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9日讯】
七、“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一九四五年夏天，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 “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过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接而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9”
后人把毛这一回答看作是在当时条件下为争取民意所许的轻诺。我相信做表面文章的成分会有，但是内里有没有真实的成分？“民主”一词歧义较多，暂且不提，而“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从毛泽东掌权后的脉络看，应该说是一直在进行摸索和尝试的。
一九五七年的“鸣放”因为很短时间就变成了“反右”，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那从一开始就是个定计设局的“阳谋”。没有证据可以反驳这一点，但我也并不因为毛自己说过“引蛇出洞”就完全相信。他是个辨证专家，从来都一箭数雕，为各种前景予留出转折可能。我之所以相信他的最初动机中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因为那次“鸣放”和后来的“四清”、“文革”含有相似的基因，不会全属偶然。
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中共，没几年就繁衍出一部庞大的国家机器。被毛厌恶的官僚体系换汤不换药地再现，官僚主义开始盛行，等级和特权也堂而皇之地重新出笼。黄老先生预言的“周期率”似乎正在发生。革命把旧官赶下了台，上台的新官和旧官区别在哪？古代有官阶十八品，现在有干部二十四级。那麽革命的意义又是什么？这对一心要再造新人间的毛泽东，肯定是个一直苦恼于心的问题。赫鲁雪夫对史达林的揭露进一步触动他，社会主义如何走下去的问题更迫切地提出。他的理论助手胡乔木后来有这样的回顾：“苏联揭露的史达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30”。赫鲁雪夫做秘密报告仅三个月，毛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稍后又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显示出他要以党外力量监督政权的想法。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共内部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四月三十日，毛约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鼓励他们给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在全国推广“大鸣大放”。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那时过高地估计了他与知识份子的联合“31”，以为知识份子可以成为他的同盟，能够用他们置身局外的监督批评帮助他克服权力滋生的官僚主义。几年以前，不正是中国知识份子集体投向他，骂得蒋介石成了独夫民贼，使他顺利地夺得了政权吗？然而他应该知道，知识份子总是批判现实的，并且要探究本质，不会只停留在他所希望的批评官僚主义上。五七年的鸣放热潮一旦真被推动起来，很快就超出他能容忍的界限，直捣 “党天下”的专制基础。他由此恼羞成怒。
毛善于化被动为主动，用他的话说是“把坏事变成好事”。仅半个月的时间——从四月三十日约见民主人士到五月十五日他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秘文，他就从“鸣放”转为“反右”，并通过国家政权开始有系统地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介绍，不必多说。需要提一下的倒是另一个关注较少的方面。
“鸣放”结果使毛泽东得到一个教训——知识份子不会和他成为一股道上跑的车，因此知识份子是不能被包括在“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中的那个“人民”之中的。不仅如此，由于知识份子占据着意见中枢和教育传火的地位，历史上一直受工农大众的尊敬乃至迷信，他们的存在会使人民变得“思想复杂”，甚至离心离德，这对他以自己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的打算显然是威胁。为此，必须把知识份子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地打入另类，让他们变成受唾弃的卑贱者，才能消除他们对群众的影响力，再通过对他们的“改造”，让他们永远为“原罪”忏悔，不再产生任何独立思想，而只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充当“驯服工具”。
“反右”运动不过是他这个总构想中的一步。对划为“右派”的五十多万知识份子的残酷斗争，目的是打断整个中国知识界的脊梁，让他们从此噤若寒蝉。其后二十年，“知识份子工农化”是毛的知识份子政策之不变核心，目的就是让中国从此不再有真正的知识份子，而人民没有了知识份子，就可以摆脱蛊惑，只接受他一人的思想，成为围着太阳转的向日葵。
毛用自己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除了出于帝王情怀，也该是他整体战略部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与务实派分歧的发展，在他心目中，政权体系已经演变为革命的怪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 正在形成。他相信人民，只要他带领人民坚定地向新世界前进，走一步就会近一步，总有一天能到达理想的天国。然而障碍却是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他们把持着管理国家的日常权力，眼里却只有治国方便或经济小利，动辄就把“私”当作解决问题的法宝祭出。消灭人的自私本来就如愚公移山那样困难，在他带领人民向无私境界艰难攀登的途中，每一次官僚集团进行“私”的勾引，都会导致社会重新落回“私”的泥潭，从而使他的努力前功尽弃。他为此而痛恨官僚集团，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胶着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越来越不是空话，而成了他头脑中对付官僚集团的唯一可能。但是在真正实施这种“监督”之前，他不会忘记“鸣放”的教训，因此必须先用他自己的思想统帅人民，而不让人民受其他思想干扰，才能保证人民按照他的要求对政府进行他所希望的监督，不会成为新的“右派”。我想这种战略考虑，也是毛一定要把产生异端思想的源泉——知识份子彻底搞垮的原因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毛整知识份子只能算做一个步骤，他的最终目标是在解决官僚集团。
然而，官僚们可是不像知识份子那麽好摆布。
八、“四清”——不成功的尝试
一九六三年二月，鉴于毛泽东指责中共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中共决定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半年前被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搞得很被动的刘少奇，也许是出于希望以顺应毛取得谅解的目的，起初非常积极地推动运动，大讲阶级斗争，派夫人王光美亲自下乡蹲点，并把一百八十多名正副部长和一千多名司局长派下乡搞运动。运动逐步具体化为“四清”——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后升格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简称“四清运动”。
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不只一次地指示：根子在上面“32”。然而主持具体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却将运动搞成了自上而下派工作队清查农村基层干部，目标放在打击多吃多占和贪污浪费上。这两种对运动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期望，导致了毛和刘当面发生冲突。
针对刘少奇所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斥责道：
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四不清“运动……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 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3”
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观点。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政治头脑和对毛的了解，不会不明白含义是什么。但他们不能按照毛的路子搞，那样就会搞到官僚集团和务实派自身，甚至自己都可能成为运动物件。这一点在刘少奇检讨对毛不够尊重的时候已经看得出来，毛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34”
当时中共的组织体系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手里，毛因此空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没有层层贯彻推行的权力。务实派明着不跟他争，却是一个“拖”字定乾坤，反正权力在握，毛的意志只能通过他们贯彻，他们就给他搞走过场，形式化，抓而不紧，不了了之，消解于无形。对此，当代研究刘少奇的学者何家栋有这样看法——“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只是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实现。“35”
何家栋的看法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对的是“四清”比五七年的“鸣放”更接近文革。五七年“鸣放” 只有人民监督政府，“四清”运动又加上了教育人民，组成文化大革命之核心的“斗私”和“批修”两个因素，在 “四清”时都有了萌芽，并且组合在了一起；不对的是毛在“四清”时还是想通过党政体系贯彻他的构想，而到文革时，他已经是要以打碎党政体系贯彻他的构想了。因为“四清”的经验使他明白，盘根错节的党政体系已经整体地成为了他的敌人。
他对党政体系的态度，可以从这样一个变化反映出来——“反右”时，由他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讲：反对一个基层单位的领导，就是反党，因为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组成的”。而九年后的文革，同样是他审定的决议和社论却说：反对县委书记或省委书记都不是反党，也不是反对党中央，因为省委就是省委，党中央就是党中央。“36”
九、毛如何解决难题
总结起来，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面对的问题有这样几个：一、只有造就“一心为公”的无私新人，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二、不打倒“私”字当头的党内务实派及其权力体系，造就新人的进程就无法取得成效和最终成功；三、如何持续地“反修防修”，彻底杜绝党内产生新的特权阶级和官僚主义；四、怎样做到“让人民监督政府”，实现人民管理国家。这四个问题他都曾分别地尝试过解决，但都没有成功。实践使他认识到，四个问题是不能分别解决的，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起，相辅相成，一并解决。
文化大革命至今被多数人认为只是匪夷所思，似乎全是毛的糊涂和疯狂所致，唯有称其为“浩劫”。然而透过表像，文化大革命的因果关系和内在逻辑其实相当完整，那是毛泽东主义一次空前集中的综合体现。（声明：我决不否认毛有阴暗和暴虐一面，以及文革对中国人民是一场浩劫，然而那些方面只要摆事实就可以无穷罗列，理清毛泽东主义则需要不带价值判断的分析。）
毛立志把人民带向美好的无私社会，但人民是一个巨大群体，他只是一个人，一个人不能直接带领几亿人，因此他和人民之间就不能没有一个官僚集团。只有靠那个官僚集团的日常运作，他才能和人民保持沟通，管理人民，发展经济和维持秩序，才能谈到带领人民走向未来。然而问题也就出在那个官僚集团上——他们是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的，是修正主义者、特权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是不要革命的和不想前进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那个官僚集团不是仅靠更换就能改变的。按照毛的道理，人有私心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形成资产阶级实体，权力恰恰就是那种土壤。因此不管换上什么人进入权力集团，腐化变质都是在所难免，而在他们成为新生资产阶级之后，又会利用权力继续强化他们个人的和集团的既得利益，结果就只能使官僚集团日益远离人民。
问题就这样集中到官僚集团身上了——带领人民离不开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又是带领人民走向理想目标的障碍，毛该怎么解决这个相悖的关系呢？不错，他有无上权威，官僚集团怕他，但是只要他一看不见，他们就另搞一套。靠他一个人的眼睛，怎么能看得住几百万官僚呢？累死他也是防不胜防。这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如果全体人民都跟他站在一起，六亿“舜尧”的十二亿只眼睛都盯住官僚集团，数量和力量的对比不就发生了变化吗？再多的官僚岂不也可以看得死死了吗？
那麽，怎样才能让亿万人民来跟他一块监督官僚集团？毛有这样的反思：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37”
五七年的“鸣放”应该算一次尝试，只是没几天就走向了反面。他在其后又思考和等待了近十年，并在这期间努力地用他的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正如前面所讲，这是他心目中保证他和人民能够成功结盟的决定因素。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陪他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所讲：
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38”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把当代意识形态的手段利用到极端。整个六十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一个接一个，“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不断推出。他期盼只要他的思想统一了全中国人民的大脑，就如同孙悟空嚼碎毫毛可以变出千万化身那样，亿万人民群众就都成了他的化身。那时，一切修正主义、特权思想、官僚作风、腐败行为如何还有藏身之地，官僚集团从此也只能老老实实服从他的意志，否则就会被火眼金睛的革命群众立刻揭穿和打倒！
在他的设计中，掌握“毛泽东思想”和批判修正主义的过程，又是人民群众自身“改造世界观”和“实现思想革命化”的过程。这种“斗私，批修”的关系，林彪的阐释是：
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39”
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几个世纪难题，相互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在理论上梳理明白已属不易，一并对其解决更是难以想象。然而毛的天才又一次得到了空前表现，他把那些关系互为利用地组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地搞出了一个集毛泽东主义的大成——“文化大革命”。
(未完待续)
二十世纪末写于北京
注释：
“29”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四九页。
“30”冯建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多维新闻网（http://www.duoweinews.com/Nov 2922：56 ：501999）。
“31”约翰·B ·斯塔尔，《毛泽东“政治参与”的含义与作用》，《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三卷》，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二八页。
“32”高晓岩，《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33”同上。
“34”同上。
“35”同上。
“36”张赞甯，《炎黄春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二页。
“37”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次谈话，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38”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39”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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