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华翻译)本杰明：他们打他 直到他没了命
——中国新前线之民主活动家如何被披着制服的暴徒们殴打致死
本杰明（Benjamin Joffe-Walt），写于中国南方太石村
2005年10月10日
英国卫报
我最后一次看到吕邦列的时后，他躺在街旁的水沟里－－平静地，僵硬地，没有任何生存的迹象——大约20个男人的痰，鼻涕和尿，混着他的血，流遍了他的全身。
我只在那天见过他一次。他打算为我带路到太石村去——一个中国农村维权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地方。去那儿就如奔赴战场一样。我被警告过，太石村已经被封锁了。据说，就在我抵达的那一天，一位法国电台记者和一位香港杂志记者在太石村的某个地方遭到了毒打。
太石村的选举日就定在那一天。已有消息传出来，当地两位最知名人物中的一个已经开始了绝食。
吕先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柔，人很单薄，是那种看起来随时都会掉眼泪的人。他出生于湖北省枝江市白里洲宝月寺村的一个农民家里，曾经是人民代表。太石村民主行动开展以后，他就来过太石村。
那时候，太石村这项极为不受当局欢迎的民主运动，已开始被视为中国实验性迈向更法制社会的指标，这导致了当地民众被殴打和被大规模抓捕，同时那些冒险进入当地的外地观察者们也无法逃出此劫。
吕先生就在这场风暴的最前线。这也就是昨天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雇了一辆计程车。吕先生上了车，领着我们启程了。当我们快到达时，我请求他下车，他拒绝了。“你去，我就去。”他坚持说。我告诉他这会令他、令司机或许连我们都陷入危险。他不同意，甚至不听我说。我重复说到第三次，说想请他下车。翻译变得不耐烦，对我说就这样吧。他解释说，因为吕先生比我们更了解此去的风险。结果，我让步了。我的让步决定了卢先生的命运。
我们到达太石村的边界，那些肮脏的马路开始在脚下延伸。路边出现了30到50个男人——一群恼怒的，醉醺醺的，无聊的男人。大多数看起来像恶棍。他们有的穿着迷彩服，有的穿着蓝色制服，肩上还有徽章。其中一个穿着灰紫色制服，手拿无线手提步话机。 我们的司机，我们在邻村随机雇用的人，被那些恶棍叫了出去。他们冲着他嚷：“你他妈的在这里干什么？”
他不知所措。他走回来，冲我们叫嚷，“操你妈的，看你们给我惹来的麻烦！”
我们让他调头，但是已经太晚了。车被团团包围了。“不要出去！”我喊道，并叫大家把车门锁上。我用手机打给一位同事，请他和我随时保持联系。
那些人在外面彼此大声地说些什么，然后，那些穿着制服的人突然离开了。
剩下的人开始推车子，对我们大叫，要我们下车。他们用手电筒照我们，当光线照到吕先生脸上时，突然，就像一颗炸弹引爆了。他们彻底失控了。他们把他拽出车外，在地上猛击他，踢他，碾他，一遍又一遍的踏他的头。殴打他的声音非常大，好像木板裂开一样，30秒钟之内，他就失去了知觉。
他们继续打了10分钟。那个单薄小个男人的身体在这群乱踢的腿之间变成了油灰色。这不是教训人，或是吓唬我，或是阻止我们入村；这是复仇——报复他教导了村民们认识了他们手中的法律权力，报复他的“教唆鼓动”，报复他竟敢躲起来。
他们的速度放慢了，但一直没有停止。他躺在那里——眼睛掉到眼窝外，舌头被割了，嘴巴流出一道血，肢体无力的扭曲着。脖子的韧带被折断了，他的头垂向旁边，好像被橡皮筋和身体的其他部分绑在了一起。
我们在车里又呆了5到8分钟。前窗被打开了。不同的人试图近来打开我这边的门。我的手紧紧把着锁。他们用拳击我，拧我的手腕，使尽了办法猛抓我，想把我拉出去。但是我没有松手。我一边自卫着，一边隔着窗看着吕先生在外面被打着。
最后我的翻译出去了。我只好跟着下车。他们打开我的笔，搜索我的口袋，内衣和袜子，并问我的翻译，他的手表是否会录下任何东西。他们问我们到太石来干什么。他们发现了我的中国记者证。“你们这些外国人把太石给毁了，”他们叫嚣着：“你们写写写这么多这里发生的事，害得商人们都逃离了新工业区。”
我的头开始晕眩起来。发生在吕先生身上的事以及对自身性命安危的极度恐惧，令我处于一种惊恐混乱的状态。我丝毫不知自己该如何去做。
我无耻地哀求着。我祈祷。我说给他们钱。我试图向他们微笑。人们一窝蜂地走向吕先生，踢他的头、向他身上擤鼻涕、吐痰、撒尿。他们互相炫耀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站在那儿，冒着冷汗，双手拚命拽着头发，瞪着地上那个满身是血的男人，那个为了帮助我，曾冒着付出生命的危险的人。
一辆救护车来了。医生下了车，检查他的脉搏后就走了。这打醒了我：我没有为救吕先生而作过任何事。我呆站在那里看着。我受过医护训练，而我却没有为救吕先生作过任何事。一点也没有。
他们把我们塞入一部车。告诉我们要去接受审讯。路上那些男子开着玩笑，大笑着。我们被震惊了。
吕先生以他的成年岁月为村民们工作，教他们掌握运用手中的权力，从而得到了北京中央及全世界的重视。他被打过很多次，全身上下都是疤痕。这，他认为，是他工作中的一部分。
到了镇区，我们被带到摆着花和矿泉水的会议桌前。大约15个官员坐在桌子周围，礼貌地询问我们，还有摄像机摄影，好像是在做电视节目。“你为什么来太石？为什么会见到吕邦列？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他们问。
“在目前这个时期，我们没有兴趣接待任何形式的媒体采访。”一位官员解释。
他的上司，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助理主任齐红女士（译音）来了。“中国是对外国人开放的，”她说，“我们欢迎任何记者到广州，但是如果你不遵守适当程序，我们又怎能保护你的安全？”
殴打卢先生的始作俑者坐在桌边，眼睛血红，双臂交叉成一个角度，肘部在半空中摇着，似乎想显示他对我们的毫无兴趣。
他们说我们犯了法，因为没有获得许可就来了这里。我们便道了歉。就这样，我们就着这样结束了那个晚上。我们走出政府大楼。摄影镜头仍然跟随着我们，跨过草地，掠过矗立的柱子上高高飘扬的中国国旗，直到我们钻进车去。
他们微笑着，向我们挥着手。一直我们开车离开时摄影机还对我们摄影。关于吕先生的故事，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太石村的里面，所以无法告诉你它长得什么样，人们都在谈论些什么，环境给人什么样的感觉。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发生在太石村的事情，可能是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最重要的草根性社会活动。一个农村反抗贪污，反抗公共医疗的腐败，反抗非法贩卖农田，以及反抗对这些农民没有丝毫好处的农村资本化。
卫报还没有办法证实在吕先生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警察说他们已收到一些报告，说吕先生已经被送去医院，不过已经出院而且情况“很好”。三家最近的医院都表示昨天没有人入院。
吕先生最后写下的话是：“警察隐瞒他们的劣行。这些恶棍的性命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他们雇用所有这些刽子手来杀人。这是为什么一旦我们进了来，就出不去了。”
英文原文见卫报网站﹕
http://www.guardian.co.uk/china/story/0,7369,1588595,00.html(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