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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4日讯】79 “你还活着﹗”
儿子在画室工作有个搭档﹐是一个比我儿子大两岁的青年﹐名叫孙小明。此人长得人高码大﹐体格健壮﹐浓眉大眼﹐一副十分憨厚的样子。我总觉得这相貌有些面熟﹐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儿子说﹐世界上相貌相同的人不稀奇﹐没有必要苦思冥想。我发现这孙小明虽然血气方刚﹐但性格却很和善。在我家新望面前总显出顺从的样子﹐叫干啥就干啥﹐从来没有异议。每每在墙上画广告时﹐扛梯子﹐搬凳子这类力气活都是他干﹐新望给他的工钱总是从优的。
孙小明是山东人﹐他来澳洲也已十年了﹐已经结婚﹐不久前又有了儿子﹐他一方面很高兴﹐另方面又觉得小家庭中多了一个小孩子也有些烦。现在见我们来了﹐可以照料一些家务﹐他也积极为自己的父母办探亲手续﹐接老人家来澳洲安度晚年﹐同时又可以为他照料一些家务。
小明的父母很快就来到墨尔本。那天小明请了假为父母安顿住处﹐新望也去帮了忙﹐回来说小明的父亲是个志愿军伤员﹐下肢瘫痪。小明妈的身子骨倒挺硬朗。我和杜娟都很兴奋﹐很想去会会这两位“老乡”﹐儿子说﹐要等几天﹐等他们消除了旅途的疲劳以后再去。
一个星期后﹐孙小明却奉父母之命﹐邀请我们去他家﹐说他父母要招待我们。因为新望照顾了他们的儿子﹐他们表示感谢。于是我和杜娟就欢欢喜喜地乘坐小明的车去了。小明妈到大门口迎接我们。
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但从她的爽朗笑声和举止自如的动作可以看出她是个很健壮的人。她殷切地伸手将杜娟搀出汽车﹐一边说﹕“不料在外国能见到家乡人﹐真不容易﹐快请进屋﹗”
进了屋﹐还未落坐﹐女主人又说﹕“一来到这里就听小明讲你家新望待他如何好﹐如何指导他的工作﹐还给了他那么多的工资。我就说﹕人家待你好﹐你可要好好干﹐咱干什么都得对得起人。他爸爸就说﹕得赶快请你们二为老人吃晚饭﹐表表心意﹐所以……”
杜娟忙打断说﹕“快别这样说﹐老嫂子﹐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他们两个小青年相处得好﹐相互帮助﹐咱就放心了﹐用不着请客﹐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小明爸爸呢﹖”
“唔﹐老孙有个习惯﹐饭后还要出去散步﹐这会儿还在外边呢。”
“好啊﹐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是长寿的秘诀。”杜娟哈哈地笑道。
“可我爸爸都不是‘走’的﹐”小明插嘴说﹐“他是‘滚’出去的。”杜娟吃一惊﹐忙亲切地责备说﹕“小明怎么可以这样说父亲﹖”
“他爸爸是坐轮椅的。”小明妈解释说﹐又对儿子说﹕“刚才发现小毛头又拉肚子了﹐你也去看看吧。”小明领命而去。
“那﹐小明爸爸的腿不方便﹖”杜娟关切地问。
“是的﹐下肢瘫痪﹐两条腿都折了。”女主人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
“哎呀﹐听说小明爸爸是志愿军﹐想必是在战场上光荣受伤﹐应该是特等残废吧﹖”杜娟又问。
女主人一摆手﹕“啥特等残废﹗这窝囊透了﹗天下奇冤﹗”
“哎呀﹐这是咋回事﹖”
“这事说来话长﹐”女主人回忆说﹐“俺老孙不是个好事的﹐他从小参军一向作战勇敢﹐立过不少战功。全国解放时﹐他已是个营教导员。五零年赶上朝鲜战争时﹐升为团政委﹐带了一团兵跨过鸭绿江﹐在七次战役中﹐他都带领士兵猛打猛冲取得了不少战果。可是到后来﹐由于后勤部工作没跟上﹐他这个团在一次战斗中弹尽粮绝﹐天又冷﹐人都冻僵了。就在这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下﹐敌人冲上来﹐把他们达五百多名没有牺牲的指战员统统俘虏了。
“唉﹐真可惜﹗”杜娟感叹道﹐“这应该说是天灾人祸造成的。在俘虏营里的日子可不好过。”
“俺老孙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做了俘虏也没有停止战斗﹐他组织俘虏们进行地下斗争﹐随时随地搞破坏活动。敌人叫他们修路﹐他们就把地基掏空﹐敌人叫他们种菜﹐他们就拔菜苗﹐敌人叫他们搬运战争物资﹐他们就尽量把货物往海里扔。他们还同朝鲜劳动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经常向外边传出情报。他们还做了一次惊天动地的事情﹕有一次联合国军的俘虏营营长前来视察﹐站在大铁栅门外边和门内的志愿军战俘讲话。俺老孙冷不妨的把铁门一推﹐顺手抓住那个准将营长﹐把他拖进门内﹐又立刻把门关上﹐这样就把那个营长俘虏了。门外的美国兵干瞪眼﹐不敢妄动﹐因为他们的营长捏在了我们的手中。接下来就进行谈判﹐要营长答应改善俘虏的待遇﹐减轻劳动强度﹐不准虐待俘虏等等。那个营长完全像个脓包﹐他什么条件都答应﹐只求饶他一命。既然答应了条件﹐当然把他放了。可放了以后﹐他马上进行报复﹐把坦克开进来﹐用机枪扫射。他们抓住了老孙﹐为了让老孙吃苦头而没有枪毙﹐却挖掉他的一只眼﹐割掉一个耳朵﹐又打折了一条腿。就这样让他半死不活地躺在那里活受罪﹐多亏同志们的友爱互助照顾他﹐终于熬到停战﹐他被第一批遣返回国。在三八线上交换战俘时﹐那场面感天动地﹐我们的战俘是高唱着战歌﹐高呼着口号回到自己的阵地的。有的战俘是用担架抬回来的﹐老孙就是抬回来的。他一见到亲人﹐马上就从腰间扯出一面五星红旗﹐那是他在敌营里偷偷缝制的。在场的人无不痛哭失声。可是﹐唉……”女主人说到这里深深叹了一口气﹐放低了声音﹕“回到大后方﹐所有这些战俘都被隔离起来﹐要逐个审查。老孙是个又瞎又聋又瘸的废物﹐不用审查就直接遣送原籍﹐好接受群众监督。”
“真是岂有此理﹗”我忍不住叫起来﹐“得和他们说理呀﹐问他们为何这样干﹖”
“对﹐俺老孙问过了﹐回答是﹕你们叛国投敌﹐没枪毙就已经够宽大的了。你还要怎样﹖”
“那些斗争﹐那些地下活动……”杜娟说。
女主人又一摆手﹕“啥斗争﹑活动﹗人家要证明﹐谁能证明﹖俘虏之间不可互相作证﹐说那是互相包庇。报纸上的报道也不是力证﹐说那是记者说大话骗人的。”
我气急败坏地一捶大腿﹕“简直没有天理了﹗太让人寒心了﹗”
女主人冷笑了﹐用缓和的语调说﹕“俺老孙真是个厚道人﹐他什么也不争﹐也不论﹐只说﹐咱所干的一切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做过对不起毛主席的事﹐咱问心无愧就行了。不能打仗了﹐送回家来也好嘛。眼下国家还有困难﹐咱也要分担一些困难。’他这样说﹐也确实是这样想的。”
“你的这位老孙啊﹐他老实过头了﹗”杜娟说﹐“像他这样的英雄事迹应该展览出来﹐让全国人民学习﹗”
女主人笑了﹕“可不知咋的﹐真的展览了呢。在纪念朝鲜停战十周年时﹐俺那城里办了一个展览会﹐把老孙的事迹展览出来了﹐说他是英勇牺牲的。老孙一听说﹐就拄着双拐前去看个究竟。进了展厅﹐只听见那个解说员小姑娘象唱歌一样地大声介绍说﹕‘这位孙政委﹐在朝鲜屡力战功﹐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因寡不敌众﹐在敌人冲上来的时候﹐拉响了手雷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大家看﹐这枚勋章是金日成亲自颁发的……’老孙听到这里气炸了﹐他用一根枴杖指着解说员的鼻子吼道﹕‘你在撒谎﹐骗人﹗孙政委就是我﹐我就是孙政委﹗我没有死﹐我是被俘的﹐可我老孙在敌人鼻子底下也没有停止战斗。可回国后却被开除军籍党籍﹐没想到你们却又在用我们的名字招摇撞骗﹗’说着﹐他举起拐杖﹐横扫一番﹐把那些展览品砸个稀里哗啦。全场人都惊呆了﹐执勤警察立刻围上来﹐只一推﹐就把一条腿的老孙推倒在地﹐拖拖拉拉把他弄到外面﹐痛打一顿﹐说他是破坏革命宣传的坏分子﹐如果再闹下去就把他送去疯人院﹗”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想起在医院里听病友刘裕民讲的故事。“后来呢﹖”
“后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搞了个‘抓叛徒’运动﹐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冲到我家硬是把老孙拖了出去﹐说他叛国投敌﹐吊起来打。最后终于保下了一条命﹐这也算是万幸了。经过这些反反复复的折腾﹐我们的心冷了﹐孩子都长大了﹐老孙对孩子说﹕‘你长大千万别当解放军。随便找个工作弄碗饭吃就行了﹐也别谈什么雄心壮志了。’后来来了个‘出国热’﹐老孙便让小明出来了。这又碰上一个好人新望。”接下来又夸奖新望怎样仗义﹐怎样照顾朋友。随后话题一转﹕“听小明讲﹐这位大兄弟也参过军﹐眼睛是怎么坏的﹖”
“唉﹐提起我们老骆也是一言难尽﹐”杜娟说﹐“他十七岁从台湾跑回大陆参加解放军。他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他背叛反动家庭参加革命的﹐起初在二野军大学习﹐遇上一个好指导员……”女主人这时忙打断杜娟的话插问一句﹕“那你们是不是良村的人﹖”
这下把我们都问怔了﹕“是呀﹐你怎么知道﹖”
“哎呀﹐你不就是骆驼吗﹗我的小驼儿﹗”她这是站起来﹐一下子搂住我的肩膀﹐激动地说﹕“你认不出我来了﹐我就是你的蜜姐呀﹗”
“啊﹐蜜姐﹗我的恩人﹗”我抱住了她的头。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车铃声﹐蜜姐叫了一声﹕“老孙回来了﹗”她松了手﹐朝门外冲去﹐一面高声喊道﹕“老孙啊﹐你猜谁来了﹖你做梦也想不到﹐是你的骆驼﹗你常常提起的那个小青年﹗”
这时我也冲了出去﹐本来就视力模糊﹐加上热泪盈眶就更加看不清了。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我站在轮椅前﹐使劲擦了擦眼睛﹐模糊看见我前面坐着的是一位老人。他戴着一副太阳镜﹐面孔是看不清楚的﹐但那塞满椅座的大块头仍然使我回忆起当年孙指导员的高大身影。他这时候伸出双手﹐我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一时百感交集﹐却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喃喃道﹕“老孙啊﹐孙指导员﹗我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是呀﹐你还活着﹐这也是我没想到的﹗”他抚摸着我的头顶说。
“快起来﹗进屋吧。”蜜姐命令道。
一进屋﹐蜜姐就对老孙说﹕“咱那一些事情我都对他们说了﹐最后才知道他就是骆驼﹐像他这样的人﹐经过那么多政治运动还能活下来﹐真不容易﹗”
“这是他的命大﹐”老孙说。“咱们在军大相识﹐几十年后又在澳洲重逢﹐这都是天意。”
“当初你们俩都是年青小伙子﹐”杜娟说﹐“而今却成了啥样了﹖”
“瞎的瞎﹐瘸的瘸。”老孙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可咱们的脑袋瓜都没有坏。这是顶重要的。许多先烈都牺牲了生命﹐我们都还活着﹐这是咱们的福份。”
“什么福份﹗”蜜姐有了异议﹐“到今天还活着的人不一样﹐你们俩成了残废﹐但有的人却都先富起来﹐成了百万富翁﹐这世道就是不公平﹗”
“你又瞎扯了﹐”老孙反駮说﹐“别眼红什么百万富翁﹐那些人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咱除了缺钱﹐什么都不缺﹐这一辈子经历的酸甜苦辣不都是财富吗﹖”
老孙的调侃使谈话的气氛活跃起来。他很关心我的眼睛﹐于是话题又转到了文化大革命﹐说到红卫兵抓叛徒一节﹐我问﹕“他们怎么不进行调查呢﹖毛主席一再指示要重视调查研究﹐不要轻信口供。”
“怎么不进行调查呀﹐他们进行了﹐”老孙说﹐“不知他们怎么找到了单权这个人﹐单权写了个检举材料﹐说我在军大当指导员时就包庇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少爷﹐就是指的你呀﹐反而给我增加了罪名。”
“嗨﹐单权这家伙在运动中也陷害了我﹐”我简单地述说了一些情况﹐最后告诉老孙﹐我离休时﹐单权已升为副校长﹐我不明白共产党怎么欢喜这种人。老孙说﹕“斗争性强﹐六亲不认﹐随机应变﹐善于迎合上级。这些都是共产党员必备的条件。单权就是这种人。你说他升为副校长﹐可我却又听说他已从商﹐开了个体育用品公司﹐干了不少偷税漏税以及行贿受贿的勾当﹐最后牵扯到一桩走私案被判死刑﹐又因他积极揭发别人立了功﹐减为死缓。”
“这叫恶有恶报﹐”杜娟说﹐“这是天意。”
“所以我刚才说过﹐那种爆发户﹐除了钱﹐什么都没有﹐那是危险的﹐咱们除了钱﹐什么都有﹐主要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自己已经残废成这样﹐还说什么都有﹗”蜜姐嘲笑自己的丈夫。
“残废又咋啦﹖我缺一条腿﹐不还有一条吗﹖腿没有了可以坐轮椅﹐实现了机械化。骆驼﹐你也别为看不清而烦恼。眼不见为净﹐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看也落个素净﹐不是坏事。总之﹐乐观些。”
“是﹐指导员﹐我听你的﹗”我欢乐地调侃说。
“你说错了﹗”杜娟纠正我﹐“老孙已经升为团政委了﹗”
“是﹐孙政委﹗”我又喊了一声。
老孙却不以为然﹐“我还是喜欢做指导员﹐那时我很快活。可当了政委以后却做了俘虏﹗以及后来引起一连串的不快﹗”
“可是到了最后的最后﹐也就是到今天﹐咱们在这里重聚﹐仍是快乐的。”我说。
这时门外传来汽车的嘈杂声。
“他们回来了。”蜜姐说﹐指小明夫妇为儿子看病回来了。
“好呀﹐咱们可以马上出发﹐到唐人街饮茶了﹗”老孙欢快地说﹐“骆驼﹐今儿个我这指导员请你吃茶。”
大家都笑起来﹐整个房间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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