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4日讯】(自由时报 ◎王鼎钧 图◎王孟婷) 一九四八年，我在秦皇岛国军的后勤单位服务，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收容东北溃散的官兵。港口司令何世礼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能力，他利用已有的防御工事，加派重兵把守，阻挡来归官兵于铁丝网外，这些人饥寒交迫，我们立刻送去大米和菜金，他们昼夜跋涉，匍匐过大凌河断桥，从小路翻越长城缺口，军服肮脏破烂，我们送上一套新军服，然后军事当局派卡车来，把他们集体运走，设法安置。这件事做得相当圆满，那时溃散官兵在南京、上海、青岛外围都有严重的纪律问题，却没有在秦皇岛造成任何困扰。
看到他们来去，我想起一句西洋格言：“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他们没有积蓄，没有家庭，没有历史渊源，没有社会关系，他们只是滚动，谁也不知道最后停留在什么地方。
溃散官兵未必全都慌不择路，有些人想进秦皇岛，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单位或亲友。港口司令部设想周到，事先印好一种申请表，溃散官兵可以申请跟某某人见面，只要有人愿意接待，签名负责，他可以来把申请人领走。这种规定也是秦皇岛独有，赖何世礼将军的德政，我的老同学袁自立找到我。我带他理发，洗澡，换衣服，安排工作，他告诉我沈阳怎样不守，他星夜穿越战场，沿途死尸、野狗、废炮，空中飞舞盖好了大印的空白公文纸。
秦皇岛和葫芦岛是东北国军的补给港，东北既已不守，两港随即放弃，秦葫港口司令部撤销，我和袁自立寄身的联勤补给单位调往塘沽，考其时为一九四八年11月24日。前一天，驻守山海关的国军撤到秦皇岛会合，24日黎明时分，全部到码头登船。我从未到港口观赏海景，这天站在甲板上迎晨曦朝阳，我才看到古人吟咏的“漫言此后难为水，试看当前不辨天。”
我在秦皇岛结识了一位眼科大夫栾福铜先生，相处融洽，他是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战乱时期，他不但常常免费医治难民，也常常免费照顾过境的伤兵，令我钦佩感动。撤退的行动秘密而匆忙，我没有向他辞行，到了码头，才知道船舰要下午才离港，我站在码头上怅望陆地，对秦皇岛忽然有依依不舍之情。这地方对我太重要了，它和安徽阜阳（我求学的地方 )、山东临沂（我生长的地方 )同样重要，当然，除了这三个地方以外，还有台湾（我在台湾脱离青年，度过中年，进入老年。 )那是一九四九以后的事了。对秦皇岛，我惜别的情怀落实在栾大夫身上，我想此时市民都知道我们要走，保密已无必要，何不回到市内跟他告别？
我的行为太鲁莽了！进了市区，才知道全市寂静如死，商家住户的门都关着，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影，公共汽车停驶，只见车站的站牌孤伶伶像一根豆芽。我应该折回码头，可是我仍然往前走，我的行为太鲁莽了！栾大夫诊所的门关着，我应该折回码头，可是我上前敲门，他打开了门，他还坐在诊所里等着救人。他并没有教我坐下（幸亏没有 )，我俩站在诊所里，他为我祷告，他左手拉着我的手，右手蒙着自己的脸，眼泪从他的指缝里流下来。七年以来流亡各地，这是我唯一得到的眼泪，我非常非常感动。
我独自沿着大街走回，一路听自己的脚步声，我从不知道我的脚步声那样响亮。回到码头，船舰仍在，我不知道船舰一直升火待发，随时可以离港。今日读史，据说我回到市区的时候，冀东军区独立第八团还不知道秦皇岛已无守军，这怎么会？当年共军情报何等灵通！事实俱在，秦皇岛空在那里等新的主人，想想看，那又是一个我最危险的时候，军队行动“人不离群”，我犯了大忌。
回到码头，正值港口司令部派兵搜船，搜出一些穿军服的少女来，她们每人都爱上一个青年军官，难分难舍，军官的同事们掩护她们上船同行，家长发现女儿失踪，跑到港口司令部投诉。她们虽然换上军服，但是军帽盖不住长发，加上身材曲线，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军法无情，码头上一片抽泣之声，女儿哭泣，女儿的母亲哭泣，连军官也擦不完眼泪。今天想想，“地老天荒，堪叹古今情不尽！”那时我心肠硬，只觉得军纪废弛到这般地步，没人顾虑集体的安危，怎么不怕中共的地下党带着炸弹来！
我们奉令进舱，听见炮声，国军军舰发炮射击，掩护撤退，运输船只缓缓离岸，我如果在市内再多逗留十分钟，就会被海军撂在码头上了。我听见炮声，想到当前并没有敌情，海军照本子办事，有板有眼，可惜用美金买来的炮弹，而且射击之后，大伙水兵要辛辛苦苦擦一遍炮膛。船到海中，有人等着眺望码头仓库爆炸的声音烟尘，据说爆破部队已完成准备，只待一声令下，可是上面改变了心意，最后命令没有下来。东北各地国军撤守时，炸毁了一些军火库，没有破坏道路桥梁自来水和发电厂，记得那时大公报有一篇社论加以称赞，社论中也隐然有和平的主张。
船行一二七海里（二三五公里 )到塘沽，三年前，一九四五年9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此登陆，给国军多留下一个“活眼”。东北失守以后，华北唇亡齿寒，南京中央打算把华北的国军撤到天津，由塘沽出海运往南方，那时傅作义主持华北军政，反对南迁，我们在塘沽住了大约十天，大概是等待最后决定。记得居住的环境像一个朴素的小镇，附近有个地方叫新河，国军三千人驻扎，我们奉命去设立弹药堆积所，以利驻军久守，可是一夜之间新河失守，一切尽入共军之手。记得房东女儿俊秀，同事中一个中尉押运员调戏她，回到办公室和死党计议如何弄上手。我想起古人说过“恶徒向来爱村姑”，我想起当时民间批评国军的顺口溜：“见了壮丁他要抽，见了钱包他要搜，见了女人他要勾。”东北的百万共军即将入关，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还有这等人不知死活。
传作义拒绝南撤，防守天津的陈长捷说，傅先生不走我也不走，于是我们带着大批粮食和弹药向天津出发。塘沽距离天津市中心只有四十五公里，可以说，当我们的专车开动的那一刻，华北国军的命运业已注定。我很想留在塘沽，塘沽是港口，有退路，可是塘沽没人发薪水给我，我怎么寄钱给父亲？滚动的石头只好继续滚动，我以后的命运也在那时注定了，小人物的生死祸福常系于大人物的一步棋。
我很后悔，由一九四二年离家到一九四八年彼时，我第一次为做过的事后悔不已。那时我如果知道四十几天以后天津失守，我就留在塘沽和自立兄他们一同撤往上海了，可是我犹豫难决，我听到的判断是，东北共军需要整补，中共需要消化战果稳定后方，大约要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才可以发动华北战役，天津和北平这两个名城重镇大约可以坚守一年。我怎么可以一年没有收入？我如果把“通货膨胀”估计进去，就会把薪水收入看淡，留在塘沽“苦撑待变”。那时机关部队领到经费，先拿去投资进货，三天五天以后货物涨价几倍，他卖掉货物再发员工薪水，稳赚一大笔钱。汇兑也是这样，我领到薪水送进银行，银行里的某一个人，先把汇款并入他的资金投资周转，一个星期以后再汇出去；对方银行收到了钱，也有那么一个人先拿去投资周转，一个星期以后再通知我父亲，这时候那点钱就成了废纸。咳，“人为财死”，而我只是为了一叠废纸。
天津，我留下一生最深的烙印，但对生活环境只有最浅的印象。我们住在市区南部，那一带从前是租界，我们借住的洋房依然洋味盎然，客厅大，地毯厚，一人高的落地大钟竖在墙角里，拖着长长的钢炼，好大的钟摆！分量一定很重，也能照常摇来摆去，房主人的管家每天拉那根长炼上紧发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钟摆！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钟！天津是一个洋化的都市，一眼望去处处洋房，那时中共憎恶西方的东西，我一直揣摩他们会怎样对付这些洋房。
我完全没有心情游览，极少出门，只有一次，我远远离开居住的地方去找银行。管家指点先坐一段电车，那年代左派文人大骂天津电车，电车抢走了人力车的顾客，又一再撞死小童，我一路揣摩中共怎样对付电车。下车步行，走过一座漂亮的大桥，当地人管它叫法国桥，那么我是身在往日的法租界了？桥下流水是有名的海河。虽然天津已是危城，银行行员依然富泰尊贵，气定神闲，左派文人也曾大骂他们，我揣摩中共怎样对付银行。
我沿途看见结婚的礼车来来去去，看见这里那里都有承办喜筵的馆子，悬灯结彩，贺客盈门，只是不准放鞭炮。眼看天变地变，他们赶快儿娶女嫁，了却心头一分牵挂。我想起“末日来临的时候，人们照样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人行道旁，难民牵着小女孩行乞，对过往行人作揖哀求，我在沈阳秦皇岛见过许多，现在反应没那么强烈，只希望他们也遇见天使。
我们借用的洋房很坚固，地下室很深，看样子我们要准备忍受大炮轰击。不久，外围据点开始交火，天津塘沽之间的路切断了！我们各部门业务清闲，只有管军粮的王少校加倍忙碌，几乎每天都有野战部队上门领粮，每次都发生激烈的争吵。陈长捷真想久守，他规定每次只能发一个星期的主食，他的想法是，有战斗就有伤亡，各部队的人数就会减少，每个星期照实有的员额发粮，天津存粮就可以多支持一些日子，他要求部队长和补给单位“核实”。可是各部队领粮的单据上永远有那么多官兵，王少校质问他们：“你的兵难道一个也不死？一个也不逃？”对方回答他：“必死不死，幸生不生，别以为你在后方就能长命百岁！”伸手抚摸佩带的手枪，公然恐吓。起先王少校硬顶着，最后踪影不见，他了解战况，捏住分寸，再过两天，解放军进城，一了百了。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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