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6日讯】(亚洲时报在线记者朱战9月6日报导)中国教育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所谓“教育产业化”政策更成为众矢之的。中国教育部一直否认支持“教育产业化”政策；可圈可点的是，被视为“教育部内少数派”的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近日公开承认：“教育产业化这种思潮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者、一些学者那里是有的”。这是中国教育部第一次有高层官员承认在中国官僚中间存有“教育产业化”的思潮。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9月2日上网答线民提问时表示：“我也不能否认，教育产业化这种思潮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者、一些学者那里是有的，有一些人现在都在鼓吹这个东西，比方说，我最近发现有个别地方把好的初中、好的高中，以改制的名义卖掉了，卖给私人了，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
张保庆重申：“教育部历来是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因为教育是一个要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违背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所以我们是绝对不能搞教育产业化的。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了。”
应该指出，关于“教育部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中国教育部长周济在1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04年首场记者招待会上也曾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有意思的是，张保庆不点名指“一些地方、一些领导者、一些学者那里”存在“教育产业化这种思潮”；这是中国教育部第一次有高层官员承认在中国官僚中间存有“教育产业化”的思潮。
其实，中国社会各界对于何谓“教育产业化”根本仍未有共识，所以这场争端往往出现了“各说各话”的情况。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者韩季池在《教育产业化初探》一文指出：把教育作为产业来办，就要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主要表现在经营企业化、运作市场化、产品商品化等三个方面；不过，这位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者的想法，严格而言并不是教育部的正式立场。
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1992年6月16日《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包括教育事业等现有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不过，后来负责教育的中国副总理李岚清有明确批示指：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要维持作为一个公益事业。
外界普遍认为，“教育产业化”议题再次浮出水面，应该与十五大后任教育部长，十六后担任掌管教育政策的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有关：由陈至立牵头的中国教育部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实施“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是中国教育到2010年的其中一个目标。不过，这份文件也明确地重申，基础教育作为公益事业的性质不变。
现时中国社会上有关“教育产业化”的争议，更多是由于各地不断传出各种“教育乱收费”问题，其中，上海市纠风办、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和市教委等部门在2002年专门组成10联合检查组，对全市150所中小学进行了检查，共查处中小学校各类违规收费7240万元（人民币，下同），收缴1126万元，清退1180万元，封存3017万元。在全中国上下，有关问题不依规章胡乱收费的问题可谓非常严重。
另外，极具争议性的“大学城圈地”问题，也被视为“教育产业化”的一个表象。中国近年很多大学都发展一些“大学城”项目，作为筹募经费的其中一个来源，但不少此类项目却被揭发财务问题，例如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就传出欠债22亿元人民币的丑闻，为东方大学城题字的，不是别人，正是陈至立的老上司，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中国政府自开放改以来，一直面对教育资源匮乏问题。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近日正式发布《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中国教育的公平性正在恶化。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上世纪末达到4％，这是发展中国家8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其后的十几年里，4％的目标从来没有达到过，甚至在提出要求后的几年里不升反降，一度跌到了1996年的2.44％，到2003年才占到3.41％，这个数字仍然低于欠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比例。
就是这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很小的教育投入，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分配也很不均衡、合理，从而减少了社会底层的受教育和培训机会。统计数位显示，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不到40％；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据中国大庆广播电视大学学者商江《关于教育不能产业化的初步探讨》一文指出：现时全中国受教育人口2亿人以上，属于穷国办大教育。中国教育部门在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又确定了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有教育专家就指出：中国教育部门订下的目标太大太高，但却没有法子可以达到。在这背景下，教育规模逐步扩大，摊子越铺越大，但是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于同步增长。
2000年的中国教育经费支出中，高教占25.4％，中专占6.6％，中学占29.42%，小学占32％。幼稚教育仅为1.38％。现行的教育供养体制和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地方财政对教育支出的承受能力不一致。
为了杜绝教育乱收费问题，中国教育部门提出所谓“一费制”的收费标准。“一费制”的收费标准是：农村小学每人每学年160元，农村初中生每人每学年260元。各省区直辖市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决定当地“一费制”的浮动范围，但浮动范围不得超过20％。不过，现时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承担的教育成本极不均匀：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目前中国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11%左右由省负担，9%左右由县负担，中央负担不足2%。这样的财税体制成为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
2001年，农村义务教育由“分级办学，分级管理”转变为“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分级负责，以县为主”新的管理体制，虽然使困扰农村教育多年的教师工资拖欠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财政拨款只保乡镇农村中小学人员工资，公用经费完全靠收取学生杂费，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法定经费来源，学校运转捉襟见肘，甚至难以为继。因此，地方出现的乱收费问题可谓是结构性的。
据商江的文章指出：中国现在年度教育经费1400亿人民币合170亿美元，世界总的教育经费约为11500亿美元，中国约占其中1.5%！而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学龄人口2.14亿人，占世界教育人口的22%！结果就是：中国教育部用世界教育经费的1.5%，教育培养了占世界教育人口22%的学生！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林兴算了这么一笔账：“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4790.6亿元，2003年突破了11万亿元。我国西部12省市的农村在校中小学生为4500多万人，按照一费制的收费标准计算，西部义务教育学生一费制年费用总计为88亿多元。这笔费用占2002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0.81％，也是中央政府承担得起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