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3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叶依帆、梁珍香港报导）3月初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公布，免费电视台不须再播放香港电台的节目，引发舆论哗然。前香港记协主席麦燕庭接受《珍言真语》主持人梁珍专访时表示，港府有心打压香港电台，显示香港言论自由空间越来越小，“大家一定要撑着，因为你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背后是悬崖峭壁，言论自由这个空间要一直守住。”
担任记者三十多年的麦燕庭，曾在香港电台任职达十年之久，她表示，自从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电台就被建制派“追着打”。她质疑通讯局此举是否凌驾了行政会议？“免费电视台这个发牌条款是行政会议通过的，为什么可以这么简单、这么轻易，通讯事务管理局说不用就不用啦。”
此前，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及香港电视娱乐有限公司（ViuTV）须按照通讯局发出的指示，每周在其综合中文频道分别播放3.5小时及2.5小时港台节目。
她说，此次港府封杀香港电台，不会停止整肃媒体的行动，“大家不要以为它就会停在这里，它一定会继续找下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是谁，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大家一定要撑着。”
多年的记者生涯让她见证了香港新闻环境日益恶化，她说，目前受到中共政府控制或影响的媒体超过三成，“一是就给他所谓收买；又或者如果收买不了的那些人，就合并你，整个买过来。”
“传媒的角色从来都应该是其是，非其非。”她说媒体始终都应扮演好社会第四权的角色，代公众去监察社会。
中共加强管控媒体 “枪打出头鸟”头条新闻被针对
记者：最近香港电台有很大的争议，头条新闻被警方投诉，香港通讯管理局宣布免费电视台不可以再继续播放香港电台的节目，你与香港电台之间有很深的渊源，怎样看政府一系列的措施呢？
麦燕庭：我做了三十多年记者，十多年是在香港电台，2007年初正式离开香港电台，离开时是新闻部的采访主任。
大家都看见它有心要打压香港电台，也应该感觉到主权移交以后港台一直都被建制派追着打，以往会用一些大家不留意的方式：在人事上牵制，或在拨款上边“阴干”，这些公众很难参与也很难说，政府说，“我们有一贯的政策”，就推脱所有的批评。
至于公开批评、辞退人员，特别辞退大众都很认识的名嘴时，或者去批评一些具批判性节目的时候，大家才会留意原来又来了，又来了，现在这个做法只不过是又来了。为什么会又来了？大家应该看到港澳办换人，中联办换人，这些人基本上与习主席可是一条线一条龙服务，当时大家知道一定会加强对传媒的管控，现在头条新闻可以说是“枪打出头鸟”，因为剩下的很批判性去批判香港政府也好，中国政府也好，不是很多了。
大家都知道如果《苹果》报纸，与一些网媒，而港台其实电台也好电视也好，感觉就是剩余一些公共事务的节目，他一定是盯着你的，而头条新闻当然变成出头鸟被人打。所以说我一点都觉不奇怪，头条新闻被人一秒一秒去对讲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与你斟酌的做法。至于不要免费电视台去播放港台的节目，其实就是要减低你的影响力。大家不要忘记的就是这些都是涉及言论自由。
头条新闻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讽刺性的节目，嬉笑怒骂，应该要接受一些批评，至于警务处长两次去信看得清楚他真是差不多逐个字、逐个字核对。虽然我没有他那么细心去看看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批评所谓暴力，就是暴徒，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但是最少我们看到在一些我们叫footage（镜头）的影片里面是有的，那你不能说他没有吧？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大家都知道做这些节目，第一它不是一个新闻节目，我们不能要求它同一个新闻报导做到持平公正，而是整个大环境整个台的节目这样去看的。就是说头条新闻批评比较多，但是整个台的节目来看，头条新闻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它不只是说警队，另一方面已经做了几十年的《警讯》一直都在帮警队说话的，基本上是一边倒，为什么警务处长又不说？你这样不对，你应该批评我们警队怎样做得不好，叫《警讯》这样去做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他又不去看《警讯》做了些什么呢？所以如果大家由一个节目的性质，以致是一个所谓的整体的持平来说呢，我觉得港台是不持平的，因为它已经是较我在职的时候倾向建制派，对于建制的批评比以往少。
言论自由再倒退 悬崖峭壁在背后
记者：你那时的言论自由的尺度？
麦燕庭：至少有一些高级的AO（Administrative Officer，政务主任）打来叫我改，我可以不改，可以和他争辩，当然事后被人家针对。我经常觉得要做得公正，要受一些压力，这是在我的预想之中的。我们看回电台以前的封面节目《千禧年代》，以前是吴志森和周融，大家都知道周融是建制派的，他出来几次帮人家撑什么的大联盟。其实基本上在人选上他们已经平衡了，但是他们（建制派）都觉得接受不了，有批判声音出来不行，于是在大概06、07年的时候，炒了吴志森，周融只是陪葬。
我们大家都知道，港台言论自由的空间其实是小了，不要说现在大家针对的吴志森，我做了记者几十年，黄毓民还是很名嘴的时候，在商台大家都觉得吴志森太保守了，其实他一点都不，他那种所谓的批判，我们觉得很客观、很有理有据的，其实对我来讲，他很温和的。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正显示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过往还有一些比较所谓激烈的人撑宽了空间，现在那些人没有了，或者淡出了，就连这些原来温和的人都升级了，变了做激进，变成被人打击的对象。所以由此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次头条新闻，是因为建制派、因为警方的投诉而退缩，甚至是裁人、裁时间、裁资源的话，这样他们就叫做成功取缔了。
大家不要以为它就会停在这里，它一定会继续找下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是谁，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会不会是“铿锵”？还是其它的大家都已经觉得很温和的，甚至大家觉得太过温和的“千禧”？可能到时候都叫做不够持平，被人家去针对，甚至要换人，很难讲。所以我觉得言论自由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撑着，因为你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背后就是悬崖峭壁，言论自由这个空间要一直守住。
头条新闻差不多由开节目来讲，已经是给人家针对的。头条新闻开台的、开播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两个月，那是一个比较言论开放的年代，当时也真是动荡，4月已经有一点风起云涌了，其实一开始已经是被人家针对的。在90年代初期，或者89年没多久，徐世民有一次在北京开两会，就骂头条新闻，说它什么阴阳怪气，不知道有什么政治目的。
当时的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强硬地回应，她真的出来撑的，说第一，徐先生你是不是应该回香港才说？你是不是在北京告御状？第二就是她（陈方安生）很坚持，要维持、捍卫言论自由。如果我没有记错，她的讲法就说不知道自由还是新闻自由，它就好像怀孕那样要就是有或没有，不能给你一点就算数，是不可退让的，因为一退，人家就会吃髓知味，吃着上，逐步逐步去蚕食你。当时徐世民还讲了一句名言，“讲一下都不行吗，老虎屁股摸不得吗？”
记者：可以撑三十多年真的很不容易，头条新闻见证了香港大时代的变迁。
麦燕庭：是啊，希望它继续可以撑下去。
记者：网民都很支持他们，杜汶泽说TVB都没有人看了，以后他的90万的粉丝，将这个节目转到他那边去发放。怎么看这种民间的力量？
麦燕庭：这种说法是有部分作用的，杜汶泽这么有影响力，他一声号召很多人会跟他。其实免费电视台去播放港台的节目，本身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件事，甚至可以讲是逐渐削弱港台影响力的一个步骤。大家都知道，网上尤其是年轻一代，大家都觉得无所谓，我们现在都不看CCTVB，看网上的，网上大把的言论。但大家不要忘记，不是所有人都有网，也都不是所有人都有手机，尤其是年长的人，他就只有一个电视机，所以始终会使港台流失了一部分的观众，令它的影响力、入屋率是会减低的。
通讯局凌驾行政会议？擅改发牌条款
麦燕庭：大家都知道免费电视台这个条款，要免费电视台去播，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了，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因为要检讨港台的时候，要求两间免费电视台要在黄金时间播，而且是发牌的条款。后期无线就搬去晚上了，好像是凌晨深夜的时间，被人家吵又搬回来，就搞这些小动作，现在政府帮他一把，完全不用播。
我经常问，既然是发牌条款，行政会议通过的，为什么发牌条款可以改变？可以这么简单，这么轻易，通讯事务管理局说不用就不用啦，这个通讯事务局比行政会议还厉害。虽然广播条例里面允许所谓当局可以做出一些所谓方向性的决定，但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做法？我不知道，等通讯事务管理局去解话。虽然大家知道解都没有什么用的，反正因为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上面同意，我想通讯事务管理局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是不是行政会议去推翻这个所谓发牌条款，可能意义不大。但是我们经常说，程序公义是不是应该都要维持，老实说，做这样子你都要做足了，是不是？不是现在这样简简单单就，通讯事务局就已经可以更改发牌条款。
程序不公义 港府写好剧本照着演
记者：这次看到很多不公义的地方，港台工会就说，其实TVB应该给一个频道的使用费，他们按照那些条款来说。
麦燕庭：说的数以亿算，应该大概4亿。因为当年讲的时候，10年前讲2亿，现在到4亿一点都不出奇，而且这一个也都是当初豁免无线和亚视，那时候无线和亚视，频道费、频谱费一个原因。因为当时讲得明白，香港电台附有公共广播的责任，所以两间电视台免费播放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就是说，所以豁免了频谱费，既然当年因为它承担了社会责任，豁免了它的频谱费，为什么现在不需要它负这个责任？又向他缴付频谱费呢？虽然可能不一定是4亿，因为政府都有其它的API在两间电视台播的，那些都是社会责任，但是和每个礼拜讲的5个小时的黄金时间节目的收入，差很远，没有理由一点都不收的。
看到政府那种程序的不公义，当人一质问，港台节目人员制作工会一问，他当晚就可以回答你，我们没有打算收他的频谱费，这些他就可以这么快回应。其实根本一早它就已经在剧本里了，如果不是，为什么想都不用想。如果真的是觉得一早是知道有频谱费问题，在声明里你是都会交代。没有交代，当有人一问你就说不用了，挺大方，那些是公帑来的。
香港新闻自由度收缩 每况愈下
记者：港台事件现在2020年，对新闻自由你怎么看？和97年之前，现在的新闻自由，这段过程是到了一个什么阶段？
麦燕庭：其实都不用我讲了，大家都知道在好像，我不敢讲江河日下，但是至少真是每况愈下。因为我不讲江河日下是因为，第一我们还有一些主流的传媒是具有批判性的，第二就是网路媒体的兴起都有一定的帮助，就算香港本地的传媒出不了声，还有国际传媒，还有国际的网媒，他们都可以通过网际网路，看到国际传媒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报导。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空间是没有收缩得那么快，但是它是处于一个收缩的状态，这个是殆无异议的了。
如果我们用无国界记者那个评分、排位，主权移交（1997年）前后其实应该是二十多，它的数字越小，新闻自由度就越高，那个时候是二十多，到现在是七十多，我们和那些中东国家去媲美了，惨了。所以可以看到新闻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和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态度、或者取向很有关。
收买、并吞 受中共操控传媒逾三成
麦燕庭：香港主权移交初期，虽然中央政府都想收了（新闻自由），但那个步伐以致那个力度确实是没有这么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如果不是涉及所谓藏独、台独这些问题，他尽量不公开去说你，虽然背后都会有一些影响的。但是现在不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用一种很主动的形式，所谓亮剑和你拼。我们说的主流传媒，一是就给他所谓收买；又或者如果收买不了的那些人，就合并你，整个买过来，《南华早报》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有线电视，主流传媒里受到中央政府控制、或者会影响的传媒，其实超过三成了。还没有计算那些所谓被它吸纳之后，和它所谓很友好的那种，包括新闻部的主管、或者传媒的头做了人大政协，拿了勋章，那么这些他自自然然都会很识做了。
所以主流传媒里的所谓独立媒体，所剩无几，可能只剩下一成、一成半，那么可想而知那个影响力是多大。和80年代中期，我入行的那个年代，已经差很远了，当时那个政治光谱其实是很宽的，左的有《文汇报》、《大公报》，右的有《时报工商》。到现在大家看一看，右派报纸都没有啦，90年代初期已经全都退出来了。天秤一失去平衡，自然就会向另外一边所谓亲中、建制那边倾斜，所以看到整个传媒，主流传媒的环境，已经倾斜得很厉害了。
“是其是，非其非” 社会第四权
记者：香港传媒在这些关键时候，特别现在疫情真相需要记者去调查和发掘，他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怎样去做好自己的角色？
麦燕庭：传媒的角色从来都应该是其是，非其非，就是监察社会。说传媒是社会的第四权，去监察社会、监察着另外那三权，可能那些执政者、建制一定都不喜欢听，哪里有人喜欢被人家所谓看着。但实际上这个角色从来都是传媒的角色，所以最近疫情也好，之前反送中条例运动都好，传媒都应该代公众去监察着这件事。
比如说，我们很明显看到初期，主流传媒去报导反送中的时候，我们说有一百多二百多万人上街，七、八成的市民支持反送中，但是初期的时候，传媒的报导基本上是倾向建制的，或者是政府那条线。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传媒在初期的时候，未能够反映社会的主流民意。
其后当然很不同，尤其在“7·21”（元朗袭击事件）之后，传媒报导转了向，其实就是传媒因应这社会事态的发展，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之前做的不好，但是他们会因应一些事情，所谓觉醒之后，传媒后期的报导，除了一些很明显有亲中和亲建制立场之外，基本上都能做到反应社会的民意。
中共严控 真实报导大陆疫情难度高
麦燕庭：至于疫情方面，我会觉得传媒，至少在监察香港政府这方面，他做到了，也一直在推着政府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中国政府那一边，确实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真的进不去，进去的也都做不了事。已经有一些驻京记者、香港传媒的驻京记者，在疫情初期飞去武汉，结果是做不到被人赶，甚至是趁著有港府官员去看的时候，试着去采访，一样被人赶、被限制。
到最近大家知道，有线刚刚回来，你想它在那里那么长时间，都做不了事，大家应该可以想像得到。这次因为疫情这么大，中央已经开始所谓要控制舆论、控制传媒。所以我觉得香港传媒不是很做到事，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实际上是很不容易，大家不要以为进去大陆采访，好像在香港这样，完全不是这一回事来的。
我听有些香港的行家简直就觉得，很难理解也都很难接受，有些人根本不喜欢做中国新闻，觉得这个社会这么封闭，根本是打不开，觉得凭自己一己之力，是有些无力感。所以在监察中国政府的做法方面，确实是大家很难做，不要说香港媒体做不到，世界的媒体都不是很多做得到。
之前《华尔街日报》很明显被人家（中共）报复，所以三名记者被赶出中国，这是一个中美角力的报复。（国内疫情）已经是不在一贯的限制传媒那个所谓大外宣里面，以至中央政策上考虑，如果不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除了官方的讯息，其实不是很多讯息出来，就算微博、微信都不是出来很多。
想一下李文亮，真是很讽刺，李文亮最初讲武汉有所谓不明的病毒，就被人家警告，被公安抓了，然后直接有文件说警告他，又有行政拘留，近日就说要把他变成烈士，因为他抗疫死了，变成了一位抗疫战士，想一下多讽刺。同一个人，他做的事情差别很大，就是因为中央的政策，就有这样的匪夷所思的、这样天渊之别的待遇，这样就可想而知，在大陆不要说讲真话，去找真的资料都很难。
记者：所以我们作为独立媒体拚命打电话去大陆那里，希望可以帮忙找出一些真相。
麦燕庭：大家都说真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政府的官方消息已经这么少，如果一些所谓的重要舆论领袖，还要和政府一条心这样歌功颂德，那么这个疫症的资讯后遗症，我相信会更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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