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6日訊】(亞洲時報在線記者朱戰9月6日報導)中國教育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所謂“教育產業化”政策更成為眾矢之的。中國教育部一直否認支持“教育產業化”政策；可圈可點的是，被視為“教育部內少數派”的中國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近日公開承認：“教育產業化這種思潮在一些地方、一些領導者、一些學者那裏是有的”。這是中國教育部第一次有高層官員承認在中國官僚中間存有“教育產業化”的思潮。
中國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9月2日上網答線民提問時表示：“我也不能否認，教育產業化這種思潮在一些地方、一些領導者、一些學者那裏是有的，有一些人現在都在鼓吹這個東西，比方說，我最近發現有個別地方把好的初中、好的高中，以改制的名義賣掉了，賣給私人了，這個我是堅決反對的。”
張保慶重申：“教育部歷來是堅決反對教育產業化的。因為教育是一個要體現社會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門，教育是一種崇高的公益事業，對凡是能夠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將教育產業化違背了我們的辦學宗旨，違背了人民群眾的利益，違背了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原則，所以我們是絕對不能搞教育產業化的。教育產業化了，就毀掉了教育事業了。”
應該指出，關於“教育部堅決反對教育產業化”，中國教育部長周濟在1月6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2004年首場記者招待會上也曾指出：“中國政府從來沒把教育產業化作為政策，一定要堅持社會公益事業的屬性”。有意思的是，張保慶不點名指“一些地方、一些領導者、一些學者那裏”存在“教育產業化這種思潮”；這是中國教育部第一次有高層官員承認在中國官僚中間存有“教育產業化”的思潮。
其實，中國社會各界對於何謂“教育產業化”根本仍未有共識，所以這場爭端往往出現了“各說各話”的情況。上海空軍政治學院學者韓季池在《教育產業化初探》一文指出：把教育作為產業來辦，就要按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辦事，主要表現在經營企業化、運作市場化、產品商品化等三個方面；不過，這位上海空軍政治學院學者的想法，嚴格而言並不是教育部的正式立場。
雖然中共中央國務院1992年6月16日《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指出：包括教育事業等現有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業型第三產業單位要逐步向經營型轉變，實行企業化管理；不過，後來負責教育的中國副總理李嵐清有明確批示指：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要維持作為一個公益事業。
外界普遍認為，“教育產業化”議題再次浮出水面，應該與十五大後任教育部長，十六後擔任掌管教育政策的中國國務委員陳至立有關：由陳至立牽頭的中國教育部1998年《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明確指出：實施“高校高新技術產業化工程”是中國教育到2010年的其中一個目標。不過，這份文件也明確地重申，基礎教育作為公益事業的性質不變。
現時中國社會上有關“教育產業化”的爭議，更多是由於各地不斷傳出各種“教育亂收費”問題，其中，上海市糾風辦、市物價局、市財政局和市教委等部門在2002年專門組成10聯合檢查組，對全市150所中小學進行了檢查，共查處中小學校各類違規收費7240萬元（人民幣，下同），收繳1126萬元，清退1180萬元，封存3017萬元。在全中國上下，有關問題不依規章胡亂收費的問題可謂非常嚴重。
另外，極具爭議性的“大學城圈地”問題，也被視為“教育產業化”的一個表象。中國近年很多大學都發展一些“大學城”項目，作為籌募經費的其中一個來源，但不少此類項目卻被揭發財務問題，例如位於河北廊坊的東方大學城，就傳出欠債22億元人民幣的醜聞，為東方大學城題字的，不是別人，正是陳至立的老上司，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
中國政府自開放改以來，一直面對教育資源匱乏問題。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課題組”近日正式發佈《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指出：中國教育的公平性正在惡化。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要求逐步提高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上世紀末達到4％，這是發展中國家8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其後的十幾年裏，4％的目標從來沒有達到過，甚至在提出要求後的幾年裏不升反降，一度跌到了1996年的2.44％，到2003年才佔到3.41％，這個數字仍然低於欠發達國家的教育投資比例。
就是這佔國民生產總值比例很小的教育投入，在城鄉和區域之間的分配也很不均衡、合理，從而減少了社會底層的受教育和培訓機會。統計數位顯示，2002年全社會的各項教育投資是5800多億元，其中用在城市的佔77％，而城市人口佔總人口不到40％；佔總人口數60％以上的農村人口只獲得23％的教育投資。
據中國大慶廣播電視大學學者商江《關於教育不能產業化的初步探討》一文指出：現時全中國受教育人口2億人以上，屬於窮國辦大教育。中國教育部門在基本實現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同時，又確定了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目標，有教育專家就指出：中國教育部門訂下的目標太大太高，但卻沒有法子可以達到。在這背景下，教育規模逐步擴大，攤子越鋪越大，但是教育經費的供給難於同步增長。
2000年的中國教育經費支出中，高教佔25.4％，中專佔6.6％，中學佔29.42%，小學佔32％。幼稚教育僅為1.38％。現行的教育供養體制和教育成本分擔機制，地方財政對教育支出的承受能力不一致。
為了杜絕教育亂收費問題，中國教育部門提出所謂“一費制”的收費標準。“一費制”的收費標準是：農村小學每人每學年160元，農村初中生每人每學年260元。各省區直轄市可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決定當地“一費制”的浮動範圍，但浮動範圍不得超過20％。不過，現時中央、省、市、縣各級財政承擔的教育成本極不均勻：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目前中國義務教育經費78%由鄉鎮負擔，11%左右由省負擔，9%左右由縣負擔，中央負擔不足2%。這樣的財稅體制成為農村義務教育面臨種種困難的根本原因。
2001年，農村義務教育由“分級辦學，分級管理”轉變為“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分級負責，以縣為主”新的管理體制，雖然使困擾農村教育多年的教師工資拖欠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但是，財政撥款只保鄉鎮農村中小學人員工資，公用經費完全靠收取學生雜費，除此以外沒有任何其他法定經費來源，學校運轉捉襟見肘，甚至難以為繼。因此，地方出現的亂收費問題可謂是結構性的。
據商江的文章指出：中國現在年度教育經費1400億人民幣合170億美元，世界總的教育經費約為11500億美元，中國約佔其中1.5%！而中國人口世界第一學齡人口2.14億人，佔世界教育人口的22%！結果就是：中國教育部用世界教育經費的1.5%，教育培養了佔世界教育人口22%的學生！
中國全國政協委員林興算了這麼一筆賬：“200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4790.6億元，2003年突破了11萬億元。我國西部12省市的農村在校中小學生為4500多萬人，按照一費制的收費標準計算，西部義務教育學生一費制年費用總計為88億多元。這筆費用佔2002年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0.81％，也是中央政府承擔得起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