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4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宇综合报导）方励之教授遗体告别仪式4月14日下午四时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举行。64事件后流亡海外的一些学运和民运人士、方教授的学生、同事在内共两百多人到场出席这一悼念活动，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的发言感人至深。
民运人士吴仁华在推文中写道，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的发言感人至深，主题是：如何在政治磨难中与方老师相识相爱相守的经历。其中提到：1957年李老师被打成右派，方老师宁愿被开除党籍，也不放弃爱情。李淑娴的小儿子2008年因车祸在图桑市去世，如今方老师又猝然逝世，遭遇令人心痛。李淑娴在发言最后泣不成声地说：励之，我的丈夫，我的爱人，我的灵魂，你等着我，我会与你再见的。
很多人都知道方励之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学运的问题被开除中共党籍，却不知道他在1957年时也曾被开除过党籍，不过那次是为了坚守爱情。
因关注教育两人成“同案犯”
李淑娴曾在接受访谈时提到，1957年反右时，她和方励之成了“同案犯”。她说：“我和方励之同年进入北大，正好分在同一个小班。北大是一块自由的天地，我从小就有一个观念，要作一个独立的人，要有独立的见解，跟北大的气氛也很融洽。一九五五年召开团代会，我们几个人联合起来做了一点事情。因为我们觉得教育有问题，当时提倡把人培养得比较驯服，强调要听党的话。我们只是觉得这个口号不对，应该让学生独立思考。于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先由方励之出面，在团代会上提问题：‘到底要把我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反右的时候，方励之已经不在北大了。我还在北大，因为组织上对我很信任，把我留在北大，准备作苏联专家的翻译，苏联专家来了，我就做口译和笔译。反右的时候北大有那么多大字报，我也去看，那时我和方励之已经有了朋友关系。五十年代的朋友关系也就是在一块儿多说些话。他星期六来找我，另外一个党员就来找我们俩，说要给党中央写封信，意思是说，同学们这些意见大都是好的，尽管有些可能有点儿偏激，可是下层干部组织一些人，毫无道理的批判提意见的同学。我们的信还没有写成，六月八日社论出来，我和那位党员都被打成右派。”
一个右派 一个开除党籍 两人坚守爱情
“方励之因为在物理所，参加活动比较少，逃出了一劫。他先下乡，到河北赞皇。组织上说我‘避重就轻’，我问方励之，我怎么办？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非常天真，我的一些想法只对方励之说过，跟其他任何人没说过，有些私房话，比如我对党有些怀疑，我有一些亲属非常年轻的时候去了延安，后来一辈子过得非常苦，家庭也很悲惨，等等，不过是所谓‘一闪念’，我为什么要去坦白？方励之就批评我，说：你就应该把所有自己想到的，都向党交代。我听了他的话，就全部都交代了。我既没有上台辩论，也没有写任何大字报，等于是自己送上去的右派。”
“打成右派以后，我把方励之从赞皇找回来，我们谈了三天三夜。我说，我不愿意影响你一辈子，任何时候如果你想起来，这一辈子的前途就是因为我而丧失的，那么我们的婚姻也没有幸福，这样勉强的维持，不是我所需要的，我们分手。可是，也说得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彼此忘了。他就走了，我一直送他上火车，我们这样分手，是把爱情埋在心里。”
“我被戴上右派帽子，党籍被开除。我觉得在北大已经呆不下去了，我就主动要求下乡，在斋堂劳动了一年，一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国庆十周年，他们主动把我叫回来，给我摘了帽。方励之呢？后来他突然来了一封信，说他也被开除出党了。我就到农村去看他。记得我穿了一件有大襟的衣服，完全像一个乡下姑娘，下了火车，背着一背篓核桃来看他，因为斋堂是产核桃的地方。我们想，两颗非常寂寞的心灵何必要这么受苦？所以那时候就恢复了朋友关系。当时我还不急着结婚。不是原来讲，摘了帽子就是好人吗？而且我是当时北大党委唯一带去听彭真报告的，是在政协礼堂，说右派只要改正了错误，还是自己人。所以，我觉得都要干一番科学事业，我准备考研究生，人家用一种非常讥讽的眼光看我。然后把我分配到半导体工厂，和工人一块儿干活儿，我是中国第一届学半导体专业的学生，可是，不能做任何技术工作，出现了事故就是我的责任。如果我要去干预技术问题，就说我是压迫工人，因此没法做任何事情。所以我当时就想结婚了，认为结婚是找一个灵魂的避难所，我们一九六一年结婚。”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