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6日讯】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项目组研究生讨论黄静母亲访谈录
时间：2003年11月2日下午6：00～7：00
地点：中山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教研室
参加者：艾晓明、唐红梅、李春红、黄利荣、陈静梅、高泓、伍帼馨、钟九妹、易玉梅、陈雯锐、陈瑜、颜湘茹、杨媛、陈翠平、黄海涛、宋素凤
（本文由发言者整理后编定）
艾晓明（主持人的话）
唐红梅：妇联的声音在哪里？
李春红：面对法律不公，谁在倾听？
黄利荣：认识黄静案的两大误区
陈静梅：为什么我们听信“一面之词”？
高 泓：反对性暴力应纳入我国性教育课程
伍帼馨：主流媒体应重视公众意见
颜湘茹：受害者需要社会支持
陈 瑜：个人性权利不容侵犯
陈雯锐：谁应该自尊自爱？
杨 媛：黄静个案与公共言论
陈翠平：捍卫人权的母亲
黄海涛：母亲的力量和坚持
宋素凤：太多的不可思议
陈雯锐：沉痛与行动
艾晓明（主持人的话）：
各位同学，刚刚大家看了我们和黄静母亲黄淑华老师的访谈录像，我想听听大家的感受。
唐红梅：妇联的声音在哪里？
妇联把保护妇女视为责任，自从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以来，妇联在反对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方面加强了力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就湖南省妇联来说，其下属的市、县、区妇联工作努力，其中不乏反对家庭暴力的优秀单位，比如长沙市妇联下属的芙蓉区妇联就成绩斐然。那么，为什么在黄静案中，我们没有听到湖南省妇联的声音？
在黄静案件中，难道受害女性没有遭受暴力吗？不对，一贯健康的黄静在与男友同宿中死去，并且身体上留下了确凿的伤痕，显然遭受了暴力并可能因此而死亡，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所做的尸检报告也证实其自然死亡“缺乏证据”，黄静既非自然死亡就涉嫌被害，就可能是一桩女性因暴力而致死的典型案件。对此，湖南省妇联为什么保持沉默？妇联明确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但是一贯把工作重点放在家庭中，事实上女性遭受的暴力并不限于家庭内部。妇联有没有考虑到家庭之外的暴力？有没有考虑到女性在约会中遭受的暴力？如果约会中存在对妇女的暴力，妇联应该把反对这种暴力当作义不容辞的工作。
我们希望，湖南省妇联对黄静案表示自己的态度。不仅如此，而且，妇联应该利用这一时机，对公众进行两性平等的宣传教育。黄静案可以变成进行公民教育的重要案例，推动人们反省性别歧视，认识两性平等。
作为一名女性，我在此恳请湖南省妇联发言。妇联应该成为妇女问题、妇女利益的集体发言人，一位女性的声音是微弱的，但女性集体的声音就是强有力的。希望湖南省妇联对黄静家属给予舆论支持，督促执法、呼吁公正办案，让受害者得到法律公正。
李春红：面对法律不公，谁在倾听？
黄静遇害至今将近十个月了，黄静母亲为了求得法律公正四处奔波。但是，至今案情仍未得到公正的解决。亲见黄静母亲满脸憔悴、身心疲惫，听着她悲恸地讲述亲身经历，思考她对处理结果的严重质疑，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她不断地重复被公安部门忽略和抹煞的案情证据，但倾听她的人是中山大学的艾晓明老师和她的学生。这不禁让我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对执法人员甚至对法律本身产生质疑时，我们到哪里去说？由谁来倾听？
艾老师、还有互联网上有很多有同情心的普通百姓，他们/她们在倾听。这一切让我感动，感动的是，那么多与黄静素不相识的人凭着良知正义，凭着人间真情，支持黄静母亲争取法律公正。然而，这一切也让我悲哀，我悲哀的是，这种巨大的民间力量，在现有法律和制度面前，还没有直接发声的渠道。
我们坚持呼喊和行动，我们盼望黄静母亲的呼喊能变成法庭上的控诉，由执法者来倾听，更有立法者来倾听，有执法监督部门来倾听……我们希望社会、民间有更多的法律援助机构帮助弱势群体打官司，使这一人群的声音不再是徒劳的呼号，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渠道监督执法，使民意得到顺畅表达。
黄利荣：认识黄静案的两大误区
从媒体上看到有关机构处理黄静案过程，我认为存在两大误区。
第一是对“约会”狭窄认识。很多人认为，“约会”指男女两人有特殊的恋爱关系，它是非常隐私和自愿的事情；约会中发生的强迫性性行为不算“强奸”。其实，约会远非仅仅指男女有确定关系的恋爱约会，在国外，凡是发生在两人之间的见面都可称为“约会”。约会只是一种聚会形式，它并不保证参与者的关系必定是相爱的关系；这正如家庭是一种人际关系形式，它也不能保证家庭成员必然相爱，家庭中必然不存在暴力或犯罪一样。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防止约会中发生的任何强制性、侵犯性的性行为。
第二是对“强奸”的衡定标准。时至今日，法律判断强奸的主要根据仍是“是否插入阴道”。这一判断标准使得男性强奸嫌疑犯在法律上有机可乘。在黄静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为什么湘潭市法医鉴定机构中某法医否定第一次的鉴定结论“处女膜不完全完整”？为什么该法医否定所化验的精液为阴道口处的男性精液？为什么湘潭市公安局某些执法人员无视死者身上的多处多种伤痕，尤其是忽视外阴部挫伤这一事实？我想，他们的做法背后是这一逻辑推理：如果处女膜完整，如果阴道口没有男性精液，如果外阴部完好，那么插入阴道的说法就不成立，强奸罪也不成立。既然已 “插入”作为标准，那么只要没有插入，其他的暴力侵犯都可以不算数。
鉴于以上两点，我认为，有必要认识约会暴力，更有必要认识各种针对妇女的性侵犯、性暴力的形式。应该把约会强奸纳入强奸犯罪来考虑。观念的更新与法制的完善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
陈静梅：为什么我们听信“一面之词”？
在关于黄静案的网上议论中，有观点认为，大家支持黄静家属呼吁、要求严惩凶手，这是不对的；因为大家听到的只是黄静家属“一面之词”。在此基础上，有人更推导出听信“一面之词”的“严重”后果：污蔑我们的公安机关、污蔑我们党不讲人权。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关注黄静案件，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也是一名女性，黄静对于我来说，不仅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她意味着我以及众多女性都有可能遭遇到的一种处境。针对此种观点，我有三点回应：
首先，从网络以及新闻报导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确很少听见犯罪嫌疑人姜俊武的声音，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姜俊武不能自圆其说，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强暴黄静。他拿不出证据，我们凭什么相信他?
其次，说别人听信“一面之词”，在这种人看来，黄静之死没有什么大不了。甚至有人说，姜俊武并非罪大恶极，理由在于他与黄静谈了长达9个月的恋爱，还能“憋住”自己的雄性激素而不“爆发”，实在是了不起。按照这一逻辑，姜俊武不但无罪，还很值得“钦佩和赞扬”，简直是君子“柳下惠”。这无异于宣称男人发泄性欲是天赋神权，女性命定该被侵犯的；就如一个人出门淋了雨一样，只怪你不带伞；下雨是天意，是你女人自己不小心，还能怪天吗？这里的“集体无意识”就是要大家去接受和原谅约会中的性暴力。这种思路，实际是以男性为中心。
第三，我们之所以听信“一面之词”，原因还在于执法机构办案不力。尽管湘潭公安机关公开表态：绝不包庇渎职警察；但是，广大百姓至今不了解黄静案的关键——为何黄静的尸检报告四次都不一样？如果公安机关能够把案情中的可疑之处向民众解释清楚，那么，民众当然会信任公安机关；这样也更有利于公安机关实践党的三个代表的精神。
综上所述，只有执法机构对此案件真正做到透明、公开、公正，才能取信于民。
高泓：反对性暴力应纳入我国性教育课程
刚才看访谈录像，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黄妈妈要求立案，有关人员居然用开玩笑的口吻对黄妈妈说：“他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他们是亲热死的。”
看到这里，我觉得很气愤也很悲哀。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执法人员对于约会强奸、熟人强奸、婚内强奸这一系列名词是多么陌生。好像只要是夫妻、男女朋友，发生性事就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在这些关系中，也可能发生强奸。
由此我想到中国的性教育状况，与很多发达国家、地区相比，我国的性教育明显滞后，仍然停留在传授生理卫生知识阶段。在中学、大学的性教育课程中，关于性暴力的内容完全是空白。学生缺乏对性暴力的认识，也不懂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力、如何正确地保护自己。针对社会上日益增多的性暴力事件，我国的性教育急需增加反对性暴力的内容，如什么是性暴力、面对性侵犯个人可以如何应对、发生性暴力事件后，受害人可以向哪些机构求助等。
与性教育滞后状态相应的是，我国目前在立法打击性暴力犯罪上也同样滞后，其表现有：法律条文界定不清晰、观念落后——约会强奸、熟人强奸等情形均未被考虑在内。
因此，推动黄静案的公正解决，这与健全我国法制有极大的关系。如果黄静案能够胜诉，就为现行法律增添了一例惩罚约会强奸的个案，这对于完善法制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伍帼馨：主流媒体应重视公众意见
在翻阅黄静案的相关资料的时候，我只看到了为数不多的新闻报导，而这些报导主要出现在案发后不久。凭心而论，湖南当地的媒体、如《潇湘晨报》对此案的反应之敏捷是值得称赞的。令人失望的是，当案件逐渐引起公众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为黄静呼吁时，不仅当地媒体集体保持缄默，而且，全国各地其他媒体也兴趣索然（根据千龙网的综合报导】。一直以来被人们寄予厚望的主流媒体对黄静一案如此冷漠，让人惊讶！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公众意见得不到主流媒体应有的重视。
主流媒体作为人民“喉舌”，应该成为公民社会维护权益、呼唤正义的平台，成政府与公众的“传声筒”。但在这一人命关天的案子上却没有积极发挥此种职能，原因何在？难道因为此案缺乏新闻价值吗？非也！
新闻工作者都知道，“要善于从受众最关切的问题中寻找新闻线索。”“最具新闻价值的新闻也往往是受众最关心的问题”。一个年轻的女教师死得不明不白，许多知名学者、热心民众纷纷为此案打抱不平，甚至挺身而出，为黄静案能够得到法律公正而奔波抗争时，主流媒体却“适时”地缺席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看不到主流媒体上对黄静案本身、对公众意见做更深入、全面的报导。主流媒体为何缺席？我们无从考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更多新闻媒体的参与，黄静案、公众意见将得不到进一步的社会关注，这样也就不足以形成社会舆论压力。而社会舆论压力，正是决定黄静案能否得到公正处理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向主流新闻媒体呼吁：请重视公众意见，请重视黄静案！现在是为黄静及其家人讨一个公道的关键时刻，请你们贡献自己的力量。
颜湘茹：受害者需要社会支持
看完对黄静妈妈的访谈录像，我第一个强烈感觉就是她陷入困境、缺少援助。我感到困惑的还有，一桩人命案发生后，一般情况下，我们毫不犹豫地表达愤怒，我们可以像秋菊一样执着地讨个说法，为死者争取公道；可是，当这桩人命案跟性有关系时，这案子就给蒙上了别的色彩，在一些人那里变得可笑、神秘。
当受害人家属无法接受裁决，当她们对公安机关的办案程序、办案表现有疑问时，应该怎么办？黄静的母亲四处奔走，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她该怎么办？我认为理想的做法是，有一个民间的、或者民间与官方联合的机构来处理类似事情，这样的组织可以给予受害人家属各方面援助。如果没有机构性的组织来提供服务，黄静妈妈的困境就很难避免。我们急需这样的社会支持团体，帮助受害人打官司，给受害人家属提供心理安慰和支持。的确，我们老师、同学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对黄静家属伸出援手；但个人力量太有限，每个人的精力也会受其他事情牵扯。如果有一个专门服务机构，情况会好很多。
这个案件被人蒙上神秘色彩，我认为这是人们对于性、尤其是约会强奸缺乏认识。黄静之死是不幸的，更不幸的是她没有得到公正对待。根据搜狐网的调查，80%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无关紧要。如果这个数据可靠，它说明大多数人都认可婚前性行为，但与之相关的很多观念却没有树立，例如防止约会强奸以及安全性行为等。大多数人不知道，即便是异性之间谈对象，也会发生强奸，黄静之死为这个概念做了一个悲剧注脚，也提高了“约会强奸”这种暴力形式的社会能见度。认真分析这一案件，有助于我们加强反对性暴力的意识。
陈瑜：个人性权利不容侵犯
一些人认为：黄静是姜的女朋友，所以姜当晚要求留宿并强行和她发生性关系，这算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了不起！对此，我不能认同。我认为，无论男女双方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只要一方违背另一方的意愿强行与其发生性行为，就是对他人性权利的严重侵犯。有人认为，婚恋关系中的女性对男性的性要求有必然服从的义务，这样的认识非常危险，是一个“定时炸弹”，它可能直接导致“婚内强奸”、“约会强奸”。我希望，通过黄静老师的案件，人们能好好想想两性间性权利、性义务问题：究竟什么是个人的性权利？个人的性权利具体包含什么内容？个人、特别是女性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性权利？
陈雯锐：谁应该自尊自爱？
我由此案想到关于自尊、自爱的问题。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女孩啊，你要自尊自爱。但人人都应自尊、自爱、自重，不分男女老少。这里，问题出在两个地方：
第一，为什么总是向女性强调自尊自爱？是因为女性非常不自爱吗？显然不是。问题在我们的文化，只要女性受到身体、性方面的伤害，这种社会文化常常谴责女性、要女性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它批评的锋芒却不针对施暴者或嫌疑人。这种舆论以及不公正的执法导向，它对女性受害者施加的压力比其身体受到的伤害更具毁灭性。为了防止落入如此田地，无数的母亲向自己的女儿强调“自爱”，以此自保。
第二，就算女性自尊自爱，社会公众是否清醒意识到：女性的自我意志必须受到尊重，决不能遭受践踏？当伤害事件发生之后，如果尊重女性自我意志、那么为什么不惩罚违法女性意志的犯罪嫌疑人呢？这时应该做的事究竟是讨论受害者的人品、还是审查嫌疑犯的罪行？如果答案是后者，为什么会有执法者亲口对黄静母亲说，你教育女儿有问题，你太保守；如果你开放一点，黄静便不会死？刚才有同学说：天要下雨，你不打伞，当然是你的错。按照这种逻辑，黄静应该想到，如此不开放、不接受男方的性侵犯，会有生命危险。衡量一下，还是答应了划算吧？现在死了，你能怪谁呢？
这样的强盗逻辑，把女性的生存权力、女性的人格尊严置于何处？
杨媛：黄静个案与公共言论
黄静案讨论推动我们认识问题，案情调查经过也成为问题不断暴露的过程。可以说，黄静个案现在已经是一桩司法公案、一个社会问题。人们对黄静之死的认识，由模糊到渐趋清晰、由关注所谓“裸死”到聚焦“约会暴力”；在这长达十个月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公众意见牵扯到现存制度、权力关系、立法执法等许多问题。我觉得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黄静案与公共言论的关系。
一、 从黄静案看公共言论
公共言论指开放空间中的话语资源，它是信息、也是民意表达；它的载体可以是网络、新闻报纸媒体及其它传播工具。黄静案在网络上传开来后，引出各种声音，这些言论可分为三类：
1、感受型：言论者在某个时间段予以关注，发出感言，这是进入公共言论开始。
2、研究型：发言者研究黄静案，分析案情，通过相关理论呼唤社会良知，动员公民为社会公正抗争。
3、专业型：针对业内人士，如法医、律师、警察发言。这些发言人多有专业背景，熟悉制度运作，案件有过正面接触。他们中很多人是专家，而专家的言论可信度普遍得到认同，也势必影响案件走势。
其实，不论言论者处于哪一社会阶层、不论其言论的影响如何；从社会道德角度来讲，言论的意义不在于发言人的社会地位，而在于是否在履行社会责任。重要的是，追求社会正义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如果不负责任、没有考证的言论出自专家之口，其影响也许远胜过普通人，但是它的作用也许是负面的，会让真相隐藏更久。正因为言语和文字在这个信息时代功能巨大，所以，所有的言论者更需要有社会正义感和为言论负责的态度。
二、从公共言论看黄静案
黄静案在公共言论中被引爆开来后，又在公共言论的空间展开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公共言论是贯穿黄静公案的一条线索。现在已有几个论坛发起公开讨论，例如第七届浙江大学中国双周博士论坛、中国律师网上的讨论、我们性别教育论坛的讨论等。人们也从各自的角度引出黄静案中隐含的问题，如女性生存状况、司法制度、社会文化观念等。人们的分析、呼吁，不仅是为了公正地解决黄静案，也是为完善法制，使类似悲剧不再重演。具体来讲，黄静案涉及三个事实：
已有受害者且已死亡
执法机构能否公正地处理此案
法医鉴定制度改革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黄静案成为一桩公案，它一天得不到公正解决，公共言论就有持续的必要。正如中评网上作者萧瀚所提到的，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是动员公众参与、争取司法公正的一个例子：1889年1月13日，左拉在《震旦报》发表《我控诉》，法国的一大批杰出思想家、作家、学者，如法朗士、克雷孟梭、普鲁斯特等都投入到抗争中，为纠正德雷福斯上尉蒙受的冤案。经过长达12年的奋斗，德雷福斯派最终获得胜利。，这次事件产生了“知识份子”概念，激活了法国的国家生活，也成为法国现代历史的起点。
三、个案研究的重要性
德雷福斯事件使左拉等知识份子认识到：“没有个案的正义就没有正义”。国外这样的案例很多，今天我们这里也可以以此为鉴。从推动具体个案的解决找到进步的起点，为整体完善奠定基础。今天大家共同质疑司法制度问题：权力的形成和行使、程序正义等等……这些目标都很宽泛，如果不在具体案件中体现司法正义，社会公正依然难以实现。在黄静案件处理过程中，当地公共权力机关不合常理的行为、公安人员蔑视个体生命权的态度，这些在公共言论中受到批评；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公民要求执法增强透明度、要求进一步的体制改革、要求执法人员尊重个体生命权。从黄静案看性侵犯，在国内引起了“约会强奸”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黄静个案可以成为理论思考的新起点。
即使说了这么多的大方向，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质疑的一个说法是：个案研究对于受害者、当事人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黄静案没有石沉大海，是黄静家属不遗余力地上访、抗争的结果，我相信这种日子很难过。我们期待湖南地方法院能够公正解决此案，让黄静家人的悲痛得以平息。
陈翠平：捍卫人权的母亲
黄静之死从家庭悲剧成为有相当社会影响的公众事件，在这个过程中，黄静母亲起到重要作用。她是一个普通的母亲：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看上去和大多数母亲没有太大区别。但她又是很不寻常的母亲：丧女之痛并没有使她失去主见，她做了很多女性做不到的事情。她勇敢地站出来，大声呼吁，四处奔走，为的是捍卫人权，为的是千万个家庭不再遭遇类似的不幸。
暑假期间，黄静的妈妈到广州拿中大法医做出的尸检报告。拿到报告后，她就赶着坐夜车回家，她买的是一张硬座票。我们几个同学送她，看着她进入地铁站的背影，我们都感慨万分。如果她屈服于压力，把黄静遗体火化了，然后让时间慢慢抚平内心的伤口，对她而言，未尝不是一个更容易的选择。
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有关机构未能公正执法。黄静母亲要面对的不仅是黑暗的社会势力，还要面对许多受男权思想影响的人对黄静和她本人的羞辱。但她仍然坚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四处去碰、去撞，希望为女儿讨个说法。
黄静的母亲做了最艰难的选择，这一行为的意义将载入史册，因为她不再是争取黄静的生存，而是争取社会公正。正如她在访谈中说的那样，有一个黄静，还会有两个、三个黄静，黄静之死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但其他家庭也可能有类似的悲剧。她还说，只要她不倒下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在长达十个月里，黄静母亲把常人难以忍受的悲痛转化成不屈不挠的行动，她为捍卫人权、为天下所有的女儿能够有更好的生存环境而坚持。虽然，黄静母亲的坚强和胸襟令人感佩，但我要说，为黄静争取法律公正不应该仅仅是她母亲的事情，当我们向这样的母亲、这样的母爱致敬时，我们更应该用行动加入到这一捍卫人权的行列中。
黄海涛：母亲的力量和坚持
今年暑假期间我留在学校，可以说是黄静事件的亲历者之一。黄老师第一次来广州联系法医，我到地铁站接她，又在一星期后的夜里把她送走。当时是八月份，我看到她，一个瘦小的母亲，每天奔波于酷热的广州街头，每天在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做记录：今天又跑了哪些地方？跟哪些人通过话？案子有什么进展？还有什么困难？明天要跑哪里，应该找谁？……我有时觉得，黄老师调查到的材料和细节，就是公安机关、职业的刑侦机构也有可能忽略。身体劳累还不算，黄老师每天都要跟别人说起女儿遭受的暴行，这好比一遍一遍地揭开自己内心的伤口。一位母亲、特别是一位中国母亲，做到这个份上，真不容易啊。
当我帮她扫描黄静的遗体照片、打开网上的黄静纪念馆时，我曾想像过她会哭泣流泪。但在广州的一个多星期，我始终没有看到黄老师掉过一滴眼泪。
离开的时候，黄老师为了节省路费，买的是夜里到长沙的硬座火车票。她说这些都是好心人捐的钱，得一分钱掰成两瓣花。
我曾陪黄老师在中大校园里走，黄老师说起女儿生前如何聪明伶俐；她说黄静用flash动画做的课件，漂亮、有想像力。中大校园宁静优美，不时有男女学生谈笑着从我们身边走过。黄老师常会停下来，看着这些大学生。我想，如果黄静还活着，她也会有这样阳光明媚的时光，脸上也会有这般年轻的光泽。每到这时，我就不知怎么办才好，不知如何能够帮助这样的母亲。
我们寄望于公安、司法制度的健全，此外，应该有“性暴力受害者母亲团体”之类的组织，通过发出声音，分享经验，进而积聚力量，改变目前社会对于妇女遭受性暴力的冷漠态度。要让受害者的母亲不再觉得自己孤立无援，让她们在面对这样的不幸时，感受到力量和安慰。
宋素凤：太多的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听说黄静案是在今年三月，当时我刚从广州返回台湾不久，就接到艾晓明老师的电子邮件，附件是有关这个案件的新闻报导与网上讨论。开始我认为，像这样关系人清楚、暴力致死明显的案子，应该很快能有结果。但近九个月了，案子仍然胶着，黄静母亲仍在为女儿的公道奔波。
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对黄静母亲的第二次采访，我在现场。听着黄老师的叙述，我心里不断生出“不可思议！” 的声音。地方派出所对黄静案竟是如此地推托、不配合，连表面的程序正义都可以不顾，令我感到不可思议！办案人员面对受害者家属，没有一点点同情与哀矜之心，已经令人无法理解，他们对待家属的态度还如此粗暴，令人不可思议!
法律与执法者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公平、伸张正义，他们有责任发挥公权力，协助受害个人、受害家属争回一份迟来的正义。今天我们却看到，受害者家属必须自己扛起所有的重担，扮演破案的主要推动者。黄静母亲必须自己筹钱、自己找证据、自己找法医，几番长途跋涉，往返湘潭与广州，不可思议！
我对媒体报导黄静案的方式，也有意见。媒体报导黄静案，标题多强调是“裸死”，我对这样的选词非常不以为然。黄静裸身而死是一个事实，没错，但媒体在标题中一致强调的是“裸”，这反映出我们社会对女性身体无法按捺的集体窥淫欲。媒体、大众的关注焦点原本应该是：谁造成了这裸？谁造成了这个裸死？ “裸” 本来应该指向暴力，大众关注的焦点应是那暴力的源头。但现在反客为主，“裸”变成了强化新闻效应、提高阅读率的关键词。标题里“裸”字一出，唤起的是读者观赏女性身体的敏感，这转移了讨论黄静案的焦点。
黄静母亲说网上有人发言，认为她不是好母亲，甚至没有资格做母亲，因为她让女儿裸身而死的事实，不断暴露在大众视听之间。我们社会在评论黄静案时，竟然有人把女性身体的裸露，看得生命本身还重，超过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对逝去生命的悲悯，这更不可思议！
应受谴责的是让黄静裸身而死的暴力，还有渗入我们社会肌理，无所不在的对女性身体的践踏、对女性身体永不餍足的窥淫欲，我们的社会怎么会把污名与耻辱加到被害者身上？“裸”是黄静受害的符号，是她人身权力受到侵害、生命被剥夺的象征，人们怎么能把谴责的矛头指向受害者家属？
我们这个社会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陈雯锐：沉痛与行动
下午，我把对黄老师第二次采访的稿子整理出来发给网站工作组；我眼前仍然不断出现黄静母亲坐在沙发上面对镜头的面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记得上个月黄静母亲来中大，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对她做了两次采访，加起来长达两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又花了许多时间和同学讨论、拍摄法医专家采访、整理录音记录。可以说，推动黄静案成了我们许多人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前不久，一起整理录音的同学对我说：“这几天黄老师的样子常常浮现出来，让我无法入睡……”
确实如此。黄静母亲痛失爱女，她在各级部门、各个城市之间奔走了大半年，案子依然悬而未决。网络上、现实中或酸或苦的言论铺天盖地，日日夜夜刺痛着一个母亲的心；而层层叠叠机构里的许多运作机制和规则，有太多让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捉摸不透、伤心愤慨……我常常想像，当夜深人静，当母亲躺着床上思念女儿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种伤痛！
是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无法找出半句可以安慰她的话。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我们心情沉重得无以复加，只能认真地操作着各种设备，生怕出错。我仍然记得，负责录影的同学戴着耳机、站在角落，一只手握着操纵杆，一只手不时腾出来擦眼泪，眼睛则始终紧盯着摄像机，一丝不苟。
法律公正，多么简单的四个字，此刻却让人感觉如鲠在喉，欲说还休。关于平等、公正、尊严等等字眼，大家已经说得很多很多，也说了很久很久，但在这样事实面前，我真切感受到的，是多少年来点滴进步下的巨大代价！记得艾老师曾说，言语不会是无力的，就算是一个大声的“哼！”也能表达出当事人的愤慨。
是的，我们发出了愤慨的声音，也会继续坚持表达我们的意见。这是我们每个人亲自站在不公道的事实面前发出的声音。尽管听众可能有限，或者，一些人只是站在他们感觉舒服的距离、以堂皇的姿态来回应当事人的悲痛和眼泪，但我相信，总有一些人能够被触动，总有一些事情可以改变, 总有一些行动是我们可以做的。我还相信，每一个行动，一定可以给我们看不到的人带来力量。而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时，则会推动事情朝着我们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今年12月1日爱滋病日，广州“爱之关怀”运动领导者托马斯在中山大学的讲坛上展示过一个Flash，其中一句话让我感动不已，并且更加坚定：让世界变化，你参与行动！@(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