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4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张声肇纽约二十四日专电）根据纽约时报今天一篇报导，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打击多伦多，不但考验加拿大医医疗体系，也让美国医学专家发挥医疗无国界以及互相学习的精神。
这篇由阿尔特曼(LAWRENCE K. ALTMAN)医师撰写的长篇报导，题目是“口罩的背后，是SARS的恐惧”，从美国顶尖传染病学家波尔(Trish M. Perl)在多伦多帮忙对抗SARS蔓延的个人经验，描述两国医疗界的互动。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的首席传染病专家波尔两周前应加拿大同业之邀抵达多伦多，到了医院，她发现今年初春起即和SARS奋斗的加拿大医护人员，已经累得几乎崩溃，“他们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了。”
多伦多大学医院传染病学科主任布蓝顿(JamesBrunton)也认为SARS对多伦多医疗人员造成太大的压力，因为“一半员工遭到隔离，”其他人长期加班，睡眠不够，又要随时穿上厚厚的防护衣罩，同时得担心自己也会被感染。
星期六离开多伦多的波尔观察了两周，发现多伦多即使有诸多问题，加拿大医疗官员比美国同行处理SARS重大爆发疫情，准备工夫可扎实得多。她说，美国人虽然自认为准备工夫也下了很多，“我不断跟我的同事说，要做的事还多得很，”美国医疗人员可从加拿大经验学到许多。
譬如，她说加拿大在提供医护人员心理辅导方面，比美国要先进的多，特别是像这次SARS长期袭击，医疗人员身心俱疲的情况。另外，多伦多公共卫生官员和医疗人员之间资讯交流的情形，也让她印象深刻，“美国很少见到这种程度的合作。”
她说，美国应该仿效家拿大，由一个有经验、明白医院运作的医师，担任发言人，和民众沟通抗疫的细节。还有，多伦多医院员工上班刷卡时，同时把体温记录下来，这种做法，也值得美国仿效，她说。
布蓝顿说，凡SARS病毒肆虐过的地区，都有许多医师、护士和医院员工感染、病倒，甚至病死，这场大劫难幸而不死的医疗人员，难免有点“为什么他死不是我死”的罪恶感，同时又担心此时虽未被感染，明天呢？
根据波尔的观察，多伦多士嘉堡葛雷丝医院一千两百名工作人员当中，有七十名感染SARS，直到上周，只有六人完全恢复上班，二十九人半恢复上班，其他三十五人仍告假。曾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的被感染员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恢复正常上班。
和台湾一样，有些拒绝照顾SARS病患的多伦多医师已经辞职，另一方面，有责任感的加拿大医师看到本国医疗人员不够，吁请美国同业前去帮忙“战疫。”
布蓝顿说，加拿大政府本来不愿意让美国医师插手，“把我们几乎急疯了，我们自己的员工都快累疯了，医师们安排自己的美国好友前来帮忙，费了好多天才说服卫生部。”
加拿大政府终于答应，如果美国医师肯过来帮忙，它会在七十二小时内发出工作签证，替他们出旅费、食宿费、以及每天两千加元（一千四美元）薪饷，还帮他们买“误诊”险。
在加拿大官民联合号召下，三百名美国医师愿意前往多伦多“战疫。”是不是需要这么多，安大略卫生厅本周内将决定。
波尔是受到两位在国际委员会认识的加拿大同业的呼唤，才考虑前往，不过一开始也很踌躇，因为自己的工作走不开，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也不愿让她走，三个小孩没人照顾也是原因。
最后，因为也是医师的先生德利索(Dr. SylvainDeLisle)是加拿大人，三个十到十五岁的孩子是双重国籍，让她认真考虑。“我丈夫呼吁我去帮忙，他说这是公民的义务，也是专业上的好机会。孩子们也很赞同”，她说。
她和另两名传染应学家同往：耶鲁大学的丹卜瑞(Dr. Louise M. Dembry of Yale)和威克森林大学的卡其莫(Dr. Tobi B. Karchmer of Wake ForestUniversity)。
她说，她和小女儿拥别的时候，心里在想：“我这是在干什么？这么做聪明吗？一开始我也很害怕。我不知道正要投入什么情况。”
美加两国的医疗水准差不多，两国医师却不能互换，像计程车司机换班那样，因为两国的制度不一样。例如，加拿大医院里面，传染病学家就很少，波尔前去工作的葛雷丝医院，一个都没有。
第一天，她就发现多伦多的医院虽然收集了感染者接触过的人的姓名，却没有作成有系统的档案，也没有图示每一个感染病例的日期－－这是控制病疫蔓延很重要的资讯。
于是她就帮葛雷丝医院建立疾病观察体系，把该检查核对的事项一一列出，并且请院方根据病患感染程度，分到不同的病房去。
仅仅两周下来，这家士嘉堡综合医院在卫生厅的等级就从第三级降为第一级，也就是说，还有SARS病患，但已经没有院内感染。
不过，她也从多伦多学到“我永远也不会想到”的控制病疫爆发的妙招－－把民众和医院员工分别用两种隔离方法隔离。该隔离的民众，就隔离在家；医院员工则只准开自己的车来回于医院和家里，别处不准去，连买东西都不准。医院特别在餐厅开设小杂货店，让这类员工补充日常所需。她说，SARS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爆发﹑蔓延，“如果在美国发生的话，希望加拿大人也会来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