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5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常怀仁台湾台北报导）近年共谍案频传，但在最后判刑时，民众多不满意判决结果，认为处罚太轻。对此，司法院法官在公听会提到，未来会设立量刑准则委员会，就各项罪名订定量刑准则。
立委罗致政、蔡易余、王美惠、庄瑞雄2日举行“共谍案屡轻判，如何提升国安？”公听会，与会的专家、学者提到多个面向，包含：同罪不同罚、避免共谍扩大危害而提早收网、兼顾人权与国安、法官要加强国安意识等。
调查局：不可能请中共到法院作证
调查局国安处长陈白立以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作战研究发展室前上校主任向德恩签署投降承诺书一案为例，现行《国安法》无法处罚“参与”组织的人，所以发展者有罪，而被发展者无罪，建议在《国安法》中将这行为纳入规范。
陈白立提到其他难处，若被告承认受到中共国安部指示，而法院要他们证明此事，但他们不可能请中共国安部协助证实，所以相关单位正在就这部分进行因应。
陈白立也谈到，中共对台渗透攻击是“365天24小时不断”，而且是有阶段性的，第一阶段是统战，在统战过程中物色特定对象，如有军方背景、情报单位背景等，然后透过这些人开始“发展组织”。
陈白立解释，“发展组织”是重要关键点，一旦组织发展到很明确时，调查局就会发动侦办，若在构成要件满足时不侦办，后续恐会对国安造成重大危害。他们不可能100%掌握对方泄密多少，所以只能尽早收网。
关于量刑制度，司法院刑事厅法官朱嘉川表示，已拟具“刑事案件妥适量刑法草案”，并函请立法院审议，未来若通过将会设立量刑准则委员会，就各项罪名订定量刑准则，建立一致性量刑基准；法律通过前，先研议注意事项供法官参考，目前也有办理课程，加强法官国安意识。
目前的法律 有同罪不同罚的问题
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紫云指出，共谍泄漏军事机密可能危及他人生命安全，但间谍刑期可能比杀人罪还轻，例如台湾平均为18个月，但欧美等国平均为230个月，相差12.7倍；而且有同罪不同罚的问题，《刑法》的外患罪最高为死刑或无期，然而《国安法》最高为12年；而《陆海空军刑法》规范军人，也可评估是否恢复军审。
曾在国安局服务17年的中信金融管理学院副教授陈重见，提到《国家情报工作法》的重要性，一般在量刑时会锁定《国安法》，然而《情工法》对于处理间谍行为很重要，但大家不熟悉，而且《情工法》并未规范现役军人。
陈重见指出，《情工法》将情报人员分成：情报人员、情报协助人员、协助搜集资讯或传递资讯之人员。最后一种在国安局中是多数，却没有身份保障，且若泄密不会加重其刑；而且情报协助人员退离职未满5年者，若犯案加重其刑，但现职却没有加重，显然不合逻辑。
全国律师联合会刑事法委员会主委洪维德提到，他办过很多《营业秘密法》案件，这与《国安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涉及营业秘密，法官不会知道这些秘密的重要性，所以需要专家帮忙，他觉得可以将这项原则运用在国安专庭。另外，不要因为个案提高某条法律的刑度，而不顾整个法律体系，应通盘检讨。
在民主国家 自由与国安难兼顾
中研院法律所助研究员陈玉洁指出，大法官曾解释，不能因为政治性言论而限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不然会违反比例原则，所以投降同意书是很模糊的概念，究竟有无危害国安？这需要细致分类。至于案件办不好，要厘清是法官国安意识不足，还是证据不足，若证据不足，法官如何判决？
对此，立委罗致政说，民主国家经常面对一个挑战，威权国家利用民主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来破坏民主、自由、人权。他举例，民选公职人员须诚实申报竞选经费来源，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谁捐钱给谁，但中共也看的到。
罗致政指出，中共利用台湾的透明，来锁定或打击目标，言论自由可能因此受影响，即便人在台湾，却不敢表达意见，形成“自我审查”。但大家仍希望台湾是自由开放的社会，这也是立法过程中需要兼顾的议题。
罗致政抛出一个疑问，他们跟很多国家讨论到所谓的“国内协作者”，一些网红有高度影响力，而且可以清楚知道其资金来源可能是谁（敌人），尽管他们现在没有涉及国安议题，但可能在最关键时刻发挥作用，透过他们的平台发放错假讯息等。但在这一刻发生前，其所有发言仍属言论自由，这怎么办？
证据足够却判缓刑 法院要讲出理由
最后，法务部次长蔡碧仲强调，若证据不足而不起诉，他们会研议；但若起诉证据都足够，案件也成立，却判缓刑，法院要讲出理由，为何判缓刑？办国安案件却没有国安意识，用一般刑案的标准来判断，才可能出现缓刑例子。若是妨害国安，他实在很难想像判缓刑的考量基础在哪里。
所以，蔡碧仲说，他们会要求检调、国安人员把判缓刑的、搜证不足的案件统整起来，并研议原因。至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尺度要到什么程度，也应研究出来，让人民能够信服。◇
责任编辑：郑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