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8日讯】国庆长假后没几天，就有一条颇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大陆银行系统有四十几位省级分行的行长和副行长，密谋以出国考察金融为名集体外逃。传闻还说，密谋败露，大陆当局特别成立了一个代号是“05-9”的专案组查处此案。无论是否属实，这一传闻都将再次引起人们对大陆金融系统的密切关注。大陆的银行改革，用大陆高层的话来说，已经进入了“背水一战”的阶段。他们的这种说法，表面上显示了当局改革的决心以及他们对形势严峻的认识。其实呢，这种说法既流露出他们的信心不足，同时也有很大的欺骗性。
大陆国有银行系统的危机，与大陆其他国有企业的危机一样，根子是产权问题。在改革初期，许多人接受国有企业经过改革就能够搞市场经济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改革已经二十多年的今天，人们早已普遍地认识到，没有私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当然，人们同时也认识到，改造计划经济的基础——国有产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国有部门不仅具有经济和政治的特权，还具有社会身份的特权。正是为了维护或照顾这些特权，当权者必须不断地避重就轻，自欺欺人，一次又一次地声称，他们终于找到了更好的改革方案，使国有企业可以在市场中获得新生。
事实是，大陆国有企业的所谓改革，很少有真正的成功。大陆市场经济的成长，从来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私有经济和海外私人资本推动的结果。因此，这一次大陆国有银行系统的改革，也绝不会创造“背水一战”而大获全胜的奇迹。
大陆银行改革的真正希望，在于给大陆本土的私人资本进入银行业创造良好的环境。而现在的问题是，大陆当局仍然受到歧视农民，歧视私人企业家的偏见的严重影响。他们对国有银行海外上市，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而对于促进本土的，地方性私人银行的发展，却不予重视。
尽管大陆的私人企业家，尤其是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那些计划经济的官僚们总是低估了他们的潜力，但是主持大陆银行改革的决策者们，还是摆脱不了鲁迅当年说过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心态，选择了全面借助外力的基本策略。
从表面上看，大陆当局借重洋人理由充分。现代金融复杂深奥，没留过洋的专家尚且知识不够，更不用说农民出身的土包子了。但是，大陆银行改革的设计者们偏偏忘记了，最善于学习的是企业家，而绝不是官僚。台湾的王永庆，香港的李嘉诚，都是出身卑微，学历不高，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从洋人那里学到足够的专业知识。
根据大陆加入WTO的协议，大陆银行业将在两年内对外资全面开放。现在大陆当局最担心的，就是外资进入中国以后带来的风险。问题是，外资进入中国大陆会带来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风险。一种风险是对大陆金融稳定的风险。外资图利而来，无利则去，如果大陆当局没有能力维持稳定的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必然刺激外资采取捞一把就走的方针。但是，这种风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大陆自身金融系统的素质和管理的能力。外资带来的另一个风险，是对国有银行系统的冲击。
由于利益导致的偏见，大陆银行改革的决策当局完全混淆了这两类性质不同的风险。他们认为，由于国有银行素质太差，外资的竞争必然打击国有银行，又因为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打击了国有银行也就必然增加大陆的金融风险。这种偏见的要害是，他们不愿意相信，只要有政府的支持，国内的民间力量，完全有能力在地方上迅速地形成能与外资抗衡的银行资本。说到底，民间资本虽然在专业知识方面不足，但是在信息和本地的人际关系方面，具有外资不可比拟的优势。既然大陆的国有银行懂得利用外部的知识和人才，难道大陆的民间企业家就不懂得利用和驾驭外国的专业人才了吗？
大陆银行改革的主持者对外资的高度依赖，已经引起了国内民众的疑虑。一些人在网上指责大陆当局贱卖国有银行，而大陆的官方学者则回应说，绝不是贱卖，因为如果不请外国人来投资，国有银行恐怕价值是负的，是外国人的资本，提高了大陆官办银行的市场价值。对此，我不禁要问，如果有一天外资看到形势不妙，大举撤离，而国内的民间银行又没有成长起来，那岂不是鸡飞蛋打了吗？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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