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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5日讯】在没有信仰神、没有彻底体悟到神对人的生命所做的晓谕之前，个体只知道自己仅具有现世的、肉体的、短暂的物质存在；在信仰了神并彻底体悟到了神对人的生命所做的晓谕之后，个体相信自己还有超越于物质存在之外的永恒的精神的存在，即在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它是根据个体行为的好坏而最终由神作出的判决），这种意识使个体在思考人生、度过人生的过程中得以超越有限的时空因素的影响，超越人类的功利性计算，把有限的肉体生命作为追求不朽价值的时空载体。因为有了信仰，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认识终于超越了生死、名利、物欲的功利性计算，从此，世俗生活中的任何问题不再成为个体生命的困扰和障碍，个体的惟一使命是按照信仰所发出的召唤去生活。那么，信仰所发出的是什么样的召唤呢？信仰发出的是良心的召唤！ 个体是孤独和脆弱的。为了消除这种孤独和脆弱，个体通过信仰神，通过对神的无保留的忠贞获得直接与神沟通的途径，个体与神的沟通是在深深的精神孤独中进行的。正是在这种内心的孤独中，个人获得了对信仰和自身职责的更加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也引发了个体对个人能力和精神状态的思考。哈韦尔说：”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甚至是否意识到了它的存在都无关紧要，惟一要紧的是你多么渴望它，你多么深地被它所代表的意义所征服，这种征服会在你的全部行动和你与世界的关系中表现为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个体的心灵深处表现为深沉、博大、牢固而不可易移的良心意识，这种良心意识上升到个体的大脑里，产生个体的良知观，即有关是非、善恶、好坏、美丑、爱恨等等一系列辨别意识。人们也许会争辩说，这些辨别意识不一定是信仰才能带来，后天的教育也能灌输这些意识。的确，学校教育也能灌输这些观念，但经验已经表明：由学校教育灌输到人之大脑中的这些观念仍然是脆弱的、朴素的，在面临生死、名利、物欲等生活内容的考验时，这些观念是不堪一击的，个体仍旧会回到非良知的状态下去生存。只有当这些观念是从个体之内在的信仰中产生的，或是受到了信仰的长期熏陶和洗礼之后，它们才会成为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不可易移的良心堡垒！信仰的这种作用，就象把铁矿石炼成钢材的高温熔炉的作用一样。信仰是造良知的”高温熔炉”，信仰也是铸就个体灵魂的”冶炼厂”。
那么，对于那些有了真正信仰的人来说，他会怎样去生活呢？他会按照信仰所发出的良心之召唤去生活。按照良心的召唤去生活，如果一个有信仰的人碰巧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那是不会存在任何障碍的，因为自由社会为人们提供了按良心去生活的权利和机会；但如果一个有信仰的人生活在缺乏自由的专制社会，那么，如果他按照良知的召唤去生活的话，他会发现几乎很困难。一个缺乏自由的专制社会天然排斥良知，在这种社会生活中，惟一能吃得开的东西是谎言、屈从、出卖良知和灵魂。面对这种情形，一个具有真正信仰的人该怎么办？如果他不想死后下地狱的话（而这恰恰是有信仰之人要极力避免的），那么，即使在缺乏自由的专制社会里，他也将坚持过符合良心的生活，因为”良心是人类惟一不能对社会习俗作出牺牲的官能”（贡斯当），否则，人就不能算是人了。这就意味着他将遭受无数的痛苦、挫折、辛酸或灾难，而当这些不幸达到一定程度时，具有真正信仰的个体将起来战斗，因为信仰将给予他这样的动力和勇气，他将和所有渴望按照良心自由去生活的社会个体一起，向专制制度发起绝不妥协的抗争，甚至参与推翻这种制度，建立一种维护自由的民主制度，以便使自己得以生活在自由的状态下，从而能够始终如一地按照良知的召唤去生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的基督教新教徒、天主教徒成了追求自由的战士。
为什么一个具有真正信仰的个体就会有这样的动力和勇气呢？在普通常识里，信仰被理解成较为精神意识化的东西，这只是一方面；从本质上讲，信仰更是一种强烈地要求付诸行动的召唤！没有行动，信仰就不成其为信仰。如果不把信仰的要求落实到生命的历程中去，信仰也就不存在，信仰也就毫无意义。是信仰召唤了行动，是行动证明了信仰的存在。真正的信仰在个体身上产生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后果就是行动的勇气，这种后果降临在专制社会的个体身上，就表现为追求自由的动力和勇气。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表现就是当今最好的现实例证。没有信仰，个体的生命就还没有根，个体的灵魂就仍处在混沌状态。信仰是生命之根、灵魂之光，是把个体从野蛮、愚昧、残忍、凶暴的邪恶泥潭中超拨出来的惟一精神力量。在这方面，文化知识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时常看到有许多文化知识、但却没有信仰的读书人反而不明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美丑，品格极为低下，乐意出卖自己的尊严和那混沌未开的灵魂来换取名利；而那些贫穷且没有受过教育、但却具有真正信仰的男男女女，在面对各种困难和不幸、威胁和利诱时，竟能坚贞不屈，誓死捍卫良心自由，拒绝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是信仰给了他们这样的勇气和意志力，是信仰造就了他们的这种品格。没有信仰，即使拥有巨额财富的所谓中产阶级个体，也不会在内心产生追求自由的动力和勇气，这就是中国和西方同一阶级的社会个体在自由问题上作出的不同反应。
阿克顿说：“不仅是对上帝的一种责任感使得我们需要自由，而且也是一种其他的责任感——一种对自以为是可能产生的敬畏感，更使我们天然地拥护和热爱自由。”阿克顿认为，”没有任何国家在缺乏宗教的状态下能是自由的。宗教产生并增强人们的责任意识。如果人们不是被责任所守护，他们必定是被担惊受怕所包围。他们越是担惊受怕，他们就越不自由。”只有信仰才能消除人的这种担惊受怕。阿克顿又说：”自由的兴盛是伴随着良知而来的。两者当中只要一方衰败也就必然导致另一方的衰败。”只有宗教信仰才是良知的守护神，才是个体良知最安全的庇护所。自由在良心的殿堂里萌芽，从良心自由发展到其他一切自由，最终发展成政治自由。
当一个社会和它的个体获得自由后，自由要想得以安然无恙，除了用宪政民主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外，更重要的是社会个体自身还需要具备一些有利于维护自由的道德素养：意志坚强、沉着稳定、信守诺言、仁爱、宽容、妥协的精神、同情心、真诚地反对给别人带来痛苦等。这些素养既无英雄主义的性质，也无贵族品格，更谈不上有什么革命性质，恰恰相反，它们是家庭行为，是朴实无华的寻常事。这些素养我们无法从别处去寻找，只能在信仰的殿堂里找到它们。 本文的结论是：现代自由的源头是个体的良心自由，而良心自由是从信仰中收获的精神果实。因此，信仰是现代自由真正的、最终的心灵之根。 （2000年11月19日）
（参考书目：基多-鲁杰罗：《欧洲自由主义的历史》；哈里-爱莫生-福斯迪克：《信仰的意义》；阿克顿：《箴言录》；塞缪尔-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哈韦尔：”真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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