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5日讯】1997年2月听到邓小平去世的消息，我有三天晚上高兴得睡不好觉。但后来渐渐变得冷静了。
历史是复杂的，它超出了个人喜好，超出了一代人的恩怨。
不管怎样，都不能不承认：邓小平靠成功的经济改革在历史上留下了相当正面的印痕。从1980年到2003年，中国大陆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了7倍多。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巨大的经济奇迹。
邓小平能领导经改成功，自然不是偶然的。照我的理解，其主要原因大致如下：
1，邓小平应时而动，在中国饱受乌托邦运动的蹂躏后，将一种与理想主义相对立的务实主义树为中国的国家哲学，使中国由天空迅速退回地面。他主张放弃空头政治，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些强调“经济发展第一”的思路，乃是邓小平路线的精髓。通过发动1978年和1992年两波改革，邓小平向世人表明，他是知道中国社会最需要什么的，他是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获取永恒的历史地位的。在这一点上，即使他年届九十时，也比他的敌人，包括那些真诚的民运人士，都要高明许多。
2，放权。在邓小平的向资本主义“倒退”的路线主导下，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与高度集权相反的走向——由乾纲独断的一人独裁，向几十位元老和改革家放权，实行寡头政治（所谓集体领导）；由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向地方放权；由政府主宰一切，向民众放权，不断地归还民众以部分经济自由。这便是农村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热、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三来一补、出口导向、温州模式、民营经济、经营城市等创造性的经济形式能够不断涌现的根源。
3，高度的操作智慧。邓小平在1978年底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下便把大局盘活了。它的要妙之处在于直指人心，把人类的欲望、野心和激情全部解放出来了，为塑造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力量——自由竞争——提供了最重要的政策和思想服务。 在确立国家目标时，邓小平注重低调和可操作性。翻两番的目标，是他借鉴了日本经验而提出的。当2003年中国钢铁产量达到了2.2亿吨时，反观当年的毛泽东为了实现年产钢铁1000万吨，搞得民生凋敝，该有多么愚蠢！ 不是一位有着60多年政治经验的老人，行事怎能如此锐利、实用，精致、到位！
4，用人唯贤。邓小平起用胡耀邦和赵紫阳主导党政事务，可谓一着精妙，全盘皆活。而胡赵之用人，也很有技巧，比如胡耀邦每巡一地，一发现某人有超越地方之才，便立即将他上调中央。通观1980年代，邓胡赵的用人方式，直追于古代信陵君—刘邦—刘备—唐太宗的传统。为了给经济改革路线谋到合适的执行者，邓胡赵采取一刀切，用知识分子换下了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梯队，颠覆了整个革命年代的用人史。这种宏观走向上的重知识与微观层面的不拘一格，用足了中央集权制的组织效率。在因64屠杀而与中国知识界为敌之前，邓小平可谓得一时人才之盛。 到了1990年代，邓小平又谋到了一个朱镕基，朱镕基这个经济内行，一手搞活了整个90年代的宏观经济。邓小平对人才的重视和信用，是多少世代的政治家无与伦比的。
5，维护了改革与军事的平衡。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相当得益于长期安定的国际环境，和早期美国对中国的亲和与放水（这对于中国建构出口导向型经济尤其重要）。而这一环境是毛泽东与邓小平为中国赢来的。毛泽东对历史最大的贡献，在于领导了中华民族的军事复兴。邓小平可谓毛泽东合适的接班人。有人伪造历史，将邓小平掌权称为和平崛起元年，其颠倒黑白，真令人瞠目结舌！事实上邓小平夺取实权之初，便发动了对越自卫还击战，整个1980年代，中国基本上都在进行着边境战争。通过边境战争，邓小平将整个军官队伍火线轮训了一番，为中国军队培养了有实战经验、可管三十年之用的军官团。战争的结果，中国达到了遏制苏联扩张的战略目标。冷战的结束，与邓小平的战略贡献关系很大。
遗憾的是，在专制社会里，对外的武力，往往会掉头对内。1989年在北京长安街上对赤手空拳的学生和工人大开杀戒的，几乎都是对越参战部队。正是邓小平对外用武立下的功业，令军官团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勉强服从了他们的统帅所下的屠杀令。 对外对内都敢于用武的行为，恰恰展示了邓小平作为超凡政治家的“魄力”。当年毛泽东便看中了邓小平的“魄力”，以为他“英果类我”，才在赫鲁晓夫面前历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优劣，认为邓小平最有前途。历史倒真的被毛泽东说中了，这仅仅只是“老江湖预言兑现”那样简单么？拟或是，这种性格的确为这个时代之所需？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邓小平的“魄力”乃是两面利刃，既帮助了中国，又割伤了中国。他侃侃而谈“两手都要硬”时，语句间透出冷嗖嗖的杀气。这杀气既来自于人类内心世界里无边的权欲，又来自于数十年前的乱世风尚。在解放前那个特殊的草莽年代，最高的时代精神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哲学，它从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一路传给了毛泽东、邓小平。
切莫忘记，当年反右运动，给55万无辜的知识分子划右派的，决策者是毛泽东，具体操办者正是这个邓小平。而邓小平的“手硬”记录绝不仅仅局限于此。 解放前的中国民间社会，曾流传着桂系军阀白崇禧心狠手辣的故事。说的是白崇禧在剿匪时，为了防止土匪过后又死灰复燃，便设下骗局，将两个连的土匪用机枪全数扫掉。但在今人看来，那个国民党的白崇禧，与这个共产党的邓小平比起来，还算小菜一碟。
一位老将军的回忆录，便记载了邓小平一夜之间指挥杀掉两千多名土匪俘虏的事迹，时为1948年8月底，地点为大别山宋埠，背景为刘邓大军受毛泽东之命挺进中原，一路经受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0万大军只剩下5万人之际。这两千多名土匪俘虏便充当了邓小平发泄情绪的替罪羊。其后，刘邓大军对大别山的农民仍是表现得特别“左”，邓小平主导了这个过程，事后他承认就是要牺牲农民，否则难以生存。
这便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64屠杀事件可以从中找到部分根源。只要“不高兴”，只要“需要”，军事强人是可以滥杀无辜的。兵者凶器，不断遭遇的“打红了眼”，使人性堕落，杀性上升，极易养成比一般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还要狠辣残暴的“军阀”气、“大帅”气。邓小平虽然反感毛泽东在文革中破坏法治乱整老干部，在他的治下不再把整人整风当作加强控制推行政策的常用手段，但是，他需要一直掌管最高权力，使得领导改革开放的美名历史性地归属于他个人，凡是胆敢阻挠他的这一“巅峰体验”欲望的，他是不惜动用武力的。 1989年的大学生不幸正干了这件事，于是老军阀下了杀手。64事件裸露了丛林哲学对改革开放的控制，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因而遭到了严重破坏。
在这一血腥过程中，邓小平输掉了三起三落的美名，蒙受了滔滔如江河的骂声。这骂声使良知尚未泯灭、外界信息尚能通过儿女汲取、不甘失去成为历史伟人机会的邓小平警醒，他在1992年发起了第二轮经济改革，改革的成功且变得不可逆转，使邓小平的屠杀罪孽因而被抵消了不少。过来人都知道，邓小平在1980年代总是摆脱不了对鸟笼经济的精神依赖，正是64事件凉水淋头，才使他彻底清醒过来。正为了摆脱千古骂名，他才勇敢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教条，接受真正的市场经济理念。单从这一点来看，64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是它们逼迫着独裁者走向了部分新生。
但64事件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长治久安。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顺利，部分得益于毛泽东在文革发起的反特权的群众运动，它使得邓小平幸运地拥有了一支胃口较小的干部队伍。64事件使中国官僚特权阶层与党内外反腐力量之间的微妙平衡遭受到根本破坏，中间虽经邓的学生朱容基“力挽狂澜”，但江河依旧日下，中国大陆社会仍旧发展为贪污贿赂公行的社会，这个社会贪污贿赂公行的指数，在世界各国中，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它最终将引发什么，就让我们等着瞧吧。
邓小平对反腐败一直三心二意。这是作为乱世小军头的邓小平，比开国皇帝毛泽东要低档的地方。毛泽东做事自有其特别的大气象，缺点是陷入乌托邦狂想，方向发生了错误。在对外用兵方面的一些细节，也体现出邓小平与毛泽东属于两种不同气质的领袖。毛泽东出兵朝鲜时，指挥志愿军对朝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纪，赢得了“中原义师”的美名；打印度解放军撤退时，毛泽东又下令部队将缴获的武器修好，将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留给跟来的印度人，其行为何其高迈！在邓小平指挥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解放军撤退时便牵走了越南人的十几万头耕牛，显然这是为了报复越南人的忘恩负义。后来内地到处流传着中越特工互相实施血腥报复的事迹。这一切，自然不是下级的问题，而是最高主宰者的做事风格决定的。无论怎样，邓小平的气象终归不如毛泽东！
邓小平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象李慎之这样的老先生，还有很多很多的有心人，都寄望于江泽民先生能够勇敢地为64平反，启动政治改革，他个人也可以顺便搏取历史美名。人们想象不到，对此，邓小平早有安排，不仅用其思想阴影，而且用具体的操纵手法，捆住了当事人的手脚。
文革时，广西、湖南一带的人们一时风行杀地主，将人肉煮了吃；吃人肉时，为了防止旁人告发或者将来嘲笑自己，领头的便强迫在场的所有人都得吃进人肉。《水浒传》中王伦强迫要求入伙的林冲砍一个人头，作为“人头状”交上来，与数年前湖南的匪首张君强迫部下犯下死罪，都是使用了同样的手腕。当年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时，便强迫林彪、周恩来走在前台，充当倒刘的急先锋，你想既贪我权位又不下水，那是休想。
在1989年64之前，在中共上层，也发生了类似情节。江泽民是5月31日前接任代总书记职位的。1989年9月某一日的《中国青年报》，便在第二版纪录了1989年6月7日江正与李同在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坐镇指挥戒严部队进军。象邓小平这样精明的强人，是不会让江泽民先生拥有脱身事外、日后平反买名的机会的。十几年来多少镇压事件的根源，都可以从这一细节中得到解释。当然，江泽民先生也没有周恩来的襟怀，秉承孔子那般“胁迫下的承诺不能算数”的权略，使自己摆脱邓小平的死后控制。话又说过来，能控制到死后的事，邓小平狡矣哉！
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些政客和学者为64屠杀叫起好来，说什么果然是“杀”出来了二十年和平。按照这种为杀人叫好的哲学，即便把13亿人中杀掉7亿，他们也可能会为6亿人因此生活得平平安安而叫好。除了这种兽道立场外，这些叫好明显抹杀了1989-1992年间邓小平如何换脑袋的真实历史。叫好者还说，如果不是64那一杀，中国便会出现苏联崩溃那种局面——这又是在胡扯，中国既然未象苏联那样称霸世界，奴役东欧，疯狂进行军备竞赛，从而导致扩张过度、社会扭曲，毛泽东又通过粗暴的反特权运动奠定了几十年的阶级缓和，作为独裁者替代的又是赵紫阳、朱镕基这样的温和派共产党人，国内经济生活又长期蒸蒸日上，这时节怎么可能发生中国崩溃的巨变呢？即便是共产党政权崩溃了，中国也不会崩溃啊！更何况，邓小平之所以改革成功，是因为顺应了“中国人急需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民意，既然这一民意存在，它就会发挥作用，经过多少次轰轰烈烈的炼狱考验的中国人，怎会容忍少数人把中国弄得崩溃？！ 邓小平的确实行的是威权统治，他的成功的确与实施威权统治有关。东亚经济奇迹的发生也大都与威权统治有关。其中的深厚原因，不是那些极右教条主义者可以弄懂的。这些基本事实，包括今日流行于中国大陆的“经营城市”现象，都应成为更高级的学术研究的原子事实才是。当然，威权统治在发展的第一步可能管用，到了第二步便可能上不去了，但切不可据此而否认它们在当时所拥有的巨大的操作合理性。
如果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的成功，便是威权统治的成功，那就违背基本事实、大错特错了。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商鞅变法和彼得大帝的时代，中国改革是乌托邦运动之后发生的现象，本来便是多元合力的结果。不能因为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在其中发挥了有效的领导作用，便把改革的功劳全归于他的诸多手法中的一种政治模式，那将抹杀反威权统治的改革派的成就，将抹杀民众为生存和发展不断突破威权统治的僵化束缚而作出的创造性劳动，将抹杀道义、未来和全球社会对于威权统治者的精神压力或思想引导的效用。一句话，那将贪天功为“威权”有！
较为准确地说来，邓小平的威权统治不是一种“主义”或模式，而是实用主义的随机应变的不可归类的杂多，其核心可能是一种过渡态的使局面逐渐放松而又不发生崩溃的控制术。这种控制术是“画龙点睛”，而不是“龙”本身；这条“龙”可能是流水，而不是河岸；这道“流水”不能定型分析，一定型，便将它合法化了；一合法化，它就反动了。 记得1989年6、7月间，上海杀了7名无辜的“参与动乱者”，北京接着杀了10名。
一时间仿佛红色恐怖即将降临。但却没有！王丹等人也只被判了四年刑期。看来，有人在后面做了一些工作，最后决策者邓小平保持了某种节制。对于这大恶正在进行中的节制，是值得加以肯定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构成为中国社会后来逐渐由冷转暖的起点之一，也构成为未来中国可能实现和平演变的诸多起点之一。
复杂啊，历史，浩瀚如海洋，如云任卷舒。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