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7日讯】4月11日香港举行了反对人大释法的2万多人大游行。游行前夕中央一改以往强硬的态度，有官员赴港施展了一些软功，被称为是试图让港民认可人大释法的笑面虎做法。但似乎此行反而令更多港人走出来，参加人数比预期超出8千多人。这次游行有什么具体诉求？中央是否了解港人的意向？“希望之声”电台《茶余饭后》的粤语节目采访了民阵的总召集人胡露茜女士。胡女士给我们谈了游行的大致情况和她的看法，本文是根据电话采访整理而成。
记者：有议员指出香港政制改革有迫切性。不是港人没有耐性，而是整个制度在崩溃，您怎么看？
胡：我完全同意。分析回归后6年在董建华的治理下，香港的管治出现了很多问题。政改的迫切性反映在政府对民间很多社会政策的议题无法正面、清晰的回应市民的要求，包括教育、民生、房屋、基层生活的保障等。一个社会的稳定与政制有关，政治领袖不是民众选出，很多时候就不可能代表民众的意见，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致令民怨加深，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会累积下来。政改不是冲着中央政府，而是回应香港的现实问题。
这次游行的目的是抗议释法，争取民主。我们提出了三项要求
1）要求人大撤销释法的决定
2）要求中央政府承诺以后再不会有释法的事情发生
3）要求特区政府对2007年普选作出咨询文件，要求特首把市民的诉求充分反映给人大
记者：有人说人大释法是因为港人不熟悉基本法，您同意吗？
胡：我们同意人大对基本法有解释权，但不等于他们的解释一定更合理；港人没有这个权力，但不等于我们没有道理。且不说香港有一批法律专家，社会各界和市民对基本法的条文已经相当清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对基本法本身的认识有多少，而在于权力的核心也可以任意释法。况且就香港和大陆两个社会文化的比较而言，很明显大陆方面相当人治，反而香港一直秉承了法制的精神和传统。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法治精神的尊重有多少。
记者：普选对港人有什么好处？是否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
胡：普选是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是任何时候都应该推动的。香港今时今日仍然未能做到普选是一件非常遗憾和可耻的事情。
港人的教育水平及多方面相当进步，普选可以让他们透过参与发生影响，推动社会。这种推动不会威胁经济发展，相反会带来更丰富的，全民参与的未来整体社会良性发展的机会。
至于在经济方面，可能会暂时影响到一小撮商家的利益，但这种威胁并不来自民主。社会公议和全民参与只会加快经济、民生的发展，这已经是很多民主国家企业界人士的共识了。
记者：民主党主席杨森在释法座谈会提出，前港澳办主任鲁平说过特区的选举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对此乔晓阳的回应是﹕无论过去任何人做过任何评论，目前都以人大的解释为准。人大的解释是最权威的。那么邓小平说的“一国两制”还算不算数？
胡：我们反对释法，其中一条基本的理由正是因为这个。选举无疑是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但现在不单决定权、而且启动权、最先的发言权都在中央手上，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偷步”，是间接修改了基本法，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对基本法的不尊重。
记者：听说有些传媒对释法问题已经开始软化了，您对香港的前景会不会失望？
胡： 香港的前景视乎港人的决心。抗争23条的游行是个很好的回忆和力量——只要人民不放弃，一起参与和争取，机会是有的。至于传媒、某些团体或政者等基于私利也好，出于对强权的屈服和恐惧也好，现在确实有更多人害怕，不敢站在前面清楚地说明自己的立场，指鹿为马，谎言和奉承的文化也相继出笼。表面上看很令人绝望，但同时我也看到香港社会有更多的市民站出来，这种迹像在七一之前是看不到的。这是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市民更相信自己的力量了。
记者：是什么原因使您对民阵的活动如此投入？
胡：很简单，我在香港土生土长，对香港有感情。我也不是此刻才特别关心社会的，80年代我就参与过民主运动、社会运动，懂得公民社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鉴于九七之后香港社会的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劣，我们在2002年邀请了不同的民间团体，建立了民阵。这两年多的时间，我看到这个合作的平台很宝贵。在一些关键时刻，当市民有一个平台可以参与的时候，对社会推动的力量是很大的。我自己也很庆幸有参与的机会。
另外这大概也与我的信仰有关，只要凭着良心，公义，对人权的尊重和对多元社会的包容去做事，无论那些对人、对社会的伤害来自政府或其它渠道，我们都是抗争的力量之一。
记者：有没有感到压力很大？
胡：压力是正常的。第一是客观环境。人们可以在同一理想下走到一起，但要融洽合作并不容易。这个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另外，压力还来自于责任。搞任何一个大型游行集会，来参与的人都带有很高的期望，而这些期望又不一定能在现实中实现。加上施政者和警方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宽松的，比如昨天的游行，警方就刻意设计了很多障碍和麻烦，让参与者很不舒服甚至愤怒，这些都不容易处理。
记者：有人担忧香港的“过激”行动会令北京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民阵在香港的民主诉求走在前线，有没有担心激怒北京？
胡：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民间运动不是政治运动。民间运动会回应比如民主政制等政治议题，但只是从公民社会的角度去发展，不是狭义的政治运动。我们召集的都是很简单、很民间，普通市民都可以参加的理性和平抗争，谈不上过激。
另一方面，强权者永远会使用恐吓、打压的手段来制造恐惧，分化人民。我喜欢这么一句话：恐惧是一种习惯，胜过它才有抗争的力量。我明白恐惧是很人性的，人就是会害怕。但大家都害怕，都屈服于强权，明知道真理被歪曲都不去抗争，强权就会不断侵蚀我们的人性。所以我觉得这些抗争运动也是一个道德勇气的运动，是挑战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勇气。
希望有一天大陆人民也可以有这样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和空间，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尊严。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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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打入电话：
周姓听众：反对人大释法是对的，香港应该有高度的自主权，但我要批评的是当初第一次人大释法香港人犯了错误。大班也说港人自私自利，当年居港权的争执，因为害怕终审法院的判决将会使一百万大陆人合法到香港，于是港人就欢迎人大这个大家长来释法，所以说第一次就不应该。
吴姓听众：听说赵紫阳病情紧急，我们希望他康复，他虽然被软禁了十多年，仍然是89民运的象征人物，希望中共新的领导班子趁赵在世的时候还他一个公道，还所有死难者及其家属一个公道。记得当年袁木说死难的只是军人，没有一个老百姓，天晓得天安门母亲的儿女是怎么死的？我希望为他们正名，那些青年人死得很冤枉。
梁姓听众：我觉得是港人自己搞衰香港。香港要有民主除非香港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中共当年得天下是因为很多不分青红皂白的知识分子帮它，香港也有一帮这样的人。现在香港有三类人，第一类坐以待毙，第二类明知中国不会给民主仍努力争取，第三类对北京政权阿谀奉承以谋求自己的利益。当初很多港人不满回归，他们竟然说你们不满意，不如去跳海死。现在港大法学院院长陈弘毅又说释法是应该的。曾宪梓、邬维庸那些政治娼妓当港人是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我对这种现象非常痛心，他们根本就不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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