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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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6日报导】王丹:市场经济发展结果将促使中共开放(中央社记者杨淑闵台北二十六日电)中国大陆民运人士王丹表示,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会让中共在政策上必须要开放,也会衍生中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政府迫害而产生反抗意识力量;这样发展下去,公民社会将逐渐形成;而公民社会的出现、独立性的中产阶级萌芽,都会是中国大陆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

应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邀请来台湾访问的王丹,接受中央社的专访时表示,自己不太相信中国社会转型会再走回过去封建王朝老路,过去从没有“公民社会”的出现,但是近来市民社会将会成为社会发展中重要因素;因为西方文明可以坚持那么久、愈来愈完善,就是因为他们有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建立起宽容的隔离带,政府很难侵犯到个人的权利,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社会制度才能稳定。

他认为,这样的公民社会在过去中国历史上没有建立过,社会容易陷入循环性的动乱;不过,现在这个公民社会已经慢慢浮现,包括“市民阶层的出现、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开始转变身份”;再观察八九年的民运活动,学生还是少数的,绝大部分是市民阶层,因为他们的政治热情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王丹表示,除了市民阶层的形成之外,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独立的”中产阶级也在形成,以前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是资本官僚主义,多是退下来的官员;不过,独立的中产阶级会为中国经济带来冲刺,形塑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             

他评析,过去中国文化将未来寄望在明君,胡适等人也提过“好政府”的观点;但是六四事件是中国历史发展重要里程碑,它彻底打破所有老百姓对好政府的幻想;因为八零年代的政府虽然是比较好的,领导大家改革,但也会在突然之间就变脸,武力镇压人民。   

王丹强调,六四事件教育知识份子与老百姓一件事,那就是政府本身就是个恶的东西;所以一个好的制度本身就应该限制政府,不管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而不管是好政府、坏政府都应该受到监督,与之保持距离,他相信这样的公民社会观念已经在成形。     

沿着历史发展的时间走,他说,到了九零年代,有所谓的政治冷漠,也就是跟政治保持距离,这是正面的发展,不要跟政治扯得太近;从观念上、经济基础上、群众基础上讲,一个新的公民社会都在逐渐成形,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公民社会做得更强大、更完善,靠公民社会就可以打破中国封建社会的恶性循环。

当记者问及西方社会发展中,中产阶级是个很重要的力量;他怎么看待中国大陆的情况?王丹说,在中国中产阶级力量这几年才刚刚形成,虽然经济改革已经搞了二十年,也有幸出现一些被称为中产阶级的人,但是他们只是新富阶层;西方文明发展定义中的中产阶级是要有独立性的,但是这些新富阶层并不独立,因为他们的利益来自跟政府机关的勾结。   

当然这几年出现真正比较独立的企业,并有农民企业家开始关心政治、社会改革,这才是真正中产阶级出现的萌芽;所以中国为何至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变革,主要是因为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这几年才开始看到中产阶级的发展,不过,他信相发展速度会很快。

然而,近年来,中国中产阶级的萌芽又源自于什么?王丹分析,第一,市场经济需要市民经济、中产阶级经济作为基础,而大陆的国营事业已经烂透,经过二十年改革仍不能扭转过来;中国经济要往前冲、增长,一定要靠市民经济,因而在政策限制方面就愈来愈要开放,提供中产阶级萌芽时期在政策上的保障。

其次,就中产阶级批判性角度来讲,也是有希望的,因为共产党手中能掌握的资源愈来愈少,基本上得依靠外资,外资若进来不多,自然会把资源掠夺目标转向中产阶级,例如:租税事件中的刘晓庆事件就是一例,不外乎就是新富阶层与权贵阶层产生矛盾,而这两者间的冲突也就开始了。

他综观分析,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一定会导致中产阶级的利益受到政府的迫害,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反抗的时候,因而,政策上一定会放开,反抗意识也一定会形成;这样发展下去,就是公民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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