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5日讯】今年我任编辑的开放杂志九月号发表了一组文章《中国大饥荒回忆》，由中国海外作家回忆亲身经历的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次空前惨烈的人道灾难。
迄今为止世界对此悲剧所知甚少，中国作家在发掘和披露这一个空前大灾难真相的付出令人相当失望。
一九五八年中国大独裁者毛泽东为了实现其称霸世界，取代苏联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霸主的野心，发动了一个狂热的，乌托邦式的要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中国的工业农业经济秩序完全被打乱，结果酿成了一场旷世的大饥荒，在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时间，中国至少有三千万人饿死，这个数字相当于现澳洲全国人口一千九百五十万的一倍半。我家乡的四川省死人最多，达捌佰万（也有大陆学者认为有一千二百万）。在四川、河南、安徽等饥荒最严重的地区，还出现可怕的人吃人现象。
在和平时期三千万人死于一场大饥荒，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非战争状态的最大的人道灾难，但更不幸的是，也是最少人知道其真相的世界大灾难之一。
中国政府迄今三十年一直隐瞒大饥荒的真相，并竭力将大饥荒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除掉。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中国公开出版的报章书刊杂志上，没有大饥荒这一字眼。中共官方在不得不提及的时候，仅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尽管中国这三年并没有巨大天灾），后来提法有稍改变，称为《三年困难时期》。除了把饥荒归咎于不存在的天灾，还归咎于苏联，说因为偿还苏联的外债才造成了经济困难，而决不承认是毛泽东大跃进的政策造成的恶果。
而对于饿死人的数字，中共更是秘而不宣。直到最近中国政府才宣布自然灾害数字不再视为国家机密，但未说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数字是否也包括在内。大陆的历史学家主要是根据中国历年人口统计数字得出饿死三千万人甚至更多的结论。实际上中共领导人私下也承认有数千万人死于饥饿。一九九八年已退休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承瑞曾估计饿死两千万人。因纠正毛泽东大跃进政策使中国未至更多人饿死，但却因此得罪毛泽东，被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整肃而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生前曾对苏联大使说中国饿死三千万人。
由于中共对这一历史灾难真相的封锁，以致现在年轻一代绝大多数不知道他们的父辈曾经经历过如此可怕黑暗的时代。六四事件后一位逃到香港的湖南大学生与我谈起这场灾难，仍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当我说饿死三千万人时，他更是瞠目结舌，难以相信。最近大陆泛起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有一些狂热青年民族主义者甚至说，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饿死人，而饿死三千万人是海外民运人士造谣，是西方反华势力的恶毒污蔑。而大家都知道大饥荒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头像仍被供奉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作为中国的伟大领袖，受到崇拜。
如此掩饰扭曲历史真相是对饿死在那场大灾难中的三千万生灵的极大讽刺和不公。发掘这一掩盖了四十年的大灾难的历史真相，记录死难者的悲剧，指正惨剧的元凶祸首应是有良心的中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作家未能尽到此责任。
据我所知，迄今只有两本中文著作介绍过中国大饥荒。一本是中国天津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纪实》，该书记述大饥荒时代中国西北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的约三千右派分子的悲惨遭遇。这三千被劳改的右派分子最后只有三四百人活了下来，其余全死于饥饿及苦役。另一本书是美籍华人学者丁抒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的《人祸》，这本书大概是唯一一本力求披露大饥荒全部真相的中文著作。
中国政府一直禁止人们讨论中国政府引发的灾难，视其为言论禁忌，任何人想探索这些禁区都会遭到很大困难，甚至受到迫害。但是，如果与另外两个毛泽东一手制造的人道大灾难——反右运动及文革相比，我发现大饥荒是最少受到关注的，如果说反右和文革的披露很不够，那对大饥荒的披露几乎是不存在的。原因何在？我想这涉及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即谁有权力或能力写历史问题。
在上述三大人祸中，反右运动整了五十多万知识分子，他们有笔，可以讲述自己的苦难。文革迫害的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也有中共官僚，他们在文革后获得平反，有权利掌控对历史的表达。但中国大饥荒饿死的三千万人几乎都是农民，虽然城市居民也饱受饥饿之苦，但有配给的粮食活下来。中国农民位于中国社会最低层，没有文化，没有权力，是无声无息的群体，他们死得静寂，他们的苦难被人遗忘。
我是经历大饥荒的那一代人，有饥肠辘辘的痛苦回忆。但一直要到一九六九年大饥荒过去十年后，我这个城市中学生被下放到农村才吃惊地知道大饥荒造成千千万万农民死亡。我下乡的那个两百人的村庄，有一半村民，即一百多人是活活饿死的。由于毛泽东时代最黑暗的一页被层层的谎言和冷漠所掩盖得严严实实，所以今天才会有人声称所谓三千万人死于大饥荒并无其事。
当然中国政府难辞其咎。但我们中国作家也有责任，作家拥有话语权，因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发掘历史真相，为无声者代言。尽管这样做会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甚至迫害，但不是说我们完全无能为力。英国卫报记者JesperBecker在派驻中国期间用了多年时间到中国各省搜集资料，访问证人，写成一本中国大饥荒调查的英文著作《饿鬼：毛泽东的秘密饥荒》。海外的书评公认此书成功曝光了中国现代史最黑暗的一页。中国的批评家则指此书应该使中国作家汗颜，因为这位英国作家作了中国作家应做而未能做到的事。
其实大饥荒并非是中国作家未能尽到书写历史责任的孤例。中国著名异议作家胡平曾提出《谁来为地主富农写历史》这个问题。在中共建政之初的血腥土改中，有两百万地主和自耕农被杀害，然后地主和富农及他们的子女这整个群体在中共新建立的种性制度中被剥夺一切权力，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直到毛泽东死后才结束此悲惨命运，但毛死去已多年，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至今未能还他们一个公道。直到今日，中国没有一本书讲述过他们的血泪历史。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人饥己饥，人溺已溺》，即是说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上，任何一个人的苦难即是我们共同的苦难，因此我们不能对我们身边的苦难和不公视而不见，中国作家的笔不能只记载自己的苦难，也有责任为一切无声的受害者代言。将毛时代一切仍尘封于历史的灾难揭示于众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是一条漫长之路，可幸的是，杨显惠、丁抒及为我们开放撰稿的作家，他们已开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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