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6日讯】 现在，反对23条的人们，大都把制定此恶法的责任归咎于钦定特首董建华和他背后的江泽民，并在北京现政权和港府之间做出区隔，甚至有一种明显的贬港府而褒北京的舆论倾向。在香港，港人对董建华的信任迅速流失，在强大民意的压力下，北京也不得不允许港府做出妥协，在港府宣布押后二读后，董内阁中的两名高官不得不相继辞职，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因和财政司长梁锦松选择此刻辞职，说明了董建华执政危机的深重，也说明北京的治港政策的失败，胡温的高调挺董，也只能暂时缓解治理危机。
港府推行23条立法，显然来自北京的逼迫，而港人之所以对港府和北京实行区别对待，能够给出的最善意理由是：基于十四年前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教训，港人捍卫自由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也要讲究策略，避免触怒北京。以贬港府而褒北京的方式，集中倒董而不直接反北京的策略，既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进行强硬干预的可能，也可以正面激励北京改变现行的治港政策，对于和平推动香港的民主化，也许会更有实效，实在是一箭双雕的最佳策略：
1，增加北京现政权终结江泽民的治港方针的可能性，为胡温体制重新确定治港策略提供了基础。
2，增加胡温借助于强大民意来推动倒董、开启香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可能性，间接推动大陆政治改革的启动。因为，董建华是江泽民时代的治港决策的产物，如果倒董成功，江的治港政策之失败便不言自明，由此，江泽民与董建华之间的共谋关系，就在23条危机中转变为倒董和倒江之间的因果链条，也与十六大以来的普遍地挺胡贬江的舆论相衔接。
如果胡温足够明智，以尊重港人民意的方式来平息民愤，起码是温和地处理港府的执政危机，胡温体制借以树立自身形象的“亲民”方针，就可以得到又一强有力的经验证实，而且与其上任以来的所有“亲民”作为相比，处理好香港问题乃为最具实质性的亲民动作，远比温家宝在港的亲民更能赢得港人的认同，也能得到台湾和大陆的民意，以及国际主流社会的多方面的好评。
然而，对此种策略的有效性的评估，决不应该过于乐观，北京当下的克制态度，并非中共政权的自愿让步，而是基于客观情势所迫的不得已，胡温等中共大员高调挺董，已经证明：在大陆体制没有实质性改变和政治改革仍然停滞的前提下，23条的真正根源，既不在港府，也不在北京某个大人物的个人偏好，而在于独裁制度本身的统治逻辑，即便这一逻辑必须具体化为高层的政治偏好才能变成实际决策，也是独裁制度赋予了独裁者强制贯彻其权力偏好的制度力量。现在，港人对当下局势过分关注，似乎已经把23条的制度根源忽略了：当年，确定把这一独裁逻辑贯彻到香港的大人物，正是发明了“一国两制”和钦定了江核心的邓小平。
邓小平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原则时说：“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邓的这段话，是中国最后一个强势独裁者的遗训，为回归后如何管治香港划出了北京政权不会退让的独裁底线，实际上就是钦定23条的手令。江泽民的权力来自邓小平的钦定，董建华的权力来自江泽民的钦定，无论是治大陆还是治香港，其原则皆是秉承邓独裁的遗训。其中，“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的说辞，为北京用武力干预香港事务预留了空间，不能不让人记起六四大屠杀：在邓小平授意下出台的426社论，就把民间自发的大规模游行定性为“动乱”。而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强行就23条立法，显然是为了在政治上对香港进行强制干预提供法理根据。
换言之，只要是独裁制度，其统治逻辑必然是强行贯彻其权力意志，当它认为必要时，既可以翻云覆雨地违背承诺，也可以粗暴地践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地滥用暴力。与此相关的另一本质特征，是独裁政权的合法性匮乏所导致的权力恐惧和敌人意识。打个比喻，那是独裁者每晚都可能被噩梦惊醒的统治。这样的统治通常是霸道的野蛮的暴虐的，既没有尊重民意的为政之德，也没有宽容异见的为政理性，而是经常处于草木皆兵的非理性恐惧之中，对一切体制外异见和社会公益具有天然的敌意。它只允许歌颂和拥护而不允许批评和反对，特别是，当民意敢于冒着被镇压的巨大风险而坚持反对之时，独裁政权就会感到其权力稳定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内在的权力恐惧就将向着非理性方向狂奔，把主观认定的威胁加以无限的夸大，并当作实际上已经发生的威胁来对待。于是，对民间的和平街头运动的严厉镇压便接踵而至。
独裁者是高度警觉的，警觉到时刻瞪圆专政眼睛的程度，在寻找敌人上决不会有丝毫懈怠，不会酣睡、不会小睡、不会打盹、甚至不会打个哈欠，没有敌人也要寻找敌人，只要寻找就一定能找到，因为找不到隐藏的敌人它就刻意制造出敌人，否则的话，看不到敌人的独裁者将更加惶恐。独裁者与热爱自由的人性相反，具有把公权力变成私权力的极端渴望，是人性向残暴、多疑、嗜血、虚伪的畸变。独裁者从不会高枕无懮，而不会高枕无懮的原因，不是因为客观上失眠，而是主观上就不想睡好。它非但不讨厌噩梦连连的夜晚，反而热爱充满噩梦的夜晚，越恐怖的噩梦它就越喜欢、越沉迷、越陶醉，以便能够尽早被噩梦惊醒，连夜发布追捕“敌人”的命令。这是独裁制度异于其它制度的独家创新，更是独裁者异于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圆满。
“噩梦”中的“敌人”让独裁者恐惧，也是他实施恐怖政治的最大理由，不制造敌人的独裁政权，便失去了滥用暴力和实施恐怖政治的借口，反过来，不制造敌人的政权就不再是独裁政权。对“敌人”的内在恐惧和对制造敌人的权力偏好，通过庞大的专政机器和意识形态管制，通过滥用权力、制定恶法和封锁信息，而转化为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外在恐怖，以此来维护其绝对权力。独裁者的逻辑是：“不管其它人是否喜欢，我的噩梦连连的夜晚，必定就是所有人的夜晚；我个人的恐惧，必须由所有人来分担。”独裁者个人的内在恐惧，必然把亿万人置于恐怖政治的威慑之下，只要与独裁权力沾边了的人群和土地，皆无法逃脱恐怖的阴影。
在中国，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式滥用权力完全失去民众认同之后，人治式的国家恐怖主义，越来越缺乏合法性且倍受现代人类文明的病诟，所以，从邓小平开始的北京政权，就用“依法治国”来包装其独裁权力，然而，其法制仍然以维护党权至上的独裁统治为最高目的，只不过由“无法无天”转变为“恶法治国”，权力的实际运行仍然是缺少制度化约束的人治，正如中国所谓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一再公开宣称的那样：人大立法的底线原则是把党的意志及其大政方针转化为法律，人大不过是党权实施“恶法治国”的工具。
推行23条立法，正是党权意志向香港的贯彻，即意欲把“恶法治国”的现行统治方式强加于香港。而对大陆封锁港人反对23条的相关信息，乃基于害怕大陆人了解其“恶法治港”所遭遇到的强烈反对，更害怕港人的大规模反对在大陆产生示范效应。也就是说，二者皆来自独裁者的“敌人意识”和“噩梦本能”，是典型的通过人治强权和钦定恶法来实施的恐怖政治。
具体说来，先是来自邓小平的噩梦，他在噩梦中未卜先知，预见到“干扰”和“破坏力量”，预见到北京政权的敌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所以，他告诫未来的接班人：没有“敌人”和“噩梦”的日子，“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继而来自江泽民的噩梦，他被噩梦惊醒后就下达了镇压“法轮功邪教”的命令，而当被他定性为“敌人”的法轮功依然在世界各地合法存在时，他的噩梦就必然向法轮功合法存在的所有地区延伸。香港的最大不幸在于：其它地区的法轮功超出其主权管辖的范围，即便对法轮功恨入骨髓，也无法通过制定恶法的方式来镇压之，而香港则在其管辖范围之内，邓小平又留下过不允许将“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的遗训，于是，江泽民政权就理直气壮地逼迫港府制定23条恶法。
对香港的一系列街头抗议，经过几天的调查和观望，北京政权终于忍不住了，再次祭起致力于寻找敌人的传统逻辑，而这一逻辑的自发惯性是，只要寻找敌人，就一定能找到敌人。现在，北京也真的找到了它在香港的敌人——民主派。于是，中共驻港官员出面否定了此前的新闻：两名大陆派来的官员与民主派人士见过面，称之为“纯属无稽之谈。”中共在港的喉舌《文汇报》、《大公报》和“凤凰卫视”以及其它亲北京的媒体，齐心协力地抹黑香港民主派。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也于7月14日发表专文，把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抗议游行称为充当了“颠覆政治体制的工具”，并指控香港民主派“劫持”示威运动，利用一切手段、特别是利用了香港经济不景气以及很多市民经济困难，“煽动港人加入示威”，以便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削弱特首及其领导的港府的权力、争取推翻现行体制、最终控制香港。文章同时敦促港人“认清这些人的阴谋”、拒绝成为民主派的“走卒”。
故而，23条绝非某一独裁者的产物，而是通过前后相继的独裁者噩梦，意欲将独裁逻辑具体化为管治香港的恶法。
2003年7月19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人与人权》2003年8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