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邓小平的话可以任意更改

王维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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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4日讯】三峡工程有建与不建之争,有高坝与低坝之争。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绿灯。邓小平所提及的低坝方案是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50米的方案。150米的方案是个骗人的方案,它利用了概念和计算上错位,而减少了移民数,夸大了工程的效益。1992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不是三峡工程的低坝方案,而是中坝方案。之后,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这句话就被截去了半段,成了:“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2003年6月三峡工程开始蓄水,实践证明,三峡工程在计算水库淹没水位上犯有严重错误,正常蓄水位元被迫先被控制在海拔156米。三峡工程不得不回到了被否定了的低坝方案。邓小平那被人删除的前半句话,是否应该重新回归,以证明领袖的“英明而富有远见”的决策?

一、领袖的话

中国文化中特别强调个人的作用,特别是领袖的作用。领袖的一句话,领袖画的一句圈,都会被赋予伟大的历史意义。过去,皇帝的命令称为圣旨,臣、民对圣旨只有无条件接受,“君叫臣死,臣不得死不死”。皇帝的圣旨是更改不得,更改圣旨无疑是死罪。据说康熙皇帝的遗嘱是“传位十四子”,后被篡改成“传位于四子”,这就有了雍正皇帝。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可见还是有人为了一定的目的,要更改皇帝圣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也被神化。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有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中人人有毛泽东语录,讲话前先引用毛泽东的话。其实一个人一生说的话很多,无论是平民还是领袖,很多是没有用的废话,还有一些话是胡说八道。毛泽东对长江葛洲坝工程的批示,本是一个意思不明、语句不通的批示,却被作为长江葛洲坝工程决策的依据。中囯共产党党史研究专家至今还不能解释这个批示的真实意思。毛泽东的“不须放屁”的词句进了毛泽东诗词选,则成千古的笑话。据说毛泽东给华国峰写过“你办事我放心”的手喻,华国峰由此成为毛泽东的实际接班人。后来又说这是华国峰伪造的圣旨。

本文要介绍的是邓小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讲话被更改的事实。

二、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绿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治理大江大河作为历史赋予他的大任,决意在历史上建立禹舜般的功绩。1953年2月毛泽东乘“长江舰”游长江,旅途中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治理长江的汇报,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建设长江三峡大坝的设想,要用大坝卡住长江洪水、毕千功于一役地解决长江洪水危害问题。195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后写下《水调歌头.游泳》,诗中有“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词句。这几句充满罗曼蒂克的诗句竟成为后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长江综合治理规划”和建设长江三峡工程的依据。

当年发生了以林一山为代表的主上派和以李锐为代表的反对派的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争论。两人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针锋相对,在中央决策者面前陈述了不同的观点。应该说,那时决策的民主作风要比1992年好,因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长江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主将黄万里教授几次上书,要求有30分钟的机会向中央决策者面述反对的理由,直到黄万里教授告别人间,也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毛泽东在1953年2月至1958年1月6次召见了林一山,讨论治理长江和建设三峡工程问题主上派认为毛泽东是支援林一山的。在此同时,毛泽东把反对三峡工程的李锐选作他的工业秘书,日日伴君,反对派认为这说明毛泽东是倾向李锐的。五十年代中担任三峡工程论证研究总负责的周培源先生,到了八十年代,和李锐一起成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领头人。而五十年代并不赞同三峡工程上马的潘家铮工程师,到八十年代却成为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总负责人,是三峡工程上马最坚定的支持者。邓小平在五十年代对三峡工程抱什么态度,没有公开发表的文字和讲话记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前期的经济政策的错误和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使三峡工程的计划锁进了抽屉。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湖北省和国家水利部重新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建议,但是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峰出任中囯共产党的第一把手,提出了宏大的经济发展建设计划,要建设“十个大庆”,“十个鞍钢”……三峡工程再次成为议题,也成为华国峰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久华国峰因坚持毛泽东的路线而下台,他的经济建设计划也因“贪大求洋”而受到批判。此时,三峡工程也因为四川省移民数量过大的问题而遭到多方拒绝。当时人们认为,三峡工程上马的主要阻力是来自四川方面,邓小平老家在四川,当时的总理赵紫阳也是从四川省第一把手的位置上提升上来的,他们两人一定会多照顾四川省的要求。为此长江水利委员会和国家水利部将规划的三峡水库的蓄水位大幅度地调低,计划建设的三峡水库将主要淹没湖北省的部分县市,和四川省万县地区的一些县市,移民的重点在湖北省,而不在四川省。

邓小平第二次政治复出之后,于1980年夏回四川老家“省亲”,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乘“东方红32号”轮从重庆出发至武汉。在途中经过长江三峡,并考察了正在建设的葛洲坝工程。陪同邓小平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魏廷铮等。在旅途中,邓小平听取了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设想的汇报,也听取了陈丕显、鲁大东对三峡工程的意见。根据童怀平、李成关编辑的“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一书的记载,邓小平问魏廷铮的第一个问题是:“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从邓小平这个开门见山的问题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在此行之前曾经听取过一些人对三峡工程的汇报,但是对三峡工程的问题并无实质性的认识。“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的问题在邓小平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认为是妨碍长江三峡工程的最大障碍。邓小平正是带着这样无知的问题来考察长江三峡的。

魏廷铮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江水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

其实邓小平提出的“水库下泄水体水温降低”的问题,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一个重要问题。三峡水库下泄水的温度变低,会影响大坝下游的鱼类产卵和生活,特别是白鳍、中华鲟等在长江中生存的稀有珍贵鱼类。但是这个问题并不象邓小平所想象的那样,以致于“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也不象魏廷铮所回答的那样简单,“不影响农业和渔业。”

就在邓小平考察结束后一个月,1980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家建委组织专家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论证。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在二十年内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在谈到兴建三峡工程时,邓小平表态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绿灯。邓小平所指的低坝方案是指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的方案。

1984年4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了兴建三峡工程的计划。国务院以(84)国函字第57号发出“国务院关于长江三峡可行性报告的批文”,明确指示“三峡工程按正常蓄水位元150米,坝顶高程175米设计”。

三、三峡工程的高坝和低坝方案

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讲到航运问题时曾指出,宜昌以上的长江河道有急流滩石碍航,“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这一设想实际上是主张兴建低水头闸坝,以解决航运问题为主要目标,结合水力发电,是低坝方案。

1932年,工程师恽震等在三峡地区查勘后提出,可以在黄陵庙和葛洲坝建低坝,他们考虑的主要也是发电和航运,设想中的坝高比现在已建的葛洲坝还低。所以这也是一个低坝方案。

1944年5月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博士建议三峡大坝,设计坝顶高程海拔225米,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主要目标是发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受中国政府邀请而来的苏联专家提出的三峡大坝方案,坝顶高程海拔265米,称为高坝方案;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提出的坝顶高程海拔235米,与苏联专家的建议相比,林一山的方案则是一个低坝方案。两者的发电装机容量都在3000万千瓦之上。

1958年国务院决定三峡工程的蓄水位元为海拔200米。国务院是考虑到三峡工程的淹没损失和移民人数问题。重庆市朝天门码头的最高一级台阶的高程是海拔200米,周恩来就把这个高程作为三峡工程蓄水位元的标准。毛泽东说“高峡出平湖”,周恩来、邓小平都认为三峡水库是个没有水力坡度的平湖,大坝处蓄水位海拔200米,600多公里之外的重庆市的水位不会超过朝天门码头的最高一级台阶。从工程上来看,特别是从发电效益来看,200米方案是最低可行方案,蓄水位元再低,工程发电效益不可能好。

请读者注意这里两个概念坝顶高程和蓄水位之间的差别。一个大坝的坝顶高程是物理的、唯一的高度,而蓄水位元则是受人控制的、多重的、可更改的高度。蓄水位又可分最高蓄水位、正常蓄水位、最低蓄水位等。国际上的大坝工程,移民按最高蓄水位为出发点计算,最高蓄水位一般低于坝顶高程2至3米。1958年周恩来提出的三峡工程蓄水位元海拔200米,从其确定的方法来分析,应该是指三峡工程的最高蓄水位元,移民也是按蓄水位海拔200米计算的。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峡工程论证中提出三个方案比较,分别是蓄水位海拔200米,195米和190米。这样海拔200米就成了高坝方案,195米和190米依次为中坝和低坝方案。在方案比选中,195米和190米方案由于防洪效益、发电效益不好而落选,而200米方案成为推荐方案。三个方案比较也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200米方案是最低可行方案。从此,从三峡坝址至重庆这个范围内,国家基本建设、城镇建设都控制在海拔
200米以上。

1970年葛洲坝工程陷入困局,周恩来任命林一山来挽救危局,林一山建议先建三峡工程,蓄水位元先控制在海拔115米,被周恩来拒绝,但有了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练兵的说法。

七十年代后期提出的三峡工程方案仍然是蓄水位元海拔200米。但是由于葛洲坝工程上马之后,认为三峡工程不会再建。在七十年代初期,在三峡坝址至重庆这个地区内,国家基本建设、城镇建设的控制线下降了15米,降低到海拔185米(低于重庆的历史最高洪水位),要实现200米方案,就要淹没海拔185米至海拔200米的地区,四川省极力反对这个计划,实施可能性不大。为此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又提出一个方案,蓄水位海拔180—185米。这阳五十年代的低坝方案(蓄水位海拔200米),此时就变成了高坝方案,而蓄水位海拔180—185米,则是低坝方案。就是这个低坝方案,也由于移民人数多,也遭到四川省的坚决反对。四川省长鲁大东、万县地委书记在邓小平视察三峡时,都表达了反对意见。

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一个新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主要淹没区在湖北宜昌、恩施和四川万县地区。这个方案被称为低坝方案。由于这个原因,原蓄水位海拔180—185米的方案改称中坝方案。为了保险起见,长江水利委员会还准备了一个正常蓄水位更低的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128米,只淹湖北,而不淹四川。这150米方案和128米方案都使用了“正常蓄水位”这个概念,而不是过去的“蓄水位”或“最高蓄水位”。其中的差别,后面还会讨论。

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兴建三峡工程的提案,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最高蓄水位海拔180.4米(可至海拔183米),和七十年代后期提出的中坝方案基本一样。移民按照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计算,虽然最高蓄水位可高达海拔183米。发电装机容量1800万千瓦,只有五十年代计划的五分之三。林一山在听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的消息时说,三峡工程最终还会回到200米方案上来的。

简单地说,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元高低方案的区别在于:正常蓄水位越高,水库库容越大,水库的调节能力越大,防洪能力越大,发电量越大,发电效益越好,但是淹没范围越大,移民越多,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越大;正常蓄水位越低,水库库容越小,水库的调节能力越小,防洪能力越小,发电量越小,发电效益越差,但是淹没范围越小,移民越少,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越小。

四、低坝方案,邓小平上当受骗

李锐先生曾著文说:邓小平在晚年干了两件错事,一是长江三峡工程,一是六四。是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了绿灯。原中国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也说,(三峡工程)邓小平同志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来说,1982年摆在邓小平面前有三个选择:第一,不表示支援;第二,支援中坝方案;第三,支援低坝方案。邓小平选择了第三方案。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表态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这个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的低坝方案,实际是一个骗人的方案。请看1984年4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三峡工程按正常蓄水位元150米,坝顶高程175米设计”。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程175米设计,两者之间相差25米。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最高蓄水位可达海拔173米。邓小平赞成低坝方案的主要原因是,低坝方案的移民人数少(33.54万人),而防洪、发电效益与中坝方案相仿。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低坝方案的移民人数是按照海拔150米计算的,而防洪效益则是以最高蓄水位海拔173米计算的。至于生活在海拔150米和海拔173米之间的几十万居民必须在三峡工程蓄水防洪时逃离家园,到山坡上去跑洪,时间可长达一个月甚至二个月。所以,低坝方案只是在玩弄概念和数位游戏,这种纸面上的优势实际上并不存在。而邓小平则是这种概念和数位游戏的上当者,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五、1989年结束的三峡工程论证否定了邓小平赞成的低坝方案

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以15号文件决定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至1989年论证结束,历时三年。412名专家参加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而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等多位著名教授、工程师被排斥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之外。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三峡工程。

对比1982年邓小平批准的低坝方案和十年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三峡工程方案,其主要区别在于∶坝顶高程从海拔175米提高到海拔185米,提高了10米;正常蓄水位从海拔150米提高到海拔175米,提高了25米。移民人数从33.54万人上升到113万人。1989年结束的三峡工程论证否定了邓小平赞成的低坝方案,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三峡工程同样否定了邓小平赞成的低坝方案。

六、邓小平的话可以任意更改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之后,邓小平的这句话就不再出现在中国的新闻媒介中,也没有出现在邓小平文选中。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之后,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决策的这句话,被改成了:”(三峡工程)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前半句“我赞成低坝方案”被删除了。

2002年7月7日,邓小平的长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及其夫人高兰在湖北省省委常务、副省长苏晓云和省委常务、宜昌市委书记孙志刚的陪同下参观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原中国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党组书记、副总经理李永安、副总经理郭涛亲自招待了邓朴方和夫人。陆佑楣说:“三峡工程提出设想是在孙中山时代,决策实施是在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同志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陆佑楣还说:“小平同志曾经指示“看准了就上,不要犹豫。”邓朴方回答说:“我知道这个情况。”

邓朴方知道什么?邓朴方知道邓小平的话被篡改的事实?

篡改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话,删除其中最重要的“我赞成低坝方案”是为了掩盖邓小平上当受骗、做出支援三峡工程低坝方案的错误决策这样一个事实。

七、邓小平的“英明远见”

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2003年6月三峡工程开始蓄水。按照计划,到2006年全部坝段的坝顶都将达到海拔185米,到2009年三峡工程将蓄水至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

但是蓄水至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的计划将被无限期推迟,只是将正常蓄水位保持在海拔156米。这海拔156米蓄水高度只比邓小平赞成的低坝方案(海拔150米)高出6米,比全国人大批准的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低19米。

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方案中有一个严重错误,就是移民人数是按照海拔177米(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加2米风浪高)计算的,并且把三峡水库当作一个没有水力坡度的“平湖”,由此得到了三峡工程移民人数113万。这样三峡工程坝址处蓄水至海拔175米,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根本不会超过海拔200米。

但是三峡工程从2003年开始的蓄水实践证明,三峡水库不是一个平湖,三峡水库存在水力坡度!这个水力坡度将随着水库泥沙的淤积,逐步加大,直至泥沙冲刷和淤积达到平衡状态。按照三峡工程泥沙组提供的资料,三峡水库的平均水力坡度将是自然状态下(万分之2.3)的三分之一,即万分之0.7。按照这个平均水力坡度计算,在三峡工程发挥防洪效益时,三峡大坝坝址处的水位海拔175米,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将达到海拔217米,远远超过1958年周恩来制定的最高蓄水位海拔200米!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比三峡大坝坝址处高出42米!

一位名伊文的先生认为,如果重庆的水位高达海拔217米,那麽重庆真的被淹得差不多了.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麽真的从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疯子,否则怎么会让这样愚蠢的工程上马呢?当然伊文先生认为水库基本是没有比降的,也就是说水位是平的。

但是三峡水库蓄水后出现的水力坡度证实了水库是有比降的,特别是象三峡水库这样平均宽一公里长六百余公里的狭长水库,更不能忽略水力坡度对水位上升的影响。

因此,三峡工程不得不改变其蓄水计划,未来三峡工程蓄水将控制在海拔156米,然后观察三峡水库蓄水回水影响,视重庆朝天门码头实际水位的升高,然后再决定三峡工程的最终正常蓄水位元。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表示赞成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50米的低坝方案,是他预见了三峡工程规划中的这个错误?海拔150米加上42米,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将达到海拔192米,正好低于1958年周恩来制定的最高蓄水位海拔200米。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1992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不是三峡工程的低坝方案,而是中坝方案。之后,邓小平的话就被截去了半段,成了:“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经过2003年6月后的三峡工程蓄水实践证明,三峡工程有一个错误,正常蓄水位元将控制在海拔156米。三峡工程又回到了被否定了的低坝方案。

邓小平“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又可以成为“英明”的决策。删除了“我赞成低坝方案”这半句话,就无法体现邓小平的“伟大”,“富有远见”。篡改邓小平讲话的人是否犯有大逆不道之罪?现在人们是否要在“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这半句话前面再加上“我赞成低坝方案”这段被删除的话?

可见,邓小平的话可以被任意更改的。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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