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周阳、王芳报导/鉴于大量中国官员将资金汇出境外，9月11日至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工作会议，检察机关要采取举措加大境外追逃力度。在8月27日召开的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承认，中国反洗钱工作滞后；近期中国要争取加入反洗钱国际组织。
中国反洗钱力度加大与中国近年洗钱犯罪案件增多、且数额不断上涨有关。大量国际黑钱进入中国，漂白后在中国投资或通过地下途径汇出海外。另一方面，中国每年有巨额资金被“洗”到境外。国际一直呼吁中国和国际合作反洗钱。
根据中国财政部的统计，中国每年被“洗”到境外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至少可以建20万座希望小学；如果这些黑钱用来弥补3098亿元的2002年国家预算赤字，赤字水平将减少64％。
中台地下钱庄活跃，台资银行代表处人士表示，在江苏、广东、上海这些地方，“只要打电话就能处理”，这些地下钱庄在台北、上海和香港都有据点，资金往来方便。
汕头众大律师事务所蔡羽中分析，国内每年洗出去的“黑钱”主要可以分成三大块：第一块，走私收入“洗黑钱”约700亿元；第二块，官员腐败收入“洗黑钱”超过300亿元；第三块，是一些合法收入“洗黑钱”，基本就是外资企业把合法收入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境外，目地是逃避监管，不想在中国缴纳税款，实行资本外逃。
2002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措词严厉的报导：“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洗钱活动日益增多，数额也不断上涨，其中因为洗钱导致资金外流的数目不在少数。外逃资本影响不可忽视，它既减少国家税收，又影响外汇储备，有人担心这将会危及中国金融的安全，甚至会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
洗钱让黑钱进入正常的流通领域，可能造成货币量增加的假像，使经济统计数据产生误差，甚至导致宏观经济决策走偏；大量黑钱洗白后的转移对利率和汇率也可能产生冲击，甚至造成金融动荡；洗钱还将导致国家税收大量逃脱，导致资本外逃，严重损害国家的经济利益。 同时，洗钱活动往往借助于合法的金融网络清洗大笔黑钱，造成金融管理秩序混乱。
洗钱的手法
通俗的说，洗钱就是将非法得到的黑钱，通过各种手段变成合法的“干净钱”的过程。洗钱通常以隐藏资产来源为目的。
洗钱行为包括三个阶段：放置阶段，即把非法资金投入经济体系，主要是金融机构；离析阶段，即通过复杂的交易，使资金来源和性质变得模糊，非法资金性质得以掩饰；归并阶段，即被清洗资金以所谓合法的形式加以使用。
传统“洗钱”一直与黑社会相联。目前一种新的洗钱活动，即腐败公职人员洗钱现象在中国亦日趋严重。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此一菲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其发展速度，已超过传统洗钱。 腐败分子想方设法把钱“洗白”，把非法收入合法化，洗钱活动由此越来越猖獗。
常见的国内洗钱手法多种多样。
先捞钱后洗钱。即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腐败公职人员中，不少都涉及到洗钱问题，其中包括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原河南省汝州市市长徐中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受贿案的主犯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原吉林省工会副主席薛景文。
边捞钱边洗钱。即搞“一家两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亲属则利用“下海”身份漂白黑钱、掩盖黑钱来源。这些人不管是赚是赔，一般都会宣传自己“大发特发”，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赚了钱。他们是要给到手的黑钱找个说法。这与惟恐露富、想偷漏税的私人老板不同。
连捞钱带洗钱。有些金融、国有企业领导人，借企业改制之机，将国家财产“私人股份”化，以达到侵吞公款的目地。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既可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河北省证券登记公司集体洗钱740万元的案件就是一例。 据报导，河北省证券登记公司是家正处级金融企业。公司总经理王栓银是资深金融专家。为侵吞公司3000万元的“小金库”时，采用洗钱密笈———集体炒股分红、给大家保险再退保的“分钱大法”：先把64万元集资款以“王少珍”的名义投入股市作为幌子，然后从“小金库”取出数百万也存入“王少珍”的账户作为所谓的炒股红利。公司然后以集体炒股分红利的名义，从2000年3月至2001年3月，先后私分所谓的集资“红利”48次，总额达550万元。再加上保险退保等洗钱手段，集体瓜分了国有资产达740万元。
曾号称福州首富的福建凯旋集团董事长陈凯，因涉嫌在特大跨国贩毒案中参与洗黑钱活动被捕。报载陈凯洗钱的手法，是把他所在贩毒团伙的“黑钱”，通过开发房地产和投资餐饮娱乐业“变白”。
跨国洗钱。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地下钱庄在洗钱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中国贪官携钜款外逃现象严重。“捞了就跑，跑了就了”是中国贪官们的真实写照。最近中国司法、金融等相关部门开始出台一些措施、成立相应机构，共同应对贪官携款外逃。
去年8月，中国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同年12月，中国政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两个条约被认为是悬在中国贪官外逃路上的两把利剑。
地下钱庄猖獗
在厦门远华走私案中，远华的大部分非法外汇收入，都是通过地下钱庄流往境外。1996年底至1998年底，远华走私收入中的120亿元人民币，由财务主管与福建的地下钱庄联系后，派人开车押运人民币至地下钱庄，再由地下钱庄通知其香港合伙人支付外汇给香港的远华公司。
最近国家审计工作报告披露，广东佛山民营企业主冯明昌累计从中国工商银行南海支行骗取贷款74.21亿元，其中20亿元，利用地下钱庄取道香港、通过“跨国洗钱”漂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钱在洗干净以后，已经置身于多重法律的保护之下，对于国家有关方面而言，不用说追缴，找到其踪影都将异常困难。
今年四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公安部公布，在福建联合破获特大地下钱庄案件。郑某经营的号称“福州地下中央银行”的地下钱庄，是福州地区地下钱庄的总上线，不但决定着福州地区每天的外汇黑市牌价，同时能够承接小钱庄消化不了的大单。以它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地下金融网络。境内逃汇者通过电话与郑某的地下钱庄达成交易后，境外钱庄将外汇存入逃汇者在境外的账户，当逃汇者确定资金到户后，再将相应资金划拨到郑某的地下钱庄。
中国《21世纪经济报导》最新报导指出，每年有百亿人民币的资金透过地下钱庄往来海峡两岸。市场规模惊人。上海规模较大的两岸地下金融业者，已经多达十余家，每天的营业额少则一两百万元人民币，多则可达到四、五百万元。出于安全考虑，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汇款，汇出方式通常将款项分成几笔，交由不同地下钱庄操作。台资银行代表处人士表示，在江苏、广东、上海这些地方，“只要打电话就能处理”，这些地下钱庄在台北、上海和香港都有据点，资金往来方便。
据可查数字，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从1998年的147亿美元蹿升至2000年的643亿美元，如此大幅的增加，与来自内地地下钱庄的洗钱活动频繁相关。
近期的《经济参考报》报导称，中国一直被沿海地区地下钱庄等洗钱犯罪所困扰。目前，“洗钱暗流”又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渗透。湖南省人民银行的统计显示，去年3月至今年5月，该行查明大额和可疑外汇交易220154笔，涉及金额72.8亿美元。报导称仅2000年2月至10月期间，从广东潮阳汇到新疆伊犁的黑钱达144.6亿元。分析认为，中西部地区加快开放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境内外洗钱分子的注意力。
官商勾结 大规模洗钱
一位熟知洗钱内情的人士透露：几千万走地下钱庄还可以，但要把几十亿元输出境外洗干净，肯定不是钱庄可以做到的，那需要更安全可靠的渠道。以银行目前的技术手段，能够监控任何一笔大额资金的转出或者转入大规模洗钱。其本身就肯定有地方政府为之撑腰。多数骗贷大案都是骗子与“受骗者”相互勾结的结果。
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燕玲说，在中国，洗钱犯罪和贪污腐败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一些已经暴露的案例看，腐败分子把贪污腐败得来的钱转移至境外，再利用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外商身份回国投资。这样形成一个权利与金钱相互依存、里应外合的洗钱链，最终形成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循环侵占。
中国急于寻求国际合作
在8月27日召开的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会议召集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由于起步较晚、面临形势错综复杂，目前中国反洗钱工作还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和形势的发展变化。 周小川认为反洗钱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反洗钱法律法规不健全，反洗钱内控机制及大额交易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有待加强和完善，一些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工作亟待加强。
2003年1月13日，中国央行发布《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5月设立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9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反洗钱局。今年7月，中国成立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中国近期也开始寻求与国际合作反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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