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岳鹏费城报导) 12月11日(星期六)﹐大纪元时报等在费城市中心庄严的国家宪法中心举行了首次大费城“评共产党”研讨会。著名民运人士﹑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先生应邀发言。早在六十年代﹐倪育贤就因为公开主张思想自由被中共隔离审查。七十年代﹐倪育贤上书毛泽东﹐要求民主改革﹐并因抗议七六年天安门惨案被中共判处死刑﹐后因华国峰垮台得以幸免。一九八四年﹐著名作家刘宾雁得悉倪的情况后﹐以倪为主人公写成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文章轰动海内外﹐但刘﹑倪二人却饱受中共保守派的围剿。一九八六年﹐在美国友人帮助下﹐倪育贤逃出大陆。他是海外民运人士中早期投入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以下是倪育贤先生在研讨会上的演讲。
“主持人先生﹐各位女士﹑先生﹑朋友们﹐很感谢大纪元组织这样一个讨论会﹐主要的题目就是大纪元时报发表的这个“九评共产党”。第一﹐我简单谈谈对“九评共产党”一个初步的感觉﹐然后我想对怎么样去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意义﹐谈谈我的看法。
“我非常同意刚才聂森先生的一些评论﹐大纪元时报连续推出‘九评共产党’这个事情﹐毫无疑问﹐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也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一个事件。
“我第一次在街上看到大纪元时报﹐一看﹐‘评共产党邪恶本质’﹐我眼睛一亮﹐哎呀﹐终于有媒体出来讲这个事情、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十五年前﹐我在世界日报连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刊登了三天﹐题目是‘民主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第一集、第一篇的文章就说﹐‘我们能不反对共产党吗﹖’在这篇文章里就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上的最大障碍﹐是扼杀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大障碍。它这个党﹐整体作为这个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当时六四刚结束﹐所以我提出了一定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彻底在中国舞台上清除出去。当时提出来﹐反响也很大。这个事情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这十五年来﹐情况让我感觉到这个反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只不过提了一下。那么我们民运的朋友﹐民运的组织﹐尽管一直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但是怎么集中﹐怎么系统﹐这么成系列的把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来进行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评论﹐这是第一次。在怎么大范围内﹐在怎么多的媒体上进行﹐这是第一次。所以﹐我要感谢大纪元时报﹐感谢他们这样一个正义的举动。这是一件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相当大的政治智慧的一件事情。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以上﹐七十多年﹐它对中国人民干了些什么﹐当然‘九评’里面有很系统的介绍﹐我现在就不再讲了﹐大家都看看报纸就清楚了﹐看看中国的历史就清楚了。我觉得这个党﹐这个党的行为﹐这个党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害﹐这个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这是有目共睹﹑历历在目﹑是一件不容于天理的事情。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干了怎么多罪行﹐如果从中国历史上说﹐杀人最多的就是这个党。从中国历史上说﹐出卖国家主权最多的也就是这个党。对中国文化迫害最厉害﹑最彻底的﹐也就是这个党。然后中国历史上﹐造成腐败最厉的也就是这个党。给中国民族每一个家庭造成损害的也是这个党。这个我想是事实俱在﹐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也没有办法掩盖的。它杀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的总合。譬如一个文化大革命﹐一个反右﹐它历来举行的怎么多的政治运动﹐它每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以杀人为结尾。你想我们每个中国人家里﹐你去看看你自己的这个家庭﹐你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的家庭﹐一定有相当比例的人﹐在这个政权下被屠杀了。那么这样一个政权﹐怎么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人还不敢讲它﹐我们的媒体还不敢提它呢﹖
“我今天可以老实的讲﹐比如‘世界日报’﹐这是华人媒体中发行量比较大的媒体﹐我作为一个民运的参加者﹐是非常非常痛心的。就是我们每年六四都要出广告﹐上面出现了‘李鹏’这个字它就要拿掉﹐它不让你登﹐虽然是我们自己出钱。为这件事情我们反复的﹐不知道跟他们打了多少次交道﹐他们还是要拿掉。‘李鹏’不能提﹐‘江泽民’不能提。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悲哀﹐这是一个海外自由﹑民主国家里面﹐作为相对一个独立的报纸。媒体一个最主要的精神﹐就应该独立﹐应该实事求是﹐不要依附某一个力量﹐这是一个基本的民主问题。但是﹐就这样一份报纸﹐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在六四这样的大屠杀的问题上﹐发出我们的声音。纪念它一下都不行。所以这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我认为这个奇特的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国这个民族整体上的智障﹐就是智力障碍。
“我们外面看到的那个智障人士﹐走路要饭﹐什么事情跟他讲都不知道﹐站在那里一天到晚嘻嘻哈哈﹐高兴的不得了﹐这是智障人士。
“今天我在这里﹐可以说是很悲哀的讲一句﹐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在共产党这个问题上﹐是整体的智障﹗好像整个的没有是非观念﹑没有标准了。好像共产党不管做多大的罪恶﹐我们都能够容忍它。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是被大纪元打破了﹗现在开始了公开的讨论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这是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我来举出中华民族这个智障的问题﹐不要讲别人﹐不要讲共产党的附庸团体﹐如‘福建同乡会’啦﹐这些跟他们搞在一起﹑搞游行的那些。这些都是共产党的附庸组织﹐我们不谈。我们谈我们自己﹐谈我们民运﹐谈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群。
“我们知道﹐最近在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两件很重要的事。一个是蒋彦永先生上书。我们民运的朋友们很多都知道﹐因为什么共产党把蒋彦永先生抓起来﹐这是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情。第二件比较大的事情﹐是焦国标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叫“讨伐中宣部”。毫无疑问的﹐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敬佩这两位先生的勇气和道德力量。
“第一件事﹐蒋彦永提出来要共产党对六四平反。第二件﹐焦国标先生提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部﹑中宣部对人民思想统治的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但是在感谢他们﹑在高度评价他们的时候﹐我不得不悲哀的指出一个问题。比如蒋彦永先生的上书里面讲了﹐希望共产党平反六四的原因﹐里面的一条﹐是因为‘我们党历史上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过来的。’当我看到这些字句时﹐我心里就‘格登’了一下。我认为蒋彦永先生勇气可嘉﹐但在这个问题上﹐就在这个问题上﹐他显然是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在共产党的一个系统﹑一个坐标系内在讲话。什么叫‘共产党的错误由共产党来纠正呢﹖’共产党究竟在历史上纠正了其什么错误呢﹖还有一个说法呢﹐平反六四。平反六四就是要求共产党﹐在共产党这个体系之内承认六四是好的。为什么要共产党平反﹖我弄不懂。这样一个杀人的政权我们为什么要叫它平反呢﹖﹖
平反有一点呢﹐平反无非是希望这个政权继续下去﹐承认它的合法性。这个政权我们不能承认它的合法性﹗这是我们跟共产党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分歧。
“那么﹐以前很多朋友说我们﹐你们太激进了﹐怎么能承认共产党是不合法的呢﹖我说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最基本的一个人权底线﹐一个普世价值的问题。
“一个政权﹐共产党政权﹐杀了历史上怎么多的人﹐这个我们先不谈。我们谈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这几千万人﹐就要永远的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命运﹑这个根本问题呢﹖有三点﹐一个是人民的权力﹐它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第二﹐它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基本利益﹐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变成它一党所有。第三﹐它决定中国人民所有的前途﹐中国向何处去﹐这都由它来决定。这个党﹐怎么一小部分人﹐在中国人群当中极少比例这么一部分人﹐居然要永远剥夺中国人民的权力﹑前途﹑利益﹑和命运。而有些是可以容忍的﹐比方说﹐这是一个阶段。但这不是一个阶段﹐它要永远把它霸占下去。法西斯政权﹐一个阶段。十年﹐二十年﹐了不起了﹐最多三十年﹐垮台了﹐如希特勒﹐没有几年嚣张的日子。但中国共产党霸占中国政权已经半个世纪以上﹐它还要霸占下去。所以它这个政权就是要以少数人永远的霸占﹑永远的侵犯多数人的权力。那么这个政权﹐我们不要讲其它的原因﹐我们就讲基本的人权﹐这个界限﹐我们怎么能让它继续下去呢﹖它从来没有经过人民的选择。所以这样一个政权﹐从它的根本的合法性上看﹐它是没有任何合法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说﹐还要请求它的同意﹐请求它为我们平反呢﹖
“第二﹐我们再讲到焦国标先生上书﹐说让共产党中宣部解散。当然他没有办法﹐他言不由衷。我们非常谅解焦国标先生的处境﹐他必须这样讲﹐否则他的生命都有被剥夺的可能。但是有一个问题﹐即是说﹐决定共产党的导向的﹐是中宣部吗﹖那是中宣部能够决定的吗﹖很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整体的﹑一个党的行为﹐是中国共产党整体的行为。所以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这些知识精英﹐在叙述最关键的﹑在对中国人民最重要的问题上﹐也不得不在里面加入了一些谎言和不实的成分。那么﹐这对中国人民整个的觉悟和觉醒﹐就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所以﹐像我刚才将过的﹐造成中国人民整体智障有个原因﹐我一直在研究它的原因在哪儿。这个原因呢﹐我想不是我们都是精神病﹑我们中国人都弱智﹐不是的﹐而是出于中国共产党的残暴﹐它太残暴了﹗它残暴到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恐惧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我们每个基因里都渗透了对它的恐惧。作为民运人士﹐我们自己好像已经不怕它了﹐其实远远不是这么一回事。还是害怕的﹐就是你担心你的家属﹑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朋友还要受到牵连。所以我老实说﹐我呢﹐在整个民运界都认为倪育贤是个坚决反共的﹐但是我老实说﹐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非常害怕我的子女接我的班﹐也来搞民运。因为什么呢﹖我担心他们的安全。我不希望他们不能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我不希望他们遭受我同样的命运﹐随时随地可能有被共产党剥夺生命这样的危险。我所做的﹐既然是正义的﹐我当然希望我的子女也接我的班﹐也一样来搞民运。但是我不敢﹐我自己可以豁出去﹐但我的子女我就不敢豁出去。这说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恐惧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到这个地步不是我们自己的罪过﹐而是共产党的暴政太残暴了。所以这种恐惧是无远岪届。那么﹐这次大纪元时报这样一个举动﹐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就是把这个根本的问题﹐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主要的问题﹐提出来了。
“以前我们的学者这样讨论﹑那样讨论﹐讨论这个﹐讨论那个﹐讨论腐败问题﹐讨论环保问题﹐讨论计划生育问题﹐很多问题。很多学者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他们永远不讨论一个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罪恶问题﹐永远不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不是合法的问题﹐永远不讨论这个中国共产党是非应该被推翻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禁区。这个禁区对国内的学者来说﹐当然是个禁区﹐但在海外为什么也成为一个禁区了呢﹖这不是很奇怪的吗﹖
“现在共产党对这个民主﹑自由﹑人权的打击和摧残﹐它的恶势力已经膨胀到国外来了﹐远远延伸到了它的国界以外。所以现在华人社区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大家都非常害怕靠近民运﹐大家都非常害怕谈根本的问题。这个原因就是共产党的残暴造成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破除对共产党的恐惧。那怎么办呢﹖就是要不断的把真像告诉大家﹐我们要把真像告诉大家﹐让更多的人们觉醒起来﹐然后敢于站起来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如果大家都明白了真像﹐以前我认为﹐只要大家明白了真像﹐问题就解决了一半。现在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光明白真像还不行﹐要让那些明白真像的人敢于出来公开的表达不同意见。只有这两点做到了﹐我们中国﹑中华民族对共产党的这种恐惧才能够慢慢被消除。
“共产党为什么能对中国人民造成这么大的恐惧呢﹖我刚才讲了它的残暴。它的残暴在于他们共产党自己里面的那些人都害怕﹐害怕接触到事情的真象。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在慢慢改变﹐它是有希望的﹐它将来会慢慢改变中共﹐抛弃它的路线﹐所以对胡-温体制抱有很多的幻想。这点我想必需要提醒大家﹐提醒我们每个关心自己祖国命运的人。共产党﹐从根本上说﹐它是不能自我更新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内部的机制是这样的﹐有一个‘负淘汰’的机制。就是说﹐只要有点人性的﹐只要有点善良性的﹐只要有点好的特性的人(在共产党里面是有很多好人﹐但他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权力和位置)﹐他一定会被淘汰下去。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而能够上去的呢﹐是江泽民这样的人﹑和现在的胡锦涛。有些人说﹐胡锦涛可能比江泽民强点吧﹖实际上我认为﹐胡锦涛的危险性可能比江泽民更大。为什么呢﹖他是邓小平亲手从八九民运杀人以后指定的﹐说胡锦涛是将来第二次的接班人。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胡锦涛在西藏的时候﹐公开下令屠杀西藏人民的抗暴斗争﹐所以胡锦涛手上沾上了西藏人民的血。那么沾了血以后呢﹐邓小平就认为这个人靠得住了。那么他为什么在这么多接班人当中他从来没有选其他人﹐也没有把他儿子抬上来呢﹖他不像蒋介石那样短见﹐把自己儿子弄上来。邓小平是一个政治家﹐他知道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一定要叫一个敢于手上沾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下得了毒手的人。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人民要求自由的呼声。敢于向自由捅刀子的人﹐他就要把他扶上来接班。所以共产党整个的统治机制是一个负淘汰的机制。这个负淘汰的机制就是要选择最没有人性的﹑最凶恶的﹑最能对自由化下得了手的﹐能在关键时刻下令开枪的人﹐当共产党的主要掌舵人。
“那么﹐胡锦涛确实符合这个角色。所以﹐有很多人对胡锦涛啊﹐对温家宝抱有很多的幻想﹐这是个幻想﹐一个一厢情愿的幻想。譬如﹐温家宝到处说﹐访贫问苦啊﹐到老百姓家里去看一看﹐好像是善良的不得了。但是﹐你们大家想一想对法轮功的镇压﹐血淋淋的镇压﹐也就是他们这些人做的。再想一想﹐我们报纸上每天﹐我们中国的煤矿工人﹐几乎不断的在矿井下面死掉﹐被各种各样的事故弄死掉。这些事故都是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干的。”
在被问及中国经济似乎有所好转﹑民众生活有所改善时﹐倪育贤回答说﹐“确实有很多人感觉到生活有了改善﹐现在不错。可能好像日子一天天在好﹐向好的方面好起来等等。但我想提醒的一点就是﹐有这种感觉的人占我们中国人口的比例究竟有多少﹖这是个实际问题。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实行新闻封锁﹐真正低层人民的痛苦﹐它都不允许在媒体上进行反映的。我们在海外的﹐大部分是知识分子﹐现在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政策﹐实际上我们看来﹐很僵化的一点﹐实际上是笼络知识分子。所以现在高层的知识分子﹑中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情况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指他们经济上的收入。不要说他们的政治权力﹐他们的政治权力方面﹐他们稍微有点思想自由﹐马上受到制裁﹐这是另外一个事情。实际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有点提高﹐但这是中国共产党稳固它的政权的狡猾的一面。这种提高的基础的对应物是什么呢﹖是更多的﹑贫苦的﹑没有文化的﹑农村民众生活情况的恶化﹐他们的基本生活情况都很难维持。而且﹐他们失学﹑失业的比例非常之高。我们大家可以看看‘中国农村调查’这本书﹐作者已经讲了﹐中国农村的情况﹐已经到了非常危险﹑人民生活已经到了非常痛苦的地步。人们根本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生活状况活下去了。他们要交这个肥料税﹑养猪税﹑这个那个税之后﹐他根本没有办法维持最低生活情况。而这部分群众的痛苦﹐这部分人们的痛苦﹐都没有进入到我们知识分子的视野范围之内。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加剧。我们感觉到的所谓中国经济增长﹐这个增长的情况实际上呢﹐就是张维先生提出的那个增长﹐就是少部分的人得到利益而已。”
在评论听众关于“亡党会不会亡国”的观点时﹐倪育贤认为﹐“亡党怎么可能亡国呢﹖共产党老是把亡党亡国提在一起﹐它讲的国实际上是指它的政府。说共产党亡了﹐政府也没了。共产党亡了﹐我们中华民族会更加兴旺起来﹐这是肯定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怎么会从地球上消失呢﹖它是硬把自己和国家搞在一起﹐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
研讨会最后﹐倪育贤回应明居正教授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应该尽早被终结﹐“早一天终结﹐早一天人类少一个威胁。中国共产党专制集团对人类未来的威胁﹐绝对不亚于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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