重得多。北京一次又一次地凭借承办亚运会、申办奥运会、举办“世界**大会”伸手向国家财政要钱，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但城市管理水平却一直没有提高。我亲眼看见在城市主干道三环苏州桥路段有骡车悠闲漫步，阻住后面排长龙的汽车，引发汽车喇叭长鸣—广州早就禁止市区内汽车鸣笛，首都北京为什么做不到这点？据我的个人体会，广州的城市公交车行驶速度至少要比北京快一倍以上，广州市民的交通费用也比北京市民要低得多。为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广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赴上海取经学习，请同济大学的教授们为广州道路交通城市管理献计献策，而北京，能向广州、上海等城市虚心学习吗？其实北京的人才资源优势全国第一，但管理者无心向学，皇城根下“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比紫禁城的城墙还要坚固，还要森严。
全国许多城市的公共汽车都采用了“无人售票”制度，但北京的绝大部分公车都还配有售票员，采用这一低效率、高成本方式自有北京市管理当局“为安定计”充分就业的考虑，这一点我不发表评论。但我还是发现了北京公车的一个有趣现象：在北京最常见的两段式公共汽车上，配有两个高高在上的售票台，售票台（包括售票员专用通道）占了三排也就是六个座位那么多的地方，通常一个售票员占用一个座位就可以了，这样一来车上两个售票台使得车上少了十个座位，而整车的座位也只有二十来个。我特意查看了汽车尾部的制造商铭牌，果然是北京产的。这样就说明了制造商和订购者的内心意识：乘客没座位，在狭小的汽车空间里挨挤是无所谓的，只要售票员能坐得舒服，在卖票的时候不要受挤就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乘客是司乘人员的衣食父母，而北京的公交系统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父母”。
北京地铁也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售票员接过乘客的钱后总是把零钱和票扔出来，甚至是“砸”出来，从来不见恭恭敬敬或者客客气气递到乘客的手上，把票推出来就算是比较有礼的了，但还是遮不住售票员满脸的麻木和不屑。北京人说话常常以“您”相称，这一点非常受用，但北京的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意识，确实比沿海，比内地的许多城市差很多，不知道这是不是与皇城市民的有意识无意识傲慢有关。
北京是文化古城，也是现在的全国文化中心，全国的优秀文化人才都集中在这里，但我在北京看到的是文人遍地，文化阙如。百年名校在忙着办“三产”，在忙着给省部级官员授予教授头衔，其中有臭名昭著的贪官；技术精英在随着新经济浪潮玩自己也似懂非懂的“圈钱游戏”；诗人在喝酒；作家在吵架；摇滚青年在呻吟，也在吸毒；演员们在全国各地走穴，唱“堂会”。北京市民文化程度高，地铁里人手一张报纸，许多人爱看一份反映国际国内大事的《**时报》，我曾经看过一眼，满纸都是对金正日的歌功颂德。这给我的感觉是北京市民热爱学习，渴求知识，但鉴赏力和独立思考不够，这种人群在各类无风也起浪的政治运动中，最容易成为被骗者，也最容易成为帮凶。关于所谓的文化，不要说北京，就是在全国，在现在这个时候，也休提文化，羞提文化。
北京也号称全国经济中心。当然，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人总行及四大商业银行总部都在北京，从这一点说是中心也不错。但是从经济总量、税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民购买力来看，至少上海不答应，广州也会在背后偷偷摇头。国际上衡量一个城市居民购买力常用“汉堡包指数”，就是看居民人均收入能买多少个汉堡包，现在我们换个算法，把居民最为关心的住房购买力指数引进来，看北京居民的人均收入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能购买多少平方米房屋。很容易看出，“京城屋贵，居大不易”。从高企的房价和相对较低的居民人均收入可以折射出一个城市的贫富悬殊程度，而贫富悬殊的背后，总是躲藏着地下经济和“黑金政治”的幽灵。
92年到北京的时候，曾听朋友说过一个笑话，说北京人最喜欢以傍名人大人物为荣，一天有一胡同混混对朋友说：“你知道我昨天跟谁吃饭来着？同同呀！同同是谁你知道吗？是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呀！”朋友说吃饭了又怎么，他给你名片了吗，那混混说：“嘿，我跟他铁哥们还用名片吗？哪天有什么事叫他帮忙我给你约约？”后来知道那混混不过是去蹭饭，隔着好几张桌子听人说那是陈小同。出门就说跟“同同吃饭了”。京城里名人大人物多，隔三岔五远远地见个名人也不算是什么，北京人的这些爱好就算是在外地人面前展示地缘优越感的一点谈资吧。
北京人的开朗、幽默我是很认同的。北京人对上年纪有地位的人以“爷”相称，甚至拉板车的也叫“板儿爷”，小孩子的玩具也叫“兔儿爷”。什么都是爷，也就没有什么“爷”。一次塞车的路上同伴抱怨说明明路能快修好，偏偏要拖到什么节日去“献礼”，旁边的的士司机马上接一句：“节日就献礼，平时就现眼。”北京人的机智，幽默，尖刻可见一斑。
北京人喜欢遛鸟，玩狗，瞎聊闲侃，扭秧歌，都是热爱生活的表现。我向来认为，既能够让人积极工作，又能让人悠闲生活的城市才是好城市。北京如果把环境污染整治好，至少在硬件上是一个能让人悠闲生活的城市。而要让人积极工作，北京则要在经济体制、管理制度上下大功夫。
北京人自己的生活是比较悠闲的，但是北京人责任心重，生怕有外来的坏人破坏，于是没事找事地提高警惕。老头老太发挥余热，戴着红袖章站在各种公共场合和小区门口，抓破坏环境卫生的外地人，防范坏人进行犯罪活动。我对这点颇多非议。第一，我认为老年人应该好好养老，下棋，遛鸟，唱京剧，扭秧歌，爱干嘛干嘛去，保安和执法是专业的公安警察干的事，他们不能保一方平安是他们失职；第二，老年人没有保安和执法的能力，好人不用你防，坏人你防不了；第三，这种全民皆兵的群众运动造成人为紧张，不利于城市和社区人际关系的和谐，使人形成封闭自保的心理，也妨碍我们这个长期心理封闭的民族形成真正开放心态。一个国际化的都市搞全民皆兵，是内心虚弱的表现。
北京的老百姓和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评论一个城市的时候说某地的人如何如何，我认为是不明智的。正如任何一个县城，可能既出高人雅士，也产流氓土匪，不能一竹槁打翻一船人。无论北京市民，上海市民，还是广州天津成都沈阳市民，要挑毛病都能挑出一箩筐。如果一个地方的民风有不可取之处，善意的调侃和厉声的苛责，在大度的人看来，都是一味利病的药剂。
在我看来，北京由于城市功能过于集中，其现有资源已经负荷不起，分散其城市功能，为北京减轻负荷，应该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作为政治中心，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北京的位置并不是很理想。而现有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冗员繁多，在可预见的将来，因为国家安全问题、环境问题、开发西部平衡全国经济布局等因素迁都，同时实现裁减冗员会成为一种现实考虑。北京未来的定位，最适合的是作为文化教育科研中心、旅游商业中心，兼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剔除了大量的行政职能所导致的资源消耗，古都北京将会运转得更有效率，也将更适合人居住。
拉拉杂杂说了北京的许多短处，也曾想是否会得罪北京的朋友，毕竟，谁都说自己家乡好，但我还是希望所有人不要再有这种狭隘的个人地理观念。早在八十年代初，约翰 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里说，未来人们的个人地理观念将很大的改变，再没有什么“哪里人”的概念，人到了哪里，就是哪里人。而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离乡到异地工作谋生的“新客家人”也越来越多。白居易说“身泰心宁是归处，故乡岂独在长安”，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不是去挑剔一个城市的毛病，而是真心地希望这个城市好，自己在那里也可以安居乐业，身泰心宁。这一点愿望，不单对北京，对我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现在正停留的地方，将来所要去的地方，莫不如此。
转自《不寐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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