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8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张东光编译报导）中国的空气污染、经济渐趋复杂化、人口快速城市化等因素不但是中共当局面临的几大课题，也是美商在中国经营和投资的重大挑战。
在北京生活17年、3年前开始担任中国美国商会主席的孟克文（Christian Murck）近期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们正看到将对商业环境产生重大冲击的结构性改变……当我们展望未来30年，显然经济将不会走过去30年的老路。如果经济要持续增长，需求必须从外部需求转为内部需求。”
他还说，“第二点，有偿酬劳的形态也有一个重大的改变。中国不再是一个低劳工成本的环境。劳工成本的增加现在已超过经济的增长。我们不认为那是景气循环型的。我们认为那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第三点，人口统计也有很大的变化，此一变化影响所及超过有偿酬劳的改变。它同时也影响劳动力的取得。现在，每年的劳动力都在缩减。退休者急剧增加。未来这将是当局的一大财政挑战。”
至于美商在中国的经营管理方式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吗？孟克文认为，许多美商在中国的营业额每年有15~20%的经常性增长，但那隐藏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员工人数是否足够、如何配送货品给客户，以及如何找人和培训等。
尽管各行各业的成长力道不尽相同（例如，药品业年增长20%，个人电脑仅增长各位数，建筑设备却正衰退），但每个行业皆同样面临了土地、劳工和原物料商品的成本增加。孟克文认为：“过去18个月来，管理的重心突然由简单的增长管理，转变为成本管理与成本控制了。这会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
他还指出：“对于资本密集的跨国汽车业者，中国是全球布局不可或缺的市场，但中国的车厂竞争者太多，各个都想当全球的老大。去年，有60亿美元对外投资从中国流入欧美，金额刷新高。这个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趋势将持续。”
对于中共领导人如何处理这个日益艰钜的经济问题，孟克文说，“我们认为新领导阶层希望加速市场改革的进程、加速金融自由化、改善资本配置、降低政府的角色，和减少政府核准的负担等。这当然不表示他们会这么做。”
至于如何有效管控成本，孟克文说：“它通常不是只人员精简，因为营业额还在增长。他们通常会投资自动化设备。他们会检视业务流程，将部分产能外包。我们已远离了雇用中国员工的管理当地化阶段，现在我们希望成为中国同业的竞争者。好莱坞在中国的诉求就是一例。”
孟克文还说：“为了跟中国同业竞争，美商会将新的生产线搬过去，而不是将总部迁移至中国。他们也会派驻总顾问和公司其他的功能组织到中国，好让他们能快速应变，同时了解他们在中国营运的成本结构。他们不再只聚焦上流的小众市场，而是瞄准更广大的中产阶级市场。这将牵涉到地理位置、后勤配销，以及人员雇用、训练和薪酬等。”
对于中国的空污等环境污染不断恶化，美商如何吸引人才前往中国？孟克文说，大企业中仍有一些想搭“快车”的员工，他们希望其履历上有几年的中国经验。但也有不想来中国的负面理由。其中最担心的是空气污染，其次是交通，第三是审查。派驻中国的员工是否能达成使命，还取决于其配偶是否快乐。对有小孩的家庭而言，空气污染就是一个特别负面的因素。
他说，“当我第一次来北京时，他们还在烧媒加热和煮饭，你在冬天的空气中可闻出一些味道。你回家时衬衫的领口可能是黑的。尽管现在家庭烧媒少了，污染源的排放却来自更复杂的工厂发电机和不断增加的汽车数量……这已成了一个不易解决的政治议题了。当局说，他们将严肃对待此事，但实质改善将花上好几年的时间。”
关于中共当局有何策略来支撑经济成长和增加国内需求？孟克文说：“城市化是一个重要的策略。许多企业，特别是消费产品领域的行业都聚焦于此。现在的城市化比例是50%，预期将来可达到70~80%。”
“像宝洁（P&G）这样的公司，你无须成为中国10大城市的第一品牌，因为中国有100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人。他们现在正积极建立后勤配销系统，增加品牌的曝光，特别在线上和社交媒体上花钱行销，好全力发展出一个与新城市消费者连结的模式。”
但他说：“问题在于‘户口’制度，城市现在的民工高达2.5亿人没有户口，未来20~30年会有2.5~3亿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将一直甘于做次等公民吗？”
“许多人现在向政府呼吁说，一个成功的城市化（或包容的城市化）必须意味着中国公民将有权利搬迁到中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去找工作、养家活口、买房、让小孩上公立学校，以及取得地方的退休福利等。不过，至今没人知道如何筹措这些财源，也不知道这事是否会发生。中国美国商会的许多会员都基于这个城市化的理论在大量投资，因为他们预见了经济的潜力。”
孟克文认为，中共当局在城市化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如果不推动城市化，来自新城市居民和新中产阶级的经济增长动能会突然消失。如果推动城市化，如何处理社会福利项目和管理民众的不满也是问题。它会是一个巨大且非常有趣的社会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一大课题。”
对于主政当局，孟克文建言：“政府必须更透明、更机构化和更负责任。不但对外国人如此，也要对中国的民众一视同仁。但他们会怎么做，我现在没有头绪。”
（责任编辑：毕儒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