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1日讯】几多年来，何祚庥老先生挥舞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招牌招摇过市，在电视台、报纸、杂志、讲堂等多种媒体频频亮相，使这两块金字招牌的私人利用率居全国之首。何祚庥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内似乎得到一种“治外法权”，他对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和批示，对中科院党组关于院士频繁参加社会活动的禁令，对有特殊贡献的前辈著名科学家一概视如蔑如，以一人或数人之力干预国家政治、控制舆论导向，以耸人听闻的政治口号煽动民心、摇唇鼓舌、蛊惑青年，其气焰熏天可谓“不可一世”。前些年，在南开大学的讲堂上，面对青年学生对他宣扬工具理性万能、鼓吹科学主义的质询，何祚庥先生挥舞着手臂大叫：“没有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句话搞得南开大学舆论大哗，青年学生美称他为“何大拿”、“何怍羞”、“何作秀”！“何大拿”实在是低估了当代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识别能力，但他这种早已落伍的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论调仍然在全国各媒体大行其道，这就是中国独具一格的“何祚庥现象”，也称作挥舞“中科院院士”招牌以少数人的意志操纵中国政局的“何大拿现象”。
何祚庥先生当年留学苏联，在那里学了一套颇具斯大林风格的马列主义，回国后在□□部科教处任职。科教处处长于光远先生及其麾下何祚庥等人，并非真懂多少科学和教育，却是建国以来科学界和教育界历次“大批判”政治运动的核心机构。诸如批判梁思成的“大屋顶”，进而拆除北京城墙、毁坏古建筑；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进而奖励生育、猛增人口；还有对梁漱溟、胡适、冯友兰、周谷城等一大批学者的批判；更有在自然科学领域批判孟德尔遗传学、化学的共振论、维纳的控制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系列闹剧。其他如“改造旧知识分子运动”、“批判胡风反党集团运动”、“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白专道路”，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大批判”政治运动中，人们不时发现何祚庥先生又跳又叫，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百般活跃的身影。尽管何祚庥先生很愿意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上把自己装扮成我国“两弹一星”的 “元勋”，然而人们知道他一生在科学上绝少建树，而是在特殊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精于“大批判”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有证据表明，当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含着眼泪将北京城楼拆下来的一块墙砖捡回家中的时候，年轻的何祚庥先生正为报刊上发表了他批判梁思成“大屋顶”的文章而沾沾自喜。当毛主席批评“□□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时候，身为“判官”精于打棍子、扣帽子的何祚庥先生终于离开□□部，到中科院物理所党委任职。他根据毛主席讲“一分为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永世无竭”的论断，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敏感性揣摩圣意，参与思辩出一个“物质无限可分”的“层子模型”，作为将马列主义哲学应用到自然科学的成果“向国庆献礼”，一步跨上了“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的台阶。根据波普尔的“证伪学说”，不能证伪的命题决非“科学命题”，而“无限可分”显然是无法证伪的“伪科学”命题，何祚庥院士压根儿就是一个“伪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断言“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提醒全党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善于识别那些“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然而人们知道，于光远、何祚庥数人一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自居，以中国的“自然辨证法”老牌专家自居，人们难道不应该擦亮眼睛识别他们“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画皮吗！于光远、何祚庥的“自然辨证法”，就是用政治手段操作起来的“新学科”，列入全国高校学生的必修课。他们的“自然辨证法”干将既不是真正的科学家，又不是正宗的哲学家，现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从业者纷纷改名与国际接轨，只剩下他们几个首鼠两端的伪科学家坚守阵地了。由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吴《海瑞罢官》、邓拓《燕山夜话》而开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这些精于“大批判”的政治骗子一度大行其道，十余年间金钟失音、瓦缶雷鸣，直到郭沫若先生痛斥的那些“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几十年横行中国的“大批判浪潮”才稍为偃旗息鼓。打倒“四人帮”后“不搞政治运动”了，这使于光远、何祚庥这些刀法娴熟的“判官”们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于光远先生毕竟是有政治眼光的人，换上“经济学家”的旗号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民主阵线的领路人。于光远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公然断言“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失势”，“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将成为热点。“若要向前看，先要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为拜金主义在中国横行鸣锣开道。他看不起新一代中央领导人，自称是全党“马列主义素养最高”的“元老”。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于光远先生稍遇挫折，私下谈话中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在家中聚会那些曾被拘留过的“民主人士”，并将为此而改名换姓的司马南收归麾下，形成了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的“铁三角”。中国政治舞台的 “铁三角”历来是可怕的，汉朝末年的刘、关、张桃园结义竟能称王称帝，于、何、司马的“铁三角”也所谋者大，意在左右中国政局。在为于光远祝寿的一次家庭聚会中，于光远策划在全国发起一场“批判三伪一所谓”（伪科学、伪人体科学、伪气功、所谓特异功能）的政治运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某教授（“文革”前是于光远的研究生）曾质询他说，于老师要提“批判伪科学”的口号，就要先弄清什么是科学的定义，以“可重复性”判定“科学”说不过去，例如宇宙大爆炸、生物进化都是不可重复的……。于光远先生立即训斥他说：“小X，你没政治头脑，不如小何（何祚庥）。我们就是要在全国叫响‘批判伪科学’，不纠缠‘科学’的定义。如果搞‘纯学术讨论’，就上了钱学森的当了！我们这是政治……。”于是，一场站在宗派主义立场排除异己的“批判伪科学”的政治阴谋终于在全国拉开序幕。于光远、何祚庥等人惯于凭借政治权力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人民来运动群众，这不但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也错过了人民群众不敢讲话的时代，因此他们虽可将全国亿万群众的健身气功活动打下去而得逞于一时，却注定了最终被人民群众所唾弃的命运。
1998年第8 期《生活月刊》出版了由李力研撰写的《抓住司马南》专辑，上面刊登了大批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的彩色照片，身为国家体育总局记者的李力研自称曾将其扩展成40万字的厚书印刷十多万册，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李力研在此书中全盘否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称之为“萨满文化”），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含沙射影地谩骂国家领导人和钱学森教授），将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吹捧成鲁迅先生那样伟大的先知先觉的圣人（鼓吹要给司马南铸铜像），以政治流氓的语言把“中国的老百姓”贬低为愚昧无知的群氓。他声称当前中国的社会，“金钱成了人们的亲爸爸”，“只要你有钱，只有你不敢想的事，没有你不敢干的事。”“假话连篇在社会上流淌”。“只要你不明确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反对现实的社会制度，任你怎般胡说，也不会有人将你‘法办’。”请读者注意，他们讲得是“不明确反对共产党”，而不是“不反对共产党”。接着他们不打自招地说：“以前那种吹牛式的社会舆论，把人们鼓噪得以为只有自己才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富裕的人。而一切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国人牛马不如，台湾人水深火热，欧洲人危机重重。……一夜间的门户开放，终让人们在比较中觉得上了大当。……于是乎有人彷徨，有人愤懑，甚至有人反抗，胆大者呐喊着各种‘反动’口号。‘自由化’的言论开始冲击和撼动着执政党的根基。”这些煽动性的言辞使他们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然而此类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在全国畅行无阻，也反映了于光远、何祚庥这类“特权党员”的政治能量。该专辑上刊登了一幅何祚庥与司马南勾肩搭背的彩照，照片解说词：“70高龄，40壮年，何祚庥、司马南一老一少搭帮结伙‘反假’不已。何院士一脸沧桑，司马南眉头紧锁，看得出他们的艰难！”好一个“反假不已”，正当北京市的下岗工人苦苦谋求再就业的年代，这两位“打假英雄”却荣获一笔数量可观的“打假奖金”，真是又有名又有钱！司马南在于光远、何祚庥的政治操作下一夜之间成了腰缠万贯的“形象策划公司”老板和“节目主持人”，张口要“悬赏百万奖励特异功能者”，被海内外媒体炒得火热。从此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上多了一个以号称“打假斗士”出名发财的谋生职业，一些没有真才实学而又不同程度心理变态、性格偏执狂的亡命徒则吠影吠声地效法司马南涌进这个职业中来，这就是李力研鼓吹的所谓“司马南现象”。1998年9月13日，何祚庥伙同司马南在常州龙城亚细亚大舞台作了一场长达四个小时的“反伪科学”报告，点了原国家主席王震、原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原公安部长贾春旺的名，骂他们是伪科学、伪气功、特异功能的总后台、制造者、支持者。如果说何祚庥从没把中央和国务院政府官员放在眼里，司马南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恶毒攻击前总书记江泽民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话。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到“早在公元前二五00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司马南立即指桑骂槐地说： “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在高喊所谓‘天人合一’，以为这是一种极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东西，却不知中国的‘天人合一’，其‘天’不是自然而是‘人格神’，是 ‘鬼神’的变种。从中国‘天人合一’的极端长期性上，我们也可知道中国文明中萨满教的味道如此之浓郁厚实。”江泽民在哈佛大学讲“中国的医药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司马南立即心怀叵测地回应：“中国的中医、经络、气功、导引、阴阳、五行等一切具有‘通神’意味的国粹才永远不会自觉被否定掉，而是变着法子在保留着、加强着、修补着和系统化着。其原因所在，就是长期以来由于‘天神’的拖拽，而不可能有培根所祈求的‘新工具’出现，从而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出现。”当披露出司马南这些连篇累牍的昏话后，连《抓住司马南》一书的作者李力研也不无感慨地说：“每每回想历史，人们总不会忘记那些在人类思想进步中，处于‘先锋’且是当时社会所难以容忍的各种‘思想犯’们”。他们自奉为“先锋”，不惜作“思想犯”，这些话说得还不明白吗！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何祚庥、司马南一老一少搭帮结伙，“反假”不已，何院士一脸沧桑，司马南眉头紧锁，看得出他们的艰难。”(《抓住司马南》)
凡狗子都是有主人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类狗子对老百姓虽凶，但见了主子都会摇尾巴。于光远先生调教出何祚庥、司马南等几条丧心病狂的恶狗，斗争矛头是要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倡导的人体科学较一日之短长。于是伪科学家何祚庥利用一切场合出尽风头，他攻击某些“老科学家”提出“人体科学”、支持研究特异功能的话尚属含沙射影。司马南及其吹鼓手李力研等几条恶犬攻击为我国国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则属赤膊上阵。1998年5月21日出版的《民主与法制》1998年第10期上，刊登着司马南《关于伪气功的对话》，司马南大放厥词：“对极个别过去声名赫赫的科学家也开始相信伪气功之类的东西，我认为应从几个方面去理解，”“有的人老了，心理、生理往往都变得比较脆弱；二是在动机方面，有的人一辈子都有一种愿望，希望自己成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过去曾经攻克过一个珠穆朗玛峰，到老了他还想创造一个更全面的‘科学体系’。这只是他的一个企盼或者一个愿望，很难成为事实。如果他反复把自己的愿望当作事实就可能出现一种海市蜃楼的效应，进而对自己不熟悉的气功问题轻易发表评论，很可能导致盲目、随意下结论的结果”，“很多大科学家晚年都有这么一个倾向，他自己身单力薄，要解决所有尖端问题的压力又很大，于是很容易去寻求一种神秘的东西来解释。”不学无术的司马南自作聪明地以他的阴暗心理佛头著粪，他的鼓吹手李力研则指名道姓地急于跳梁。《抓住司马南》一书中说：“于光远等人本着马克思主义，抱着经典坚持认为特异功能是迷信糟粕，是神秘主义；而钱学森则相反，以人格和党票保证，这是人体科学，不是迷信主义。”“足见，当年的‘人体科学’具有多大的煽动性、鼓噪性甚至蛊惑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气功大师是疯子，那么气功信徒必定是痴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等待盲人与瞎马的，一定是深池。我相信这个道理。”从这些话不难看出，于光远豢养的何祚庥、司马南、李力研等几只恶狗，对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其攻击、丑化、诋毁的鬼蜮伎俩是何等卑鄙无耻，下流至极！
人们知道，钱学森教授早在美国就已成名，他为发展中华民族的航天和国防事业曾受到麦卡锡主义分子的迫害，在周恩来总理的外交努力下才得以回国。当年帝国主义分子虽然曾经关押过钱学森教授，但却没有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污辱他的人格，而今天司马南、李力研这几条狗奴才却替他们的主子做到了。钱学森教授回国后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鞠躬尽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显了中华民族的威风，晚年以系统科学理论推广到多种学科，礼贤下士，扶掖青年，受到学术界广大中青年专家的尊敬。后来连美国也承认他是中国的导弹之父，并对当年迫害和阻挠他回国致歉，还为他的科学成就颁发了奖金。这使人想到俄罗斯的宇航之父齐奥科夫斯基教授。齐奥科夫斯基旗帜鲜明地支持特异功能的研究，在俄罗斯当时也不乏怀疑特异功能的人，但俄罗斯的学者仍把他当作俄罗斯的骄傲，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以崇敬的口气谈到他们宇航之父的名字。同样，钱学森教授应该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科学界的骄傲，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这几个“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对钱学森教授的诬蔑犹如狂犬吠日。试想如果没有钱学森、郭永怀、钱三强等一批科学家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两弹一星”事业上的巨大功勋，今天我们的国家将仍难以摆脱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威胁，将像伊朗和朝鲜那样面临美国的“核查”或军事制裁！中华民族如果连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都不能保护，不能得到应有的尊敬，国家领导人还谈什么“科教兴国”？虽然至今官方仍没恢复人体科学研究会的活动，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体科学是学术研究，“反伪科学”是政治阴谋，压制全民健身气功活动是不得民心的。中华民族不能没有钱学森，但却宁愿少一些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自从这些“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再次精生白骨，发起反对“三伪一所谓”的政治阴谋以来，在中华大地模仿欧洲中世纪罗马教皇的恐怖手段四处设立“科学裁判所”，将中国科学家的一切原创性的科学活动统统打成“伪科学”，使中国科学界蒙受了巨大耻辱。
《抓住司马南》全书开头一句是“晴空霹雳，中国有个司马南。”“恰如何老科学家祚庥先生所云：‘司马兵到，心惊肉跳’。”
“司马兵到，心惊肉跳”是京剧《空城计》里的一句台词，这些年何祚庥打着“中科院院士”的招牌招摇过市，四处摇唇鼓舌大放厥词，确实有点像演戏。在真正的科学家面前，他是哲学家；在真正的哲学家面前，他是科学家。据说他那块“反伪科学”的招牌，比获得诺贝尔奖金还伟大。可惜中国科学院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那么出了个何祚庥，也可聊以解嘲了！《抓住司马南》一书左一个“何老科学家祚庥”，右一个“何老院士祚庥”，再一个“何老政协委员祚庥”，这些肉麻的谀词不知何祚庥如何听得下去？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场所谓“反伪科学”的闹剧中，这位“何老院士”粉墨登场，强词夺理，其学风和道德水准比司马南尚等而下之。李力研还写道：“于光远是老牌儿的经济学家。英语德语说得极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权威，”“最后也就成为经济与自然辩证法等方面的专家和权威”。李力研吹捧于光远不仅是“权威”，而且“权威”还是“老牌儿”的，自然无人敢去“打假”，但真正的权威是用不着雇佣吹鼓手的。
接着李力研又大展“吹鼓手”之才来叫卖推销司马南：“更何况司马南的一张好嘴，没上大学就开始在省电台接受播音训练，男中音嘎脆，真可谓巧嘴一张，妙口一尊，真正属于‘巧舌如簧’妙语连珠，天下难找其二，难觅其右，难逢其左。他伶牙利齿，快言快语，语词生动，土洋结合，反讽正讽，各种套路，干净利索，从不拖沓，听来让人颇感快意。要不然北京大学的大讲堂两千多人的地方会挤得场场爆满，掌声不断？北大的讲坛岂是那么好上的，北大的教授、博士岂是那么容易拍巴掌欢迎一个人的？”看来司马南们终于捞到一根稻草了，这些得意忘形的话还是留给北京大学拍巴掌的教授、博士们去品味吧！
李力研在《抓住司马南》一书中还故意别有用心地吹嘘司马南与“邓小平的女儿、当时的科委副主任邓楠联袂表演”，通栏标题是“司马南打了‘邓家’牌”，尽管做贼心虚文笔闪烁其词，但炒作新闻、拉大旗作虎皮的司马之心昭然若揭，其可怜可耻的卑鄙行径令人作呕！还不止此也，《抓住司马南》还透露出一个世人不知的信息，司马南本名叫 “于力”，于是李力研又无事生非地胡说北京的“老百姓”会猜测司马南是于光远的“儿子”或“女婿”。李力研用心险恶的描述说：“这样，老百姓自然而然，就又按他爹他妈的遗传下来的思维方式，顺着封建社会的那种老套路，开始了琢磨。”其实，老百姓才是真正的英雄，而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李力研及其豢养的狗崽子才是幼稚可笑的。他们推想的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仅是他们几只狗子丑恶灵魂的写照。这几个大魔头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位置和影响力，可惜至今北京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司马南真名叫“于力”，更没人没工夫去关心司马南和于光远的底细。至于司马南为何被迫改名，他和于光远靠什么政治纽带联系在一起，吹鼓手李力研却讳莫如深。李力研无的放矢地大骂一通按“人情世故的血缘机制”去琢磨他们的“中国老百姓”，最后还是迫不及待地露了谜底。李力研写道：“司马南说：……二来我愿意当于光远的儿子，而且我的这些行为，的确是很像他的儿子，但这种父子关系不是血缘的，而是逻辑的。”“感慨间，司马南道：于光远与我虽不是父子，但在这点上，像爷俩儿。自古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标题是“于光远与司马南是逻辑父子”。
看来，中国人的大辞典里又要增添一个由司马南们创造的新词儿：逻辑父子。可惜这个词只能写进《中华民族败类大辞典》。为了抬高门第而无耻到冒认生父，其人格之低劣莫此为甚！
无独有偶，于光远先生也几乎同时著文自诩是美男子，言外之意遗传基因很是不错。他在《随笔》1998年第1期《五张照片的旁白》一文中说：“在1936 年毕业时拍摄的照片中，我选了这一张。其中的我，‘少年英俊’，用北京话来说是够帅的。”“我对自编的这一页，颇为得意。心思如果干脆选上二百来张照片，加上话编成一本‘照相自传’传给我的女儿们看，一定会受到欢迎。”不知一心梦想当于光远的“儿子”或“女婿”的司马南（于力）读后作何感想。作为局外人，我还是恳切地向于光远老先生进一言，司马南这种过分的“忠心”本身就很可疑，此人性如吕布，匆忙认做儿子恐怕靠不住，“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
把一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亡命徒推到前台来表演，这几乎是我国政治阴谋家惯用手法的通例。“文革”中的四人帮就曾不止一次地把一些亡命徒捧得大红大紫。如果说“文革”后期东北汉子张铁生被捧为交白卷英雄各处演讲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还可以说年轻无知的话，这次另一个东北汉子司马南卖身投靠跳出来攻击钱学森教授等人则完全是发自个人的政治野心。吹鼓手李力研大肆鼓吹司马南：“悬赏百万”，并将“有人认为他有复杂的黑社会背景”这行大字赫然印在封面上，以此恫赫那些敢于向他挑战的人，这种新闻炒作方式是应该引起我们警觉的。司马南也故意嗲声嗲气地拖着他那口娘娘腔大放秽言：“若干不知深浅的江湖师傅，因为肾上腺激素一时分泌过旺而大叫‘敢证特异功能’，除了证明‘无知才能无畏’以外，只能损害人体科学的形象。”“悬赏，意味着，我反复强调表达一个意思：特异功能至今尚未确证，可怜的老百姓不必动真情”（1998年8月13日《音乐生活报》）。尽管司马南这批狗子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可是他们奉行“无知才能无畏” 的信条看不起中国的老百姓，眼中只有他们的主子。司马南以为有了靠山就可以登台玩一手魔术瞒天过海，靠新闻炒作再大捞一把。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眼中没有老百姓的人是成不了气候的，司马南孤注一掷，赌博气功，将13亿中国老百姓当成任他戏弄的愚民，就把路走绝了，他离再一次改名换姓也就不远了！在于光远打开潘多拉匣子放出魔鬼之前，社会上人们曾经是尊重他的，出于政治需要捧红司马南，也许是于光远晚年最大的政治失误。而今社会上的传言已经令人吃惊，如果司马南混不下去一旦反噬，将于老先生的政治阴谋暴露于天下，于光远先生的一世英名岂不付诸流水？
和于光远先生稍有不同的是，何祚庥是一个完全泯灭了良知的“政治流氓”，和他臭味相投的是美国的政治流氓魔术师兰迪。今年四月下旬，所谓美国“对声称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委员会”（简称 CSICOP）专家代表团来中国交流。这个所谓的“科学警察”组织在美国曾经扮演过骗子的角色，美国媒体也发现其不过是借“反伪科学”之名搞娱乐、搞政治，《纽约时报》就曾经发表过揭露其涉嫌作假的文章，而它们也并没有得到过美国科技界的正式承认。在这个被称为“科学警察”的CSICOP组织中，最活跃的人物莫过于兰迪。兰迪何许人也？他不过是一个来自美国魔术娱乐组织的演员，因为实在混不下去，所以摇身一变改行以揭穿魔术的秘密为业，又渐渐扩展到了对所有超自然现象进行“揭穿”的范围。就是这样一个为了谋得名利不惜以揭穿同行职业秘密为代价的小人，竟试图以“科学警察”的身份在中国科技界建立警察制度来审判中国的科技学术。顶着“院士”头衔的何大拿在国人面前一向牛气十足，然而在洋人兰迪面前却陪坐一旁，奴颜卑膝，占用北京科技大会堂为魔术师兰迪捧屁吮痔。因为有魔术师天才的何大拿就是中国的兰迪，他打着“反伪科学”的幌子在中国科学界兴妖作怪，近几年何大拿又孵化出一个手持美国绿卡、打假经费来源不明、政治身份来历不清的“职业棍子手”方舟子，这是一只何氏家族增添的精神变态的新狗崽，更将中国科学界搅得乱上加乱。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本是北京的下乡知识青年，20世纪80年代他将中医学的传统思想总结为“生物全息律”在30多个国家推广和应用。全息律源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本不可能是什么“伪科学”。可是由何祚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伪科学曝光》中，何大拿唆使山东肥城某职工医院医生写的《对全息生物学的质疑》，将全息生物学列入伪科学。从此张颖清教授的研究经费中断，全息生物学课程停开，拔尖人才称号被取消，学术生命被扼杀，致使张颖清教授积怨成疾，于2004年10月 20日含恨病逝。何大拿的同伙方狗崽又在2005年的《北京科技报》上咆哮：“张颖清的生物全息论就是伪科学”，“新华社刊登为张颖清鸣冤文章是错误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是伪科学的大本营”，他惟恐中国学术界天下不乱，继续对张颖清教授鞭尸。从此何大拿、方舟子这两条同是性格偏执狂的疯狗竟成了中国科学界的“太上皇”，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春天的宽容氛围被否定，打棍子、扣帽子、霸道十足的“判官刀法”又风行全国，借媒体炒作、靠权势压人的学霸邪气又风起云涌。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在21世纪竟然又呈现逆世界潮流而动的“何大拿现象”，岂非咄咄怪事！
何大拿这伙“伪科学家”的行为特征，要害就是一个“伪”字。他们口口声声反对人体科学搞“名人效应”，自己却拉帮结派大搞“名人效应”；他们口口声声反对气功师的新闻炒作，自己却出尽风头地大搞新闻炒作；他们口口声声反对特异功能表演，却推出伪气功师司马南四处搞伪气功表演。他们公然对抗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关于对特异功能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的指示，伙同某些科研机构、报社、出版社里的党羽，动用了国家领导人才能动用的权力，离间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控制了关于人体科学的舆论导向。他们挑起一波又一波地关于气功和特异功能的批判和争论，无情打击和压制人民群众中的不同意见，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舆论的代表，打扮成党和政府意志的体现。他们这些人玩熟了过去在宣传部门多年工作时的“判官”刀法，惯于控制舆论，妄图一手遮天，有权时就利用权力左右舆论导向，没权时就篡夺权力左右舆论导向。他们纠结某些政治势力，倚老卖老地自视为特殊党员，傲视党和国家领导人，把自己突出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左右全国的政治局面，干扰党的战略部署，掩盖党中央的声音。他们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外结出境之交，内树背公之党，妄图搞乱我国的科学秩序，迫害有原创性活动的科技人员，多年来劣迹斑斑，罪行累累。然而历史潮流浩荡向前，中国科学圣殿中的百家争鸣决不会被他们长期践踏，中国科学的创新事业是不可抗拒的。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何大拿现象”是中国社会最不和谐的动乱因素，何祚庥排除异己的倒行逆施可以休矣！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