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陈阳﹑谢宛均报导/凌锋﹐原名林保华。出生于重庆﹐随即到了印尼。中小学期间就接触了中共地下党的教育﹐因此17岁时即回到北京读书﹐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在中国大陆期间﹐凌锋经历了从“反右”开始到以后文革的全部政治运动﹐接受了中共可贵的再教育﹐终于对中共有了深刻认识﹐遂于1976年8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义无反顾离开中国大陆移居香港。1997年6月28日中共收回香港主权前夕﹐凌锋因为珍惜自由和人权而不愿意再接受中共的独裁统治﹐也因为根本不信任中共所许下的各项承诺而离开香港移居美国。凌锋现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和大纪元新闻网专栏作家等﹐勤于耕笔，在海内外影响广泛。
六四14周年前夕﹐凌锋接受大纪元采访﹐谈论六四﹑江泽民与诉江案。以下为访谈纪要。
凌锋：我在香港那时是感同身受。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若干年以后中国要收回香港，等于说在北京发生任何事情，将来也可能在香港发生，所以我们当然很希望六四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能够改变中国政府，能够接受民众、学生意见，这样子的话，将来北京收回以后香港就会觉得安全一点，比较太平一点，大家之间的差距就会少一点。所以当时我们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也是抱着这个心理。你讲难听一点就是说为了我们自己香港的利益；讲好听一点，中国民主运动能够成功，对中国老百姓的利益也是好的，所以我们当时抱着这个态度。同样的，我对中国也是缺乏信任，我觉得随时可能会镇压。所以当时，就是4月15号，胡耀邦逝世那天我在深圳，在中午饮茶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来通知我们，胡耀邦去世了。当时我们，我是跟张五常教授在一起，就估计到胡耀邦一去世，中国可能会出事。所以张教授就立刻打电话给方励之，张五常就关照方励之，中国出什么事，你都不要出来，你一出来，他们可能就要抓你。这是4月15号胡耀邦去世那天我们估计到的会出什么事。4月15号那天以后，我就没有再进中国大陆，因为我知道我写中国大陆很多问题，随时他们可以抓我什么反革命煽动罪，我就很小心，我就不进去，你要抓我也没办法抓。我知道中国大陆这种事情，绝对不会有什么很好的结果，但是我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子用机关枪、坦克来收拾。我原来想可能最后压平了以后，把几个为首的抓起来，但是没想到居然是用这种武力方式的镇压，所以对我来讲也是进一步认识共产党的本质，就是所谓改革开放，他只是要钱，要钱来巩固他统治，其他的对不起，还是照旧，共产党那一套。
记者：请谈一下您最近出的一本新书《告别江泽民》，对江泽民在六四中间所起的作用，扮演什么角色?
凌锋：江泽民在六四我看主要是扮演两个角色吧：第一个他带头把那个鼓吹改革开放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封杀，因为他当时是上海市市委书记，把那个封杀了，意思就是很明显，他是站在保守的反对的一方，对这个学生的民主运动是抱着一种敌对的态度，也正因为他这样子的一种作法，得到中共高层的赏识，不是高层，是元老，得到这些元老的赏识；当然，也还因为他以前一直很会拍马屁，当时陈云啦，李先念这些元老到上海度假，包括邓小平，江泽民都很会奉承他们，所以当赵紫阳位子已经不稳以后，因为他们知道赵紫阳当时比较是在同情学生这一边，他们马上把江泽民在五月底就拉到北京去，参与以后镇压的决策，所以后来六四的镇压，包括开枪，我相信江泽民在里面都有他不可推卸的责任。那时表面上出面的是李鹏，江泽民在二线，我想这个也是邓小平老谋深算，他让这个李鹏出来做坏人而保留江泽民，镇压完了让江泽民出来，群众的抵触情绪、抗拒情绪就会相对比较小，觉得江泽民可能会比李鹏好一些吧，因为他可能没有直接参与这种屠杀，这样子对稳定比较有好处。但是后来江泽民的表现，一个他坚决不肯为六四平反，一直认为这铁定不能动，相信就是他对六四的镇压卷入也是比较深的。第二个，就是镇压法轮功，他有血债。他能够镇压法轮功，说明他当年六四肯定也参与了，所以他觉得镇压对他来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镇压，六四学生也是这样，你法轮功信徒也是这样子。要不然镇压法轮功是个大问题，你要做出个大的行动以前应该是经过反复思考，经过很长的时间来考虑。但是江泽民很快就在425以后，也就是到7月份就镇压，这里面没有太大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斗争，或者应该是事先大家先谈判能不能和平解决，他完全没有做这个功夫就决定镇压，所以他观念里面根本没什么人权的观念，他觉得只要跟他唱一点对台戏，他要镇压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所以从法轮功问题可以证明他在六四上肯定也参与镇压。
记者：您怎么看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最近法轮功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起诉江泽民这件事？
凌锋：我相信他一种是恐惧，一种是非常的愤怒，所以我想江泽民十六大以后不肯把权力全部交出来，有相当的因素就是怕法轮功将来对他，等于说要跟他算账。因为他现在如果作为军委主席，枪拿在他手里，至少这些异议人士可以镇压，即使胡锦涛想给法轮功平反或怎么样，他都可以阻止胡锦涛这样子做。如果他完全把权力放弃，万一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对法轮功觉得应该采取比较妥协的态度或是比较温和的态度，对江泽民就非常不利，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历史上很多独裁者的下场，从那个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一直到印尼的苏哈托，都是镇压到最后他们就完蛋了。所以他对这个权力，我想他不到死的话他是不肯放的，有可能的话，他死了也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这个权力。他有这个意图，能不能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
记者：您对江泽民对法轮功四年来的镇压，以及法轮功学员的非暴力反抗有何看法﹖
凌锋：我觉得这点法轮功做得很好，这也是我们长期在失望当中看到的一点希望。我自己感到海外民运队伍越来越弱，越来越缩小，被中共逐渐瓦解。我知道海外一些民运头头越来越多人回去做生意，叫中国政府给你赚一些钱，他就完全可以背离以前的理念，所以感到我们似乎越来越孤单；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朋友越来越多，像是法轮功在中共镇压下没有屈服，我觉得很值得敬佩，特别是他们的奉献精神。我觉得中国民主运动缺少一个奉献精神，而且要讲理念，但是这个理念并不健全，好像搞民运是为了去要钱，维持自己生活。当然能够公私融合，能够有利民主运动又能够维持自己生活，维持自己生存最好，但是很不容易。法轮功则是很大程度上靠自己奉献来支持对抗中共暴力，所以我觉得从道德层次上，法轮功的道德层次是相当高的，也就是真善忍这种精神。我想具备这种道德品质的人如果能够扩大的话，对改造中国整个的道德沉沦，是会有好处的。但是我也接触一些民运朋友，对法轮功真善忍这个忍字他们不太能接受，他们觉得共产党迫害我们迫害这样长时间了，你怎么还能忍啊……当然我也理解法轮功不能够主张用暴力﹐是吧﹖
记者：从中国存在的一些现状，您看到哪些是中国老百姓的希望？
凌锋：从希望来看，这个人类的历史发展总是越发展越好吧，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民主国家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就从这里面来看，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如果说乐观的话就是审慎的乐观，这要非常谨慎，走的这个路，相当曲折，这时间是相当长，这里面我就觉得当然是因为中共太坏了，他掌握了资源，全国的资源都被他掌握，要改变他很不容易。第二方面我想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也要负上一点责任，中国老百姓怎么能够容忍这样一个很坏的一个统治者，长期欺压他们、长期骑到他们头上，我想这个中国老百姓要负责任。但是怎么负责呢？当然这同中共对老百姓长期的宣传有关系，还有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即使是说有一点民本思想，什么君为轻、民为本，但本身他还是有一个“君”字，就是老百姓觉得有一个皇帝还是理所当然的，就算这个皇帝要好皇帝，要能够照顾到老百姓，这皇帝还是要的，这本身并不是说我是主人。民主则认为我是主人，他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就能够容忍共产党统治，统治得再坏只是失望，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共产统治之下，开始我觉得毛泽东很好，后来觉得他不好，不好那怎么办呢，不是想着怎么去推翻他，而是希望最好是周恩来上来，周恩来比毛泽东好；周恩来死了，希望邓小平能够好；江泽民出来，好像比李鹏好一点；就是缺乏一种，把整个制度推翻的意识。连我都有这种想法，我想其他老百姓更是如此。在外国，政府做出中国政府这种事情，老百姓工人早就罢工了，早就起来造反，中国就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人治观念，要皇帝统治他，只要好皇帝这种思想，我看是相当难改变。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中国人吃苦，我想自己要负上一点责任。这种讲话可能比较残酷一点，但是实际情况也是确实如此，所以这也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记者：请谈一下您最新出版的《告别江泽民》一书﹐您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凌锋：因为十六大本来讲是中共权力的转移，那江泽民无论怎么样，权力就应该转移给新的领导人。但是我们事先也知道江泽民一直是不肯把政权交出来。这里有很多讲法，开始他连总书记、国家主席都不肯交，后来讲他是愿意全部交出来，但是要成立一个什么国家安全会议，他担任主席，凌驾在国家主席跟总书记、军委主席之上；当然也有一种讲法就是他保留军委主席其他都可以不要，最后是保留了军委主席职务。不但是保留军委主席职务，另外就是党章上面还要说明什么“三个代表”，让他好像做一个精神领袖，永远保持在中共党章里面。此外据说在一中全会上又通过决议，说重大事件都必须由他拍板，那不等于胡锦涛温家宝都是傀儡吗，只是表面上挂一个总书记牌子，实际上总书记还是江泽民。所以我同他“告别”，就是说你不应该再留恋权力了。邓小平致力于改革开放，有一个是他要废除终身制，当然他自己最后做得不是很好，但至少把中国的历史推进一步，但是江泽民到现在为止只想恢复终身制。所以我出版这本书本就是对他的批判，他应该早日滚蛋。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虽然你江泽民一直留恋权力，保留军委主席职务，重大事情还要拍板，但是我也觉得历史是向前走的，你搞了很多花样，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垂死挣扎，他再留恋权力我想也没有几年，迟早也要被历史淘汰，而且，你这样子做法，淘汰的更加难看。
记者：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您这本书。
凌锋：我这本书主要分三个部分，最主要前面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江泽民和十六大”，主要是根据十六大权力交接的情况，以及十六大以后中国出现新领导人，他们做得事情跟江泽民有些什么区别，这部分是评论文章。第二部分就“戏子春秋”，戏子春秋本来是我整本书的名字，江泽民的外号叫戏子是不是，基本上就是我的杂文。可是我想用戏子春秋这个名字可能有些人不太接受，戏子春秋到底什么玩意儿，不太清楚在讲江泽民，可能夜太游戏化了一些。而且我这本书出来，总希望中国老百姓也能够买，也能够看，他们长期受江泽民的蒙蔽，他们可能一看到这名字就反感，觉得我不够尊重江泽民，所以我想书名取中性一点，这样子我希望中国大陆民众可以多看一些，能接受我的观点。所以这个戏子春秋摆在中间，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评论文章，更多的是我的小杂文，这里面大概一共有九十几篇，等于是我十五大以后长期追踪江泽民在各领域的表现，我随时给他写的评论都在里面。最后一部分只有五篇，一是我用“李鹤”的笔名写的，是写了一些小品文，想像力很丰富，有若干的真实情节，但是场景是假的，有的是我访问他的啦，或一些我的什么信件啦，挖苦的比较多，根据他一些特点我来挖苦他，塑造江泽民的形象。从整部书来讲贯彻了批判江泽民的精神，因为开始我对江泽民也抱着一定的期望，希望他上台以后能够平反六四，在中国政治上的改革，将邓小平没有做到的他能够做到，但事实上后来，经过十五大以后对他已经相当失望，我后面基本上就是对他采取这种批判态度。
记者：您很关注中共领导人的事情是因为关心中国？
凌锋：我以前，在91年毛泽东100周年生日的时候，我出了一本“闲话毛伯伯”，那是把以前我写的对毛的杂文汇集而成。那确实是杂文，在香港出的，因为香港人比较喜欢看那种小杂文，不想花多时间看那种长篇大论的文章。那本书里面我对毛极尽挖苦之能事，我想我生前给他控制，他死了以后我也有言论自由了，我应该可以写写他了。到94年我出版了一个文集“闲话邓伯伯”，因为那时候邓小平已经差不多了，可以给他未盖棺先论定了，也是一个杂文集。江泽民是第三代领导人，而且统治时间蛮长的，13年嘛，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给他写一本，这样子我想中共从建党到现在这几个领导人的表现，我都有我自己的一套看法，我相信我这套看法将来会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记者：请稍微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您会这样做，从您自己生平的经历来说。
凌锋：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印尼，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在印尼就有些影响，他们就借给我看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那时候第一次知道有毛泽东这个人，而且知道他是一个穷人党的领袖，是为人民服务的，那时候开始对他崇拜，也不是崇拜啦，就觉得他是好人。那时候分辨忠奸，就是好人坏人。然后到47年、48年以后，中共讲的是解放战争，就是国共内战，解放军取得胜利，所以毛泽东在我的形象里非常高大，觉得他真有本事，把国民党推翻，每一场战争都胜利，没有一场是失败的，所以就是蛮崇拜。然后就是韩战，就是美国要打到中国结果给中国打回去，又是中国胜利。所以后来我回到中国去学中共党史，看那那个文件当然是写毛泽东如何英明伟大，连陈独秀都不行，就是毛，样样正确，以前正确，现在正确，未来也正确，所以当时也成了我的偶像，但是后来经过文革各方面的经历，我对他就开始逐渐比较多的怀疑，但是我最大的怀疑就是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领袖？我有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完全大公无私，儿子都到朝鲜战场牺牲，他自己非常艰苦朴素，是不是这样的伟大领袖？还是跟封建帝王一样抓权力，像朝代轮替一样的。但是经过文革，我看到他也是一个权谋家，实际上就是为了自己权力，什么事都做得出，这一次我对他的希望就幻灭。但是对共产党还不是这样幻灭，所以我讲了希望周恩来可以上去，周恩来死了希望邓小平，所以开始对邓小平也抱着希望，但结果看到邓小平把魏京生抓起来，我觉得怎么共产党老是抓人的，所以那时候开始对共产党基本上一直抱批判态度，但是抱批判态度同时我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出几个好人，让中国能够进步的更快。不要老是等待，我们要等到毛泽东死了才可以知道中国能不能改革，要等到邓小平他死了以后才知道能不能改革，江泽民也要等到他死。每次都要等一个领导人死了，我说中国人民太痛苦了，所以我就写文章，我尽量对他们的错误罪行进行批判，最好希望老百姓能够知道这些人不是我们想像的什么好人，你不论推翻也好强迫他们改革也好，让中国老百姓能够尽早的脱离苦难，不能让中国堕落下去，即使发展经济，果实也落在他们手里而不是普通老百姓手里，所以我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情，也希望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当中、改革过程当中能够尽我的一份力量，但这个力量是非常的渺小，共产党看来太强大，中国这个社会，以前金观涛讲是超稳定结构，确实是超稳定结构，若不是很大的力量去冲击，是不容易动摇他的统治。文化大革命因为做得太坏了，所以后来改革开放，76年那个天安门事件冲击了他一下，这次SARS事件能够冲击到多大实在还不知道，我希望也有个比较大的冲击，能够让中共成为一个改革的契机，我也抱着这个善良愿望，但是我又不抱太大的希望，免得将来带来太大的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