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9日訊】
七、“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一九四五年夏天，黃炎培在延安向毛澤東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 “求榮取辱”的也有。
總之沒有能跳出過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接而答道：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9」
後人把毛這一回答看作是在當時條件下爲爭取民意所許的輕諾。我相信做表面文章的成分會有，但是內裏有沒有真實的成分？“民主”一詞歧義較多，暫且不提，而“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從毛澤東掌權後的脈絡看，應該說是一直在進行摸索和嘗試的。
一九五七年的“鳴放”因爲很短時間就變成了“反右”，現在人們普遍認爲那從一開始就是個定計設局的“陽謀”。沒有證據可以反駁這一點，但我也並不因爲毛自己說過“引蛇出洞”就完全相信。他是個辨證專家，從來都一箭數雕，爲各種前景予留出轉折可能。我之所以相信他的最初動機中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是因爲那次“鳴放”和後來的“四清”、“文革”含有相似的基因，不會全屬偶然。
掌握了國家政權的中共，沒幾年就繁衍出一部龐大的國家機器。被毛厭惡的官僚體系換湯不換藥地再現，官僚主義開始盛行，等級和特權也堂而皇之地重新出籠。黃老先生預言的“周期率”似乎正在發生。革命把舊官趕下了台，上臺的新官和舊官區別在哪？古代有官階十八品，現在有幹部二十四級。那麽革命的意義又是什麽？這對一心要再造新人間的毛澤東，肯定是個一直苦惱於心的問題。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揭露進一步觸動他，社會主義如何走下去的問題更迫切地提出。他的理論助手胡喬木後來有這樣的回顧：“蘇聯揭露的史達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條比蘇聯好的路子來”「30」。赫魯雪夫做秘密報告僅三個月，毛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稍後又提出了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顯示出他要以黨外力量監督政權的想法。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共內部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四月三十日，毛約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鼓勵他們給中共提意見，幫助中共整風，在全國推廣“大鳴大放”。
有一種觀點認爲，毛那時過高地估計了他與知識份子的聯合「31」，以爲知識份子可以成爲他的同盟，能夠用他們置身局外的監督批評幫助他克服權力滋生的官僚主義。幾年以前，不正是中國知識份子集體投向他，罵得蔣介石成了獨夫民賊，使他順利地奪得了政權嗎？然而他應該知道，知識份子總是批判現實的，並且要探究本質，不會只停留在他所希望的批評官僚主義上。五七年的鳴放熱潮一旦真被推動起來，很快就超出他能容忍的界限，直搗 “黨天下”的專制基礎。他由此惱羞成怒。
毛善於化被動爲主動，用他的話說是“把壞事變成好事”。僅半個月的時間——從四月三十日約見民主人士到五月十五日他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秘文，他就從“鳴放”轉爲“反右”，並通過國家政權開始有系統地實施“引蛇出洞”的“陽謀”。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多介紹，不必多說。需要提一下的倒是另一個關注較少的方面。
“鳴放”結果使毛澤東得到一個教訓——知識份子不會和他成爲一股道上跑的車，因此知識份子是不能被包括在“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中的那個“人民”之中的。不僅如此，由於知識份子佔據著意見中樞和教育傳火的地位，歷史上一直受工農大衆的尊敬乃至迷信，他們的存在會使人民變得“思想複雜”，甚至離心離德，這對他以自己思想去“佔領一切思想陣地”的打算顯然是威脅。爲此，必須把知識份子作爲一個階層整體地打入另類，讓他們變成受唾棄的卑賤者，才能消除他們對群衆的影響力，再通過對他們的“改造”，讓他們永遠爲“原罪”懺悔，不再産生任何獨立思想，而只以他們的專業知識充當“馴服工具”。
“反右”運動不過是他這個總構想中的一步。對劃爲“右派”的五十多萬知識份子的殘酷鬥爭，目的是打斷整個中國知識界的脊梁，讓他們從此噤若寒蟬。其後二十年，“知識份子工農化”是毛的知識份子政策之不變核心，目的就是讓中國從此不再有真正的知識份子，而人民沒有了知識份子，就可以擺脫蠱惑，只接受他一人的思想，成爲圍著太陽轉的向日葵。
毛用自己思想“佔領一切思想陣地”，除了出於帝王情懷，也該是他整體戰略部署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隨著與務實派分歧的發展，在他心目中，政權體系已經演變爲革命的怪胎，“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黨內資產階級” 正在形成。他相信人民，只要他帶領人民堅定地向新世界前進，走一步就會近一步，總有一天能到達理想的天國。然而障礙卻是在他和人民之間的官僚集團。他們把持著管理國家的日常權力，眼裏卻只有治國方便或經濟小利，動輒就把“私”當作解決問題的法寶祭出。消滅人的自私本來就如愚公移山那樣困難，在他帶領人民向無私境界艱難攀登的途中，每一次官僚集團進行“私”的勾引，都會導致社會重新落回“私”的泥潭，從而使他的努力前功盡棄。他爲此而痛恨官僚集團，在考慮如何打破這種膠著時，“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就越來越不是空話，而成了他頭腦中對付官僚集團的唯一可能。但是在真正實施這種“監督”之前，他不會忘記“鳴放”的教訓，因此必須先用他自己的思想統帥人民，而不讓人民受其他思想干擾，才能保證人民按照他的要求對政府進行他所希望的監督，不會成爲新的“右派”。我想這種戰略考慮，也是毛一定要把産生異端思想的源泉——知識份子徹底搞垮的原因之一。
從這個角度看，毛整知識份子只能算做一個步驟，他的最終目標是在解決官僚集團。
然而，官僚們可是不像知識份子那麽好擺佈。
八、“四清”——不成功的嘗試
一九六三年二月，鑒於毛澤東指責中共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中共決定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半年前被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搞得很被動的劉少奇，也許是出於希望以順應毛取得諒解的目的，起初非常積極地推動運動，大講階級鬥爭，派夫人王光美親自下鄉蹲點，並把一百八十多名正副部長和一千多名司局長派下鄉搞運動。運動逐步具體化爲“四清”——即清帳、清倉、清財務，清工分（後升格爲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簡稱“四清運動”。
在運動發展過程中，毛澤東不只一次地指示：根子在上面「32」。然而主持具體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卻將運動搞成了自上而下派工作隊清查農村基層幹部，目標放在打擊多吃多占和貪污浪費上。這兩種對運動完全不同的態度與期望，導致了毛和劉當面發生衝突。
針對劉少奇所說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毛斥責道：
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四清”“四不清“運動……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麽社會裏都能整…… 沒有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麽主義的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33」
這段話非常清楚地表明瞭毛澤東的觀點。以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的政治頭腦和對毛的瞭解，不會不明白含義是什麽。但他們不能按照毛的路子搞，那樣就會搞到官僚集團和務實派自身，甚至自己都可能成爲運動物件。這一點在劉少奇檢討對毛不夠尊重的時候已經看得出來，毛當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34」
當時中共的組織體系掌握在以劉少奇爲首的務實派手裏，毛因此空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卻沒有層層貫徹推行的權力。務實派明著不跟他爭，卻是一個“拖”字定乾坤，反正權力在握，毛的意志只能通過他們貫徹，他們就給他搞走過場，形式化，抓而不緊，不了了之，消解於無形。對此，當代研究劉少奇的學者何家棟有這樣看法——“四清”時毛澤東就想搞一場類似文化大革命的運動，只是因爲劉少奇的抵制才未能實現。「35」
何家棟的看法有對的一面，也有不對的一面。對的是“四清”比五七年的“鳴放”更接近文革。五七年“鳴放” 只有人民監督政府，“四清”運動又加上了教育人民，組成文化大革命之核心的“鬥私”和“批修”兩個因素，在 “四清”時都有了萌芽，並且組合在了一起；不對的是毛在“四清”時還是想通過黨政體系貫徹他的構想，而到文革時，他已經是要以打碎黨政體系貫徹他的構想了。因爲“四清”的經驗使他明白，盤根錯節的黨政體系已經整體地成爲了他的敵人。
他對黨政體系的態度，可以從這樣一個變化反映出來——“反右”時，由他審定的人民日報社論講：反對一個基層單位的領導，就是反黨，因爲党的領導不是抽象的，“是由一個一個具體的基層組織組成的”。而九年後的文革，同樣是他審定的決議和社論卻說：反對縣委書記或省委書記都不是反黨，也不是反對黨中央，因爲省委就是省委，黨中央就是黨中央。「36」
九、毛如何解決難題
總結起來，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要面對的問題有這樣幾個：一、只有造就“一心爲公”的無私新人，共産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二、不打倒“私”字當頭的黨內務實派及其權力體系，造就新人的進程就無法取得成效和最終成功；三、如何持續地“反修防修”，徹底杜絕黨內産生新的特權階級和官僚主義；四、怎樣做到“讓人民監督政府”，實現人民管理國家。這四個問題他都曾分別地嘗試過解決，但都沒有成功。實踐使他認識到，四個問題是不能分別解決的，必須把它們放在一起，相輔相成，一併解決。
文化大革命至今被多數人認爲只是匪夷所思，似乎全是毛的糊塗和瘋狂所致，唯有稱其爲“浩劫”。然而透過表像，文化大革命的因果關係和內在邏輯其實相當完整，那是毛澤東主義一次空前集中的綜合體現。（聲明：我決不否認毛有陰暗和暴虐一面，以及文革對中國人民是一場浩劫，然而那些方面只要擺事實就可以無窮羅列，理清毛澤東主義則需要不帶價值判斷的分析。）
毛立志把人民帶向美好的無私社會，但人民是一個巨大群體，他只是一個人，一個人不能直接帶領幾億人，因此他和人民之間就不能沒有一個官僚集團。只有靠那個官僚集團的日常運作，他才能和人民保持溝通，管理人民，發展經濟和維持秩序，才能談到帶領人民走向未來。然而問題也就出在那個官僚集團上——他們是與他的理想背道而馳的，是修正主義者、特權階級、既得利益集團，是不要革命的和不想前進的！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那個官僚集團不是僅靠更換就能改變的。按照毛的道理，人有私心就是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遇到合適的土壤就會形成資產階級實體，權力恰恰就是那種土壤。因此不管換上什麽人進入權力集團，腐化變質都是在所難免，而在他們成爲新生資產階級之後，又會利用權力繼續強化他們個人的和集團的既得利益，結果就只能使官僚集團日益遠離人民。
問題就這樣集中到官僚集團身上了——帶領人民離不開官僚集團，官僚集團又是帶領人民走向理想目標的障礙，毛該怎麽解決這個相悖的關係呢？不錯，他有無上權威，官僚集團怕他，但是只要他一看不見，他們就另搞一套。靠他一個人的眼睛，怎麽能看得住幾百萬官僚呢？累死他也是防不勝防。這時，“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如果全體人民都跟他站在一起，六億“舜堯”的十二億隻眼睛都盯住官僚集團，數量和力量的對比不就發生了變化嗎？再多的官僚豈不也可以看得死死了嗎？
那麽，怎樣才能讓億萬人民來跟他一塊監督官僚集團？毛有這樣的反思：
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爲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衆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37」
五七年的“鳴放”應該算一次嘗試，只是沒幾天就走向了反面。他在其後又思考和等待了近十年，並在這期間努力地用他的思想去“佔領一切思想陣地”——正如前面所講，這是他心目中保證他和人民能夠成功結盟的決定因素。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陪他接見百萬紅衛兵時所講：
我們要讓億萬人民掌握毛澤東思想，讓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思想陣地，用毛澤東思想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人民群衆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就變得最聰明，最勇敢，就能發揮無窮無盡的力量！「38」
爲了實現這一目的，毛把當代意識形態的手段利用到極端。整個六十年代，“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一個接一個，“活學活用積極分子”不斷推出。他期盼只要他的思想統一了全中國人民的大腦，就如同孫悟空嚼碎毫毛可以變出千萬化身那樣，億萬人民群衆就都成了他的化身。那時，一切修正主義、特權思想、官僚作風、腐敗行爲如何還有藏身之地，官僚集團從此也只能老老實實服從他的意志，否則就會被火眼金睛的革命群衆立刻揭穿和打倒！
在他的設計中，掌握“毛澤東思想”和批判修正主義的過程，又是人民群衆自身“改造世界觀”和“實現思想革命化”的過程。這種“鬥私，批修”的關係，林彪的闡釋是：
鬥私，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自己頭腦裏的“私”字作鬥爭。批修，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反對修正主義，去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鬥爭。這兩件事是互相聯繫的，只有很好地鬥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鬥爭進行到底。「39」
擺在毛澤東面前的幾個世紀難題，相互之間構成了複雜的關係，在理論上梳理明白已屬不易，一併對其解決更是難以想象。然而毛的天才又一次得到了空前表現，他把那些關係互爲利用地組合在一起，令人歎爲觀止地搞出了一個集毛澤東主義的大成——“文化大革命”。
(未完待續)
二十世紀末寫於北京
注釋：
「29」黃炎培，《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四九頁。
「30」馮建輝，《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思想史”》，多維新聞網（http://www.duoweinews.com/Nov 2922：56 ：501999）。
「31」約翰·B ·斯塔爾，《毛澤東“政治參與”的含義與作用》，《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三卷》，中國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二八頁。
「32」高曉岩，《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南方周末》，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33」同上。
「34」同上。
「35」同上。
「36」張贊甯，《炎黃春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二頁。
「37」毛澤東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次談話，見《人民日報》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38」見《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39」見《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
相關文獻
傅國湧: 《大公報》三巨子——紀念《大公報》創立100周年
高華: 在“道”與“勢”之間：毛澤東爲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所作的準備
南方周末記者: 彭德懷蒙冤前後的100天
宋永毅: The Role of Zhou Enl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Contradictory Image from Diverse Sources
張元勳: 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最知情者的回憶
──轉自《博訊》www.peacehall.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