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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1日訊】 北京最好的時光是被稱為北平的那一段，國民政府達官顯貴們都去了南京，滿清和北洋的遺老遺少們躲在天津衛，北平城只剩下寬闊的馬路，僻靜的胡同，弱柳扶風的前海后海，古意盎然的四合院，蜿蜒清澈的護城河，還有一群儒雅的知識分子，在散散淡淡地發出率性的爭論。就老百姓而言，剔除老舍筆下《四世同堂》那段做亡國奴的日子，寬敞的房子，便宜的物价，宜人的气候，良好的文化教育環境，寬厚淳朴的民風，北平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傅作義的明智應該在北京城的歷史上寫下重重的一筆。戰爭的胜負雖然已定，然而避免“玉石俱焚”的后果無疑給新歷史階段的城市創造了零成本的初始運行條件，也避免了古城無法彌補的摧毀。直到五十年代初期，北京還是一座迷人，宜人的城市。
批判馬寅初的北京城開始顯現一股橫戾之气。菜市口雖然不再殺人，但城市已經重新斂聚了帝皇的威嚴和殺气。書呆子們終于在某個時候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所蠱惑，被“引蛇出洞”。蕭殺的季節伴隨著“三年困難”一起到來。
革命時期的京城用文化革命，也革文化的命。老舍的投湖讓北京城所有的湖和海子變得渾濁不堪，傅雷的死去讓北京城的空气變得令人窒息。所有的人間悲劇一言難盡。在一些文學作品里，我開始看見了胡同串子們群毆時敲碎的板磚渣子，一些“盤亮、條直”的好姑娘也開始和混混們一起沉淪，這被稱為“陽光燦爛的日子”。二十年后，痞子文學橫空出世，卻是一代人的共鳴。
這時候的北京，已經說不清了。
現在的北京城，整個被一層鐵鏽色的粉塵籠罩，灰蒙蒙的N環以及大小街道胡同，塞滿了鐵甲虫，老太太們白天在大門口戴紅袖章值班防坏人，傍晚在廣場、立交橋下扭秧歌，姑娘們越來越性感，越來越靚麗，越來越招搖，小伙子們無論“胡同串子”還是“數字英雄”開口閉口都是牛B和傻B，的士司机在罵馬路以及修馬路管馬路的人，中關村賣盜版軟件和假文憑的人怡然自得地在街頭逡巡，賣花小女孩在華燈下追逐著目標死纏濫打，殘疾乞丐在天橋上伸出晃蕩作響的鐵罐當然，還有人在北海公園的月光下散步，蕩舟，有人在三里屯的酒吧里放歌縱酒，有人在“天上人間”“楚腰纖細掌中輕”一個立體的城市有多層面的生活，怎么簡單能用“好坏”來區分？
北京城周正庄嚴，儼然大气，以景山、故宮、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城市中軸線，以及長安大街、平安大街、二環、三環、四環、規划中的五環，把城市划分得井然有致，可以說北京是最能使人有方位感的城市。這种地闊方圓的城市布局顯揚著古都的泱泱皇气和古國君主們由來以久的核心意識，從北京城（還有西安城）的城市布局就知道為什么這個國家叫做“中國”：我在中心，你們將我團團圍住，一可以顯示我的領導地位，二可以由你們保障我的安全。城市布局應該象君主的衛士，前后左右對稱分列：東城、西城，崇文、宣武，鐘樓、鼓樓，天壇、地壇，日壇、月壇，文淵閣、武英殿，東厂、西厂—哦，這跟城市布局無關，但确實說明皇帝們設置特務机關都講究個對稱，都是自我核心意識的體現。城市的中心對稱布局看起來雖然威嚴周正，反映的卻是色厲內荏的膽小封閉心理，須里三層外三層的拱衛，才睡得安心。中國歷史各朝的首都，除南宋被逼無奈從中土汴梁躲到臨安，有點靠近海邊，其余各朝都建都于內陸城市，所以中國不同于熱那亞、威尼斯、倫敦、阿姆斯熱丹、巴塞羅那等港口城市所代表的探險性、侵略性、開放性為民族主體個性的早期工業化國家，不愿創業只愿守成，關起門來吃祖宗老本，還念念不忘自己是“中土之國”，認定其他都是蠻夷。梁思成曾經建議保護北京古城，在另外的地方建城市新區，這樣城市就有了兩個中心，顯然不符合中土流傳几千年的“一個中心”的思想，所以只好抱著被拆掉的古城牆痛哭。后來在他建議蓋新城的地方，建了一座鋼鐵厂，這鋼鐵厂正好坐落于北京城的主導風向的上風向，刮西北風的日子，鋼鐵厂的滾滾煙塵橫掃北京城。
北京城市規划建設中這樣的敗筆很多，如北京西客站主體建筑上的亭子，据說是陳希同的偏好，在其主政期間，北京各處蓋了不少這樣的亭子，被稱為“希同帽”。這也是“一個中心”思想、“一言堂”作風所導致的。當然北京也有很好的建筑如故宮，天壇，五十年代蓋的展覽館等一批建筑也不錯，但近些年的好的建筑不多，一些新的高層建筑不僅外觀与城市風格不符，而且采用的建筑涂料也馬馬虎虎，至少從外觀看，不過多長時間就在風沙与城市廢气的蒸熏下變得陳舊暗淡，暮气沉沉。我無法判斷這一現象是否跟“自我中心”意識有關，但至少看出城市管理者与施工單位在做事時候的漫不經心。
受這种“自我中心”文化浸淫已久的部分北京人，口里說的多，手上干的少，總還歧視外地人，相對北平時代或者五六十年代，民風已經變得冷漠、尖酸，懶惰，刻薄。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習性其實也是全國人民慣坏的，全國各地的資金支援了首都城市建設和文化教育事業，造就了北京現有較好的城市環境，反而成了北京人歧視外地人的資本。
廣州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北京高，廣州的人均收入也比北京高，廣州的人均納稅也比北京高，但是据我觀察，廣州的馬路過街天橋不如北京多（指密度），就是過街天橋的上下坡度，也比北京的陡得多，因為廣州財政沒有那么多錢修這些公益設施，即使修也必須為了節省而把上下樓梯修得很陡。那么，北京城市建設，修天橋，修地鐵，修四環，修亞運村的錢到底是北京市的財政還是財政部的撥款，如果是財政部的撥款，全國人民答不答應，至少，人大代表有沒有同意？按道理，各省市支援首都建設也是一种義務，可是，憑什么逢大慶小節的要限制外地人口進京，還要把外地人清理出京？我從不認為部分北京人歧視外地人是自發而生的，這主要是一系列不合理的制度，如戶籍制度、財政稅收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勞動人事制度、城市管理制度等主導誘發的。正如有在逢年過節的時候驅赶外地人和限制外地人進京做法，才有一些北京人對外地人的蔑視。明明是部門管理不力，如交通，環衛，偏偏說是外地人口太多導致如何如何。不信可以做個實驗，抽取北京市任何一個區的公安、環衛、城管等部門的領導的工作總結報告，談到工作中的問題的時候，總要說上一句“由于外來流動人口太多”。憲法規定公民有遷徙的自由，更何況是到祖國的首都，工作沒做好，反而要限制公民的自由，這不僅是失職，而且是犯罪，這种人不僅要下崗，而且要受到法律的懲處。這种情況不獨北京，其他城市都有。但同樣可以說明，歧視外地人的惡源不在民間，根子在不合理的制度，以及躲在這現象背后的“自我中心”意識。
北京的汽車保有量与城市道路面積之比不會比廣州高，但塞車的現象卻比廣州嚴重得多。北京一次又一次地憑借承辦亞運會、申辦奧運會、舉辦“世界**大會”伸手向國家財政要錢，來改善城市基礎設施，但城市管理水平卻一直沒有提高。我親眼看見在城市主干道三環蘇州橋路段有騾車悠閑漫步，阻住后面排長龍的汽車，引發汽車喇叭長鳴—廣州早就禁止市區內汽車鳴笛，首都北京為什么做不到這點？据我的個人體會，廣州的城市公交車行駛速度至少要比北京快一倍以上，廣州市民的交通費用也比北京市民要低得多。為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廣州市委市政府領導班子赴上海取經學習，請同濟大學的教授們為廣州道路交通城市管理獻計獻策，而北京，能向廣州、上海等城市虛心學習嗎？其實北京的人才資源优勢全國第一，但管理者無心向學，皇城根下“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比紫禁城的城牆還要堅固，還要森嚴。
全國許多城市的公共汽車都采用了“無人售票”制度，但北京的絕大部分公車都還配有售票員，采用這一低效率、高成本方式自有北京市管理當局“為安定計”充分就業的考慮，這一點我不發表評論。但我還是發現了北京公車的一個有趣現象：在北京最常見的兩段式公共汽車上，配有兩個高高在上的售票台，售票台（包括售票員專用通道）占了三排也就是六個座位那么多的地方，通常一個售票員占用一個座位就可以了，這樣一來車上兩個售票台使得車上少了十個座位，而整車的座位也只有二十來個。我特意查看了汽車尾部的制造商銘牌，果然是北京產的。這樣就說明了制造商和訂購者的內心意識：乘客沒座位，在狹小的汽車空間里挨擠是無所謂的，只要售票員能坐得舒服，在賣票的時候不要受擠就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乘客是司乘人員的衣食父母，而北京的公交系統就是這樣對待他們的“父母”。
北京地鐵也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售票員接過乘客的錢后總是把零錢和票扔出來，甚至是“砸”出來，從來不見恭恭敬敬或者客客气气遞到乘客的手上，把票推出來就算是比較有禮的了，但還是遮不住售票員滿臉的麻木和不屑。北京人說話常常以“您”相稱，這一點非常受用，但北京的服務行業的服務質量和服務意識，确實比沿海，比內地的許多城市差很多，不知道這是不是与皇城市民的有意識無意識傲慢有關。
北京是文化古城，也是現在的全國文化中心，全國的优秀文化人才都集中在這里，但我在北京看到的是文人遍地，文化闕如。百年名校在忙著辦“三產”，在忙著給省部級官員授予教授頭銜，其中有臭名昭著的貪官；技術精英在隨著新經濟浪潮玩自己也似懂非懂的“圈錢游戲”；詩人在喝酒；作家在吵架；搖滾青年在呻吟，也在吸毒；演員們在全國各地走穴，唱“堂會”。北京市民文化程度高，地鐵里人手一張報紙，許多人愛看一份反映國際國內大事的《**時報》，我曾經看過一眼，滿紙都是對金正日的歌功頌德。這給我的感覺是北京市民熱愛學習，渴求知識，但鑒賞力和獨立思考不夠，這种人群在各類無風也起浪的政治運動中，最容易成為被騙者，也最容易成為幫凶。關于所謂的文化，不要說北京，就是在全國，在現在這個時候，也休提文化，羞提文化。
北京也號稱全國經濟中心。當然，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財政部、人總行及四大商業銀行總部都在北京，從這一點說是中心也不錯。但是從經濟總量、稅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居民購買力來看，至少上海不答應，廣州也會在背后偷偷搖頭。國際上衡量一個城市居民購買力常用“漢堡包指數”，就是看居民人均收入能買多少個漢堡包，現在我們換個算法，把居民最為關心的住房購買力指數引進來，看北京居民的人均收入与全國其他城市相比，能購買多少平方米房屋。很容易看出，“京城屋貴，居大不易”。從高企的房价和相對較低的居民人均收入可以折射出一個城市的貧富懸殊程度，而貧富懸殊的背后，總是躲藏著地下經濟和“黑金政治”的幽靈。
92年到北京的時候，曾听朋友說過一個笑話，說北京人最喜歡以傍名人大人物為榮，一天有一胡同混混對朋友說：“你知道我昨天跟誰吃飯來著？同同呀！同同是誰你知道嗎？是陳希同的儿子陳小同呀！”朋友說吃飯了又怎么，他給你名片了嗎，那混混說：“嘿，我跟他鐵哥們還用名片嗎？哪天有什么事叫他幫忙我給你約約？”后來知道那混混不過是去蹭飯，隔著好几張桌子听人說那是陳小同。出門就說跟“同同吃飯了”。京城里名人大人物多，隔三岔五遠遠地見個名人也不算是什么，北京人的這些愛好就算是在外地人面前展示地緣优越感的一點談資吧。
北京人的開朗、幽默我是很認同的。北京人對上年紀有地位的人以“爺”相稱，甚至拉板車的也叫“板儿爺”，小孩子的玩具也叫“兔儿爺”。什么都是爺，也就沒有什么“爺”。一次塞車的路上同伴抱怨說明明路能快修好，偏偏要拖到什么節日去“獻禮”，旁邊的的士司机馬上接一句：“節日就獻禮，平時就現眼。”北京人的机智，幽默，尖刻可見一斑。
北京人喜歡遛鳥，玩狗，瞎聊閑侃，扭秧歌，都是熱愛生活的表現。我向來認為，既能夠讓人積極工作，又能讓人悠閑生活的城市才是好城市。北京如果把環境污染整治好，至少在硬件上是一個能讓人悠閑生活的城市。而要讓人積極工作，北京則要在經濟體制、管理制度上下大功夫。
北京人自己的生活是比較悠閑的，但是北京人責任心重，生怕有外來的坏人破坏，于是沒事找事地提高警惕。老頭老太發揮余熱，戴著紅袖章站在各种公共場合和小區門口，抓破坏環境衛生的外地人，防范坏人進行犯罪活動。我對這點頗多非議。第一，我認為老年人應該好好養老，下棋，遛鳥，唱京劇，扭秧歌，愛干嘛干嘛去，保安和執法是專業的公安警察干的事，他們不能保一方平安是他們失職；第二，老年人沒有保安和執法的能力，好人不用你防，坏人你防不了；第三，這种全民皆兵的群眾運動造成人為緊張，不利于城市和社區人際關系的和諧，使人形成封閉自保的心理，也妨礙我們這個長期心理封閉的民族形成真正開放心態。一個國際化的都市搞全民皆兵，是內心虛弱的表現。
北京的老百姓和全國各地的老百姓一樣，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評論一個城市的時候說某地的人如何如何，我認為是不明智的。正如任何一個縣城，可能既出高人雅士，也產流氓土匪，不能一竹槁打翻一船人。無論北京市民，上海市民，還是廣州天津成都沈陽市民，要挑毛病都能挑出一籮筐。如果一個地方的民風有不可取之處，善意的調侃和厲聲的苛責，在大度的人看來，都是一味利病的藥劑。
在我看來，北京由于城市功能過于集中，其現有資源已經負荷不起，分散其城市功能，為北京減輕負荷，應該是一种明智的選擇。作為政治中心，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北京的位置并不是很理想。而現有政府机构過于龐大，冗員繁多，在可預見的將來，因為國家安全問題、環境問題、開發西部平衡全國經濟布局等因素遷都，同時實現裁減冗員會成為一种現實考慮。北京未來的定位，最适合的是作為文化教育科研中心、旅游商業中心，兼華北地區的經濟中心。剔除了大量的行政職能所導致的資源消耗，古都北京將會運轉得更有效率，也將更适合人居住。
拉拉雜雜說了北京的許多短處，也曾想是否會得罪北京的朋友，畢竟，誰都說自己家鄉好，但我還是希望所有人不要再有這种狹隘的個人地理觀念。早在八十年代初，約翰 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一書里說，未來人們的個人地理觀念將很大的改變，再沒有什么“哪里人”的概念，人到了哪里，就是哪里人。而隨著人口流動的加劇，离鄉到异地工作謀生的“新客家人”也越來越多。白居易說“身泰心宁是歸處，故鄉豈獨在長安”，我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不是去挑剔一個城市的毛病，而是真心地希望這個城市好，自己在那里也可以安居樂業，身泰心宁。這一點愿望，不單對北京，對我們曾經居住過的地方，現在正停留的地方，將來所要去的地方，莫不如此。
轉自《不寐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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