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8日讯】《自由神的眼泪》从产生写她的念头到读书完成，前后将近四十年。作为她的母亲，这四十年的人生历程走得相当艰难，怀着孩子跋涉，其中的艰辛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四十年前的一个早上，五个男公安到重庆和平路我的家，用手枪对着我的胸口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现在宣布逮捕你”时，我刚才在做的“居里夫人”梦，顷刻间毁灭，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要把这些出来。”
想不到这个一闪的念头竟然如此顽强，如此久远，她不声不响的跟随我走了几乎一生。我相信，她是“居里夫人”梦的化身，“居里夫人”梦的死尸，用它的每一滴尸汁营养着她，是她不可扼杀。
十年监狱里，精神的极度禁锢和肉体的极度疲劳，我不曾想到我怀有这个孩子。只是有一次，一个女犯问我：“齐家贞，十三年刑期好长，你为什么不悲观？”我脱口而出：“这有什么？付出了代价，不会没有收获。”这个意思是，坐了牢，就有坐牢的经历，就能写出坐牢的故事。这种想法其实很傻，没有人为了些书，宁愿以十年二十年的青春生命作为代价，这既无必要又太荒唐，鉴于毕竟不是正常人呆的地方。不过，这句话，使我的傻孩子在替我做答，她冒出来让我记起她。这是狱中十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胎动。
十年劳改出狱，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没有理想没有梦，只有衣食住行活下去，几乎不记得有个孩子在肚子里。直到一个年轻人把从文革里捡回家的《大卫.科波菲尔》和一位同犯的亲戚把她女儿没来得及自我革命掉的《悲惨世界》借给我，我才发现，我荒漠的心灵需要清泉，我才想起我有个胎儿。他正在轻轻呼唤我，妈妈，我需要养料。
世界重新美丽，即是因为有伟大的雨果，那是因为有伟大的狄更斯……
我去夜校高中班读中文，经四十的人和十几岁的孩子坐在一起，他们有的是年岁工挥霍，叽叽喳喳不听讲，我这个大学生知道自己很贫穷，掐着指头省时光，教室里只有我最忙。
我到中学语文老师培训班听课，不懂语法，入学成绩四十三分，半年结业，我有长足的进步。我得陇望蜀，想读电视大学中文系。中文系高不可攀，只收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四十四岁的我，只够资格读《党政干部专修班》。党政就党政，开卷有益，孩子要紧。何况，此班所学的科目与中文有数门交叉，何况，我吃够了社会主义的苦，带薪读书，理该尝尝社会主义的甜。
一番人事的搏斗和智慧的较量，我这个前科反革命好不容易走进了许多人不屑一顾的电视大学堂。
电大期间，我写过数片命题作文，另外两个四十四岁的女人，反革命集团成员朱文萱和初中同学黄有之读了，齐声说很一般，没有文采。无人知道，为此我痛心了多少天，那是一种母亲的痛心。孩子啊，你的努力没有用，恐怕怀不住你了。
两年苦读，我“肚子”长大了，胆子也长大了，毕业论文我写的文学评论，对丛维熙的中篇《是浩瀚的黄河，涓滴的蒸馏水？》四川外国语学院英文文学系教授林亚光评语说“文章有新意，答辩也很好”，给了个“优”。我好开心，那是一种母亲才有的开心。孩子啊，你有望了。
十年监狱，毁掉了一生的前途；十年不幸的婚姻，毁掉我心灵神殿最后的一点私产——神圣的爱情。我已经有了个小女儿，数次面临无处遮风避雨，像只野猫叼招小猫没处放的境地。在痛苦和无望的忍受中，我想到过死。但是，不能啊，孩子，你还在我的肚子里，我要为你活下去。
四十六岁，我出了国，求生存求立足求发展，还要从零开始学英文，度过了充满希望然而更加艰苦的又十年。虽然无暇顾及孩子，但是半夜餐馆洗碗回家的路上，睡得肿眼泡的清晨，我感到孩子在身体里伸手，胎动开始频繁。
九四年我辞掉了工，一份只缺一把椅子的全厂最好的工作，准备失业在家生孩子。然而，我却掉进了一个“温柔”的陷阱，以为不相识的澳洲男人的电话——“你愿意来我家喝杯咖啡吗？”“好啊，为什么不？”——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五十五岁嫁给了他，还买了个生意。本以为本年后可以雇工，解放我呆在家里。想不到两口子清晨六点开门半夜十二点关，起早贪黑做的半死，两年后还在为每一次两万多元的汽油费焦心，弄不好银行拒付支票，还要罚款五十元。我们自己的工资每小时不到五元，遑论请人。
丈夫绸缎般柔软光亮的头发不复存在，他白发丛生；长期发肿的双脚上，毛细血管像铁丝般突起；只要他坐下，哪怕有人正在同他讲话，他的眼睛也会不由自主地闭起来，说不定还做了数秒钟长的好梦。
我并不比他强，两次中风住院。第二次墨尔本皇家医院决定为我做左脑动脉扩张术。丈夫说他带本书在手术室外等我，我说你最好带个枕头在椅子上睡觉。
躺在手术台上，护士我一阵子忙。我闭着眼回忆医生两天前的讲话，他告诉我手术过程中也可能引发中风，后果会很严重。大约为了安慰我，他说他们一共做了十二例，全部成功。即就是说我是第十三例，想起这个数字就犯忌，马上汗出如水，我的孩子怎么办，没有我，怎么能有她。
医生驾到，电脑荧光屏上把我查过去查过来，鼓捣了十分鈡，突然，他把机器関了，说是那段血管已经不太狭窄，不必做手术冒险。针头皮管瓶子一大堆，全部卸下。没有成为不祥的第十三个病人，我脚不跛眼不瞎又回到店里忙累。只是，自此以后，我的记忆力直线集下，三次走路去上班，三次忘记车子停在车房里。我意识到，再不抓紧时间，有一天，我会把孩子全忘光。
九八年三月下旬，父亲在洛杉矶病故。他没来得及做他要做的事，他没来得及讲他要讲的话，满怀遗憾的离开了人世。自从“三十年里死不了”的父亲，所走就走，难道我不会？说不定哪天有中风，我一夜之间变成白痴，或者头晚睡下去一眠到底。不行！我发誓，决不重蹈父亲的覆辙，决心尽快把孩子生下来。
孩子在脑子里造反，她要出来；我象一头母虎发威，我要写书！
我坐立不安，烦躁难忍，一天到晚像有根针扎在心上。我和丈夫吵闹，歇斯底里大发作，怪他不省时间不省钱，请不起人。我躲进厕所嚎啕大哭，哭得声嘶气绝。我的天啊，我该怎么说？这边是我的丈夫—-一位上帝派来的使者，使我懂得什么是爱，他需要我同心同生一起创业；那边是我怀了几十年尚未出世的孩子，需要我为她呕心沥血。我两者不可兼得，我两者都不能放弃。
无奈，我开始利用零星时间，这里一小时那里两点鈡，用最快的速度在“现实”与“过去”间拔出来载进去再拔出来，断断续续写出了一些章节。那天，我问丈夫你想不想吃蛋炒饭，我回家替你做。他说蛋炒饭聼起来很好呀。两个小时后，电话响了，那边的声音传过来，亲爱的，我的蛋炒饭在哪里？哦，蛋炒饭？蛋炒饭在—纸上。书里抗日时期父亲在云南保山抢料，那段一泻千里的怒江把高耸入云的功果山一劈为二，像两个巨人隔河相望，日寇难渡天堑的描写。
见我如此的痴狂，丈夫说，你回中国写去吧，你不在，我就没法要你了。我走了，为了孩子。
住在北京儿时好友家里，她把生活琐事全包下，让我专心一意生孩子。我花三个多星期钻进“首都图书馆”查报纸，中央日报南京日报南京晚报日民日报–，从四七年查到七六年文革结束，查到了父亲的足迹，查出了历史的脚印。才动笔写了一个月，我被召回墨尔本—家中被偷，加上女儿同我丈夫斗气，他一日数次向我求援。
此时，店里前后五次被盗，都是半夜破门而入偷烟，后三次厉害，共损失三万多元，仅第三次获保险公司四千元赔偿。大夫后来才知道，发生在一个月首尾的前两次，正是我不情愿开支票交费的时候。他从来睡醒过的红眼睛瞪着我，只有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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