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火烧埂里死里逃生
我能从火烧埂里死里逃生，得力于三个因素：第一，我才30岁出头，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再加上早年在军队的锻炼，身体素质较好。第二、“韬晦保身”的“活命哲学”使我能在生死关头，面对现实，把平反冤案，思念老婆孩子等等，一律抛之脑后，什么也不想，也顾不得去想这些了，人性的本能活命第一，只顾自己如何生存。第三、有一位暗地里保护我，为我创造了生存条件的人——我们队长刘丙仁。
刘丙仁是山西人，一位三八式的老革命，外号“刘大胡子”。此人很有政治斗争经验，据说他当过县委书记，因在私生活上犯过错误，由川东行署下放来到这里。
刚到火烧埂时，全队300余劳教分子中，我原来的共产党员、南下干部、身上有战场伤残等历史身世，引起了刘的注意，在编班时，他指定我当班长。
一天，我俩偶然相遇时，他主动向我打招呼，态度很和气地叫我到他的屋里坐坐，进屋后，屋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当我受宠若惊地坐下后，他像老首长见了老部下似的，很慈祥地笑着说：“王开泰呀！怎么你也被弄到这里面来了？”
他的表情和这句话触痛了我，我顿时泪如雨下，说不出话来。
他笑着说：“不要难过，想说什么你就尽量说出来吧。”
在这位革命老前辈的真诚面前，我决定冒点风险说真话。我喊了声“冤枉啊！”，便声泪俱下把我的冤情向他诉说了一遍。他听了后许久默不作声。半晌，他像有所感悟地说：“你一来我就听说你了，我还看了你的档案材料，你千万不能再上诉了，你这种情况，越上诉，就会被整得越凶。既然到了这般地步了，就不能再想别的了，你要痛下决心，接受这种改造的考验，争取早日摘掉‘帽子’，改变现实处境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这是最根本的根本……”
他还推心置腹地说：“我们公安部门，只是一个执行机关，无权改变你案子的结论，你这件案子非要你原呈办单位认为搞错了，才能给你平反……你千万不能再想法去改变这个结论了，只有痛下决心，面对现实，经得住真金不怕火练的考验才行。”接着他又说：“关键在你主观上努力，以后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帮你创造条件。”
在危难时期，刘队长给我的帮助令我终生难忘。记得有一次，在突击运输矿石的时候，我筋疲力尽，眼看就要倒在地上了，他立即叫我去掌握过秤，并在全队点名时向大家说：“王开泰的腿是为共产党打天下负伤的，不同一般……”我听了以后，泪流满面。妻子马如兰来信，找当地部门起诉，要和我离婚，刘队长和中川钢铁厂驻厂法庭史庭长（也是位老干部，他与我多次谈话中，流露出对我的同情）表示坚决反对，并以单位组织的名义向对方所在单位联系，希望他们做我妻子马如兰的思想工作。
后来，我在火烧埂采矿队，甚至在中川钢铁厂的劳教分子中，成了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劳教分子。1959年，在“大战八、九月，迎接国庆10周年”的生产突击运动中，我因成绩优异，受到了王厂长亲笔写的通令表扬，当时全厂的高音喇叭，一直广播了三天。
1959年九、十月，我又被评选为好人好事的典型、个人积极分子，那时候，厂里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是相当出色的。刘队长有意把我培养和树立成为火烧埂采矿队的“标兵”。
1959年11月7日。我被评为“大跃进”中的先进生产者，劳教积极分子的代表，出席“中川钢铁厂先进生产者、劳教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厂部授予我厂“先进生产者、劳教积极分子”光荣称号，还受到物质上的奖励。随后，我被大会当场推选出8名代表之一，出席“乐山专署劳改劳教先进生产者，劳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但这个会，后来没有开成，不知何故。
这些，是和刘队长对我的帮助分不开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