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2日讯】戴晴散布“乌云”，使天空陷于混浊。戴晴的一席评论，把【六四】说成是中国 社会实现转型的“倒退”和“悲剧”，并妄论【六四】不是民主运动。其实戴晴可以 把【六四】批得更具史学性，还能引经据典，如什么历史上的“公车上书”、“七君 子上书”，要求变革，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常稳定性，影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戊戌变法”使中国社会倒退；“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的暴乱时代，兴起于七十年 代的改革开放葬送了中国人民等等。
戴晴作为一个学人，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认知如此肤浅，实在遗憾。她说“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后期，中国本来存在着自上而下，……向法制与民主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处于最上层的领导人，不但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并且正打算在重大领域继续向前推进…….”云云，言下之意，如没有【六四】的发生，中国成为一个法制、自由、民主的国家就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既使这样，【六四】的诉求也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但为什么还是象历史上任何一场变革诉求运动，被镇压了，根本问题还在于这些诉求最终都会触及到专制统治者及贵族们的权利与利益这一实质，因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革诉求运动最终都被镇压以告失败。中共作为一个野蛮的法西斯封建专制政权，是不可能真正还政于民的，并不在于【六四】提出了“反官倒、反腐败、争自由、要民主”的诉求或学生的绝食抗争，关键在于中共政权的实质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反动封建王朝的统治是一脉相承，完全一样；在不危及到它的政权时，会施舍一点“自由”予人民，但这个政权的实质还是欺骗、愚弄人民。戴晴把中共阵营里一些具有改革思想与作为的个人与僵化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混为一谈，说到底还是幻想专制帝王们恩赐于人民自由与民主。
戴女士把【六四】说成是冒险，把学生说成是断送改革派的努力与民众推进改革热情的“极端冒险分子”。笔者虽没有参予【六四】天安门运动，但我一直关注与思考这一伟大运动的真正意义，笔者曾遇到一农夫，他说“我们拖儿带女，不能亲自参予，但我们打心眼里支持他们”。学生当时的诉求，引发了国家机关各部、委、中央 党校、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及北京市民近两佰万人游行支持，这充分说明学生的诉求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但中共王朝在全世界的媒体面前，居然竭尽侮辱人民之能事，把 人民说成是一小撮暴乱分子。在这一点上，中共与戴女士对学生的评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我不知道戴女士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学生是“极端冒险分子”。
至于弄清楚“谁下令镇压”并不是最重要的，而真正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制度化的社会体系，限制任何人不得发布与权限不符的命令，不得做与权限不符而危害国家与社会的事，违者，必须承担相应的经济、法律及刑事责任。这唯有待到自由、民主、法制社会的到来。
【六四】的真实意义在于自由、民主、法制的意识开始在广大人民的心中苏醒，并知道拿起这些武器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开始实施当家作主、对政府实行监督施政的权利。【六四】的热情不可能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散失，也不可能在一切买办文人及伪学者心中留存。
【六四】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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