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7日讯】(谨献给那些在中共极权统治下活着的与死去的冤假错案亡魂﹐及他们的后代子孙。)
1957年春季反右运动开始后﹐我本着毛主席﹑党中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教导﹐在沈阳市人民政府给党整风的鸣放会上﹐指出三条意见﹐事后﹐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三条具体意见是﹕
一﹑枪杀战俘。
二﹑司马务长死因。
三﹑金涵同志下落。
这三条意见﹐都涉及党的政策﹐详述如下﹕
枪杀战俘
我原为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三军文化教员﹐兰州战役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部队奉命入朝参战﹐我被调至兵团政治部敌工部战俘管训团﹐做押俘英语译员﹐五次战役期间﹐我们在中线接收战俘﹐其中英国﹑土耳其战俘最多﹐当时﹐我军对敌宣传口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Surrender No Killing and Torture!”宣传虽然不错﹐但战斗打响后大多不执行﹐其惨状难以目睹。押俘都在夜间进行﹐要立时转移后方﹐有时在敌机照明弹下﹐战俘们受惊狂奔﹐战士们都开枪射杀﹐尤其是伤残战俘跟不上大队的就地处置﹐处置的枪声﹐使前方押运的战俘都回头观看﹐还以为伏兵交火。我对此违犯优俘政策做法﹐思想一直搞不通﹐我问过连队指导员﹐他说﹕“打老美和打老蒋不一样﹐这是上级指示。”既然不一样为什么要宣传“Surrender No Killing and Torture”?
司马务长的死因
朝鲜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因为人海战术﹐部队伤亡惨重﹐我所在的六十三军一八八师所剩人员很少﹐这是奉命换防整编﹐所谓“整编”﹐就是各单位分散在防空洞里搞三反五反运动﹐每天检查思想﹐批判斗争。我们连队有位司马务长﹐回民﹐是傅作义起义人员﹐北京人﹐他被当做“老虎”批斗﹐叫他交代过去的罪恶﹐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看到的内部批斗场面﹐司马务长被绑在柱子上﹐严刑逼供﹐嘴巴都打肿了﹐究竟他贪污什么都是疑问﹐谁也拿不出证据﹔我当时年轻﹐历史清白﹐党支部吸引我为核心组成员﹐小组分三班﹐日夜轮流批斗他﹐大约一个星期后﹐司马务长也没有交代什么“问题”。最后党支部决定押送他到团部集训﹐司马务长走后不久﹐有个朝鲜“阿爸吉”慌慌张张跑来连部报告﹐说有位中国“吉文棍”死啦死啦的﹐指导员派我们三个人去掩埋﹐我到现场一看﹐原来死者就是司马务长﹐他的头部有枪孔﹐身上有多处枪孔﹐原来不是什么去“团部集训”﹐而是秘密执行枪决﹐因死后掩埋的不深﹐被野狗拉出来吃的时候﹐朝鲜阿爸吉看到才来报告的。
司马务长的被杀﹐给思想上极大震撼﹐我反复在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是骗人的﹖枪杀放下武器的战俘﹑秘密处决司马务长﹐像一场恶梦似的使我记忆难忘。
大鸣大放的座谈会上﹐我的最后一条意见是﹕
金涵同志的下落
一九五二年冬末﹐在一次火线转移时我的右脚负伤﹐同年转业回国﹐一九五三年﹐我以工农兵学员资格﹐就读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当时的校长是吴玉章。我们系里有位女同志叫金涵﹐人长得很漂亮﹐是苏联专家的俄语翻译﹐专家每次上课都由金涵翻译﹐深受同学们喜爱﹐但是不久﹐这名苏联专家把金涵奸污了﹐奸污后﹐金涵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校党委开始重视﹐认为这件事有损老大哥的国际形象﹐就几次找金涵个别谈话﹐动员她立刻打胎﹐金涵就是不同意﹐她说﹕“要打胎可以﹐必须先叫我入党﹐入党以后﹐我就打胎。”争执最后﹐时不可待﹐金涵还是在全体支部大会上一致通过﹐批准入党﹐我当时就是没有举手。
金涵入党之后﹐急送医院分娩﹐就此没有下落﹐有人说﹐金涵在打胎时﹐因怀孕已经七个月﹐手术后大流血死在医院﹐我这个人喜欢追根刨底﹐为了查证这件事﹐在一次学校晚会上﹐我打听过张志新同志﹐张叫我不要管这些事﹐她说﹕“一切党都会有妥善安排﹐要相信党。”
张志新毕业后和我先后调到辽宁省工作﹐文革期间她被毛远新下令﹐割断声带﹐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四人帮倒台后﹐张志新被追认为烈士﹐这也许是党对她的“妥善安排”吧。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我的工作单位﹐沈阳市人民政府党委向我当面宣布右派罪状﹐不容分辩﹐两名武警立即给我戴上手铐﹐押上一辆等候在外面的警车﹐驶向沈阳东陵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中共的看守所﹐是各类罪犯进入劳改之前的收容站﹐我被押进去后﹐有一名叫刘影的中共劳教干部走到我面前﹐不问青红皂白﹐先给我一个大嘴巴﹐“站住﹗往哪儿走﹖”他吼叫﹕“你他妈是什么犯罪﹖”我怔了一下说﹕“右派”。他立刻又给我个耳光大叫﹕“什么叫右派﹖就是反革命”。等我问完话刚走过去﹐排在我身后的是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只听见刘影问她﹕“你他妈是什么犯罪﹖”姑娘不好意思的说﹕“男女关系”﹐刘影大吼﹕“什么男女关系﹐你卖X﹗破鞋﹗卖过多少次﹖臭不要脸﹗”女孩被羞辱得哭了起来。事后听同犯们说﹐看守所这一关外号叫扒人皮﹐进来的人先打掉你做人的起码尊严﹐赤裸裸叫你暴露在最下流的阴暗面﹐然后老老实实接受劳改。
自从进入劳改到一九七八年平反摘帽这漫长的二十年中﹐我经过沈阳东陵看守所﹑东陵二江厂军事监狱﹑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等等十多个劳改场所﹐为了能活下去﹐为了有朝一日揭露这个残暴的政权﹐我经历了人类最黑暗的苦难和无法忍受的刑讯﹑折磨和摧残﹐其中﹐最使我终生难忘的是﹕
妻离子散
我原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妻子任职沈阳市税务局﹐也是沈阳市女子篮球代表队主力队员﹐我们有两个儿子都很小﹐长子出生在伟大的肃反运动期间﹐名叫大伟﹐次子出生在整风大鸣大放期间﹐起名大鸣﹐我进入劳改队后﹐他们三口人都变成了右派家属﹐妻子领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十分辛苦﹐工作生活备受歧视﹐税局党委就动员我妻子同我划清阶级界线﹐否则﹐黑五类家属都要下放农村劳动﹐注销城市户口﹐我妻无奈﹐只好提出离婚﹐并经法院判决两个孩子各领一个﹐当法院派人来劳改队强迫我在离婚判决书上签字时﹐我心如刀割﹐眼泪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这是共产党不折不扣地逼我妻离子散。来美后﹐我曾经多次写信给中共有关部门﹐包括侨委会等﹐恳求他们帮助我查找两个孩子的下落﹐但至今未见回音。
禽兽生活
一九六○年﹐在中共所谓“三年灾害”期间﹐劳改队首当其冲﹐粮食断绝﹐一开始是吃豆饼﹐这是一种用豆皮豆渣混合压成的牲畜饲料﹐人吃下去后﹐大便排泄十分困难﹐大多囚犯肛门都撑破出血﹐我们只好吃树叶﹐有的同犯吃牙膏﹐吃蚂蚁﹐不少同犯在自己身上抓虱子吃﹐我的身体从干瘦开始浮肿﹐人形完全脱像﹐和我在同一小组的王格﹐原是沈阳南湖东北工学院冶金系讲师﹐著有多本冶金方面书籍﹐劳改后﹐他多次书写上诉材料﹐要求平反﹐但每次都被管教队长没收而且惨遭批斗修理。饥饿期间﹐我们看到很多刑事犯提着罐子在粪坑里捞蛔虫﹐开始几天王格只是摇头叹息﹐但不久我们饿得实在难以忍受﹐为了活命﹐也只好随着同犯们去捞蛔虫﹐蛔虫一般是捞上来以后﹐先把它中间剖开﹐挤出粪液﹐然后洗净放在水里煮一下再吃﹐但蛔虫像海蜇丝一样煮后会收缩﹐数量不多﹐所以干脆﹐我们也不煮了﹐和同犯一起﹐洗净就吃。过不多久﹐连蛔虫也越捞越少了﹐为了抢食蛔虫﹐经常发生打斗﹐许多同犯不知吃什么中毒﹐全身溃烂﹐临死以前﹐两只手比比划划﹐自言自语的说﹕“饺子﹑饺子”。还有人吐出大量黄水死去。
一九六○年严冬﹐我们这个有300人的右派中队﹐因为大量死亡﹐只剩下73名﹐这时﹐我的肺部急速感染﹐发高烧﹑呕吐﹐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在奄奄一息的时候﹐有个犯人医生叫李新﹐他走过我身旁时看了一眼又走回来﹐用手翻看我的眼皮﹐看我还没有断气﹐就走去值班室报告﹐最后把我抬到重病监﹐我在重病监情况渐渐好转﹐躲过鬼门关﹐事后我想﹕如果不是李新医生碰到我﹐恐怕早已不在人间了。在此﹐我万分感激李新医生﹐他对我的救命之恩﹐我将永铭心中。
我在重病监时﹐骨瘦如柴﹐说话都没有气力了﹐这时﹐我六十五岁的老母亲千里迢迢﹐从杭州来凌源劳改队探望我﹐在值班室内﹐管教队长翻查囚犯名册也找不到我的名字﹐他轻易地说﹕“徐平华已经死了。”母亲听见后﹐嚎啕大哭﹐问队长埋在哪里﹐队长用手一指说﹕“就是前边的南山坡﹗”我母亲在南山劳改坟场遍寻也找不到我的坟墓﹐只好伤心地返回杭州了。这一段悲剧﹐是二十年后﹐平反改正﹐我回家时﹐母亲含着泪水告诉我的﹐她说﹕“当时的南山﹐哪有什么坟墓﹐满山坡都是暴露在外的尸体﹐到处是野狗﹐不少尸体的大腿被人用刀割去了一大块肉﹐想必是人吃的。”
缅怀亡友
王格对屡次上诉材料被队长没收不服气﹐他对我说﹕“难道我们没有上诉的权利吗﹖”在一次火车进场拉焦炭的时刻﹐王格冲向火车头﹐卧轨自杀﹐所幸﹐只被车轮碾去一条腿﹐在犯人批斗他的大会上﹐王格就是不认罪﹐他说﹕“整风鸣放是毛主席号召的﹐我听毛主席的话难道还有罪吗﹖”
一九六一年二月黄历新年前夕﹐王格忽然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消息传来﹐我心情万分沉痛。记得枪决王格的那一天﹐气候很冷﹐飘着雪花夹着小雨﹐上千名男女囚犯﹐列队集中在焦化场空旷地带﹐四周武警架着机关枪如临大敌似的戒备森严﹐前后共有四名死囚犯﹐王格就是其中一个﹐当大会宣布将反革命押进会场时﹐台上麦克风领头高呼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王格等每一名死刑犯都是五花大绑﹐各被两名武警押着进入会场﹐这时口号此起彼落﹐我看见王格带着血丝的眼珠﹐脸色苍白抽搐着﹐淌着鼻涕﹐拖着仅剩下的一条腿﹐几乎是被武警架起离开地面进入会场的﹐我不忍再看下去﹐把头埋在棉帽里。宣判完毕后在口号呼喊声中﹐死囚犯还要押上囚车﹐在凌源县各个劳改区游街示众﹐大约游行到下午五时﹐王格等人在凌源县北黑沟农场附近执行枪决。
王格死后﹐他遗留许多科技手稿及冶金学方面书籍﹐包括他自己的著作﹐劳改队曾通知他在沈阳南湖的家属认领遗物﹐但一直未见其家人前来﹐据说王格的爱人齐XX得知王格的下场后﹐只说了一句话﹕“我和他已经划清界线了。”
文革浩劫
“三年灾害”期间﹐死去的冤魂不计其数﹐难以统计﹐而残留下来﹐活着的囚犯们刚刚要喘一口气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临了﹗文革期间﹐社会上的动乱﹐武斗打砸抢等等消息﹐对劳改队内的囚犯们是封闭的﹐不许知道的﹐但是因为劳改队是全社会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大本营﹑集中地﹑矛头所指﹐其所遭遇的打击与灾难﹐简直是无法用语言说明白的﹐也鲜为外人知晓。
凌源县大联合革命造反派成立后﹐首先是夺权﹐第二步打击的是阶级敌人﹐就是劳改犯。文化大革命开始﹐劳改队就规定﹕每天早晨﹐囚犯们起床后﹐一律跪在毛主席肖像前请罪。请罪首先背诵毛主席语录三篇﹐然后背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囚犯们这时面对面互相打嘴巴﹐凡是打的声音最响的﹑最重的﹐就是认罪态度比较好的﹐所以﹐一阵嘴巴打过后﹐不少人都满嘴是血﹐尤其平时人缘差﹐爱打小报告的﹐更是大难临头。许多戴眼镜的同犯﹐早晨一起床就把眼镜藏起来准备挨打。每次吃饭前都要跪下祷告﹕“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夜晚入睡前﹐要开生活研讨会﹐看谁在今天的阶级感情有问题﹐谁在认罪打嘴巴时手软﹐谁的立场不坚定等等﹐免不了又是一阵捆绑吊打﹐虽然每天都是这样自责﹑自罚﹐向毛主席老人家请罪﹐革命造反派还是没有饶过我们﹐一九六七年夏天﹐一场灾难终于来临﹕清晨﹐我们被叫出囚舍﹐五花大绑押上在外等候的卡车﹐每人的脖子上挂一块纸牌﹐上写自己犯罪的名称﹐我的牌子上是﹕ “海外关系﹐右派分子”。每十个人围站在卡车四周﹐面朝外﹐几十辆卡车一字排开﹐武警车前导﹐开向县城中心游斗示众﹐车队刚抵达大十字街口就见红旗飘扬﹐人山人海﹐口号声﹑喊打声混成一片﹐革命造反派们手拿木棍﹑皮带﹑铁尺疯狂的冲了上来﹐劈头盖脸撕打我们﹐有的愤怒群众爬上卡车打我﹐秩序一时大乱﹐我们车上有个叫艾华的囚犯﹐原为郑洞国部队起义的团级军官﹐他脖子上牌子是﹕“国民党反动军官。”我亲眼见他哀嚎一声﹐左眼珠被车下群众用长竹竿挑了出来﹐眼珠连着肉挂在脸上。有个工程师叫鬫俊青﹐原燕京大学毕业﹐他的牌子是“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他被革命群众揪斗时﹐不慎跌落到车下﹐群众一阵喊打声中﹐也就没有下落﹐这时﹐我觉得血水从我头顶流了下来﹐遮住我的视线﹐我胸前的牌子都被血水染红了﹐大小便完全失禁﹐大约在凌源县城大街小巷游斗四个小时﹐每辆车上的囚犯都被打得奄奄一息﹐无法站立。游斗车辆返回劳改队大门时已傍晚﹐每名囚犯被踢下车时﹐才发现有个叫宋九如的富农分子﹐早被打死﹐躺卧在卡车上﹐宋九如与我是同室囚犯﹐为人善良﹐他死后遗下九个子女﹐嗷嗷待哺。
囚犯们下车后﹐因为脸都被打得变形﹐大家都不认识对方是谁﹐只有大声叫名字﹐才知道是谁。我在游斗时﹐双手被反绑的太紧﹐左手的小拇指夹在中间﹐回来松绑后﹐手掌全部变黑﹐血液不能流畅﹐吃饭不能拿筷子﹐只好用狗吃食式的方法﹐度过一个多月才能拿起饭碗﹐但左手小拇指一直麻木至今﹐留下残疾。
除了上街游斗示众外﹐各地串联的红卫兵﹑造反派也经常上门揪打我们﹐囚室外﹐只要管教队长哨音一响﹐全体囚犯都要列队跪在外面地上﹐有红卫兵﹑造反派逐一用木棍﹑皮带抽打﹐1968年7月17日﹐一名年轻的造反派﹐用一根桦木棒﹐横扫在我的嘴巴上﹐当即打断两颗门牙﹐事后嘴巴肿得喝水都困难﹐抵美后我才装上假牙。我所以牢记这个日子﹐是因为被打掉牙的那一天正是我的生日。
我在劳改队里九死一生﹐惊心动魄的熬过二十年之后﹐1978年的夏季﹐中共劳改队领导找我谈话﹐我走进管教科办公室一眼瞥见原单位沈阳市人民政府的老赵同志﹐老赵站起来与我握手并代表党委正式宣布给我平反﹐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递交我右派改正通知书﹐恢复我原职原薪及一切名誉。这时﹐我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我的躯体在颤抖﹐二十年啊﹗可怕的二十年﹐人的一生中有几个二十年啊﹗二十年前我进劳改队的时候﹐是一位血气方刚的27岁青年﹐而走出劳改队的今天﹐此时此刻﹐我已经是满头白发﹑骨瘦如柴的老人﹗我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就是这样被中国共产党毁灭掉了﹐类似像我这样冤假错案无辜受害人﹐在现今中国大陆何止千百万人﹐我不知道中共将会怎样去对待那些尚活着的冤案和死去的亡魂以及他(她)们的后代子孙﹖
今天以江氏为首的中共﹐仍然延续着杀人的基因﹐它们杀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杀害囚禁着无数的异议人士﹐为了掩盖其历史上的杀人记录﹐它们把自己一切血腥﹐一股脑儿的转嫁给日本人﹐转嫁给南京大屠杀﹐殊不知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军国主义而是一个民主国家﹐日本人民已经是一个爱好和平自由的伟大民族﹐她们比起中共教育下的大陆中国人更善良谦虚。中共建政至今已经杀害掉的中国人是七千万﹐而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杀害的中国人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是七百万人﹐中共杀害的中国人是日本鬼子的十倍。无独有偶﹐今天的中共党员人数也是七千万﹐平均每一名中共党员都背负着一条中国人命。这个数字还在逐年扩大。作家张纯如女士涉世不深中了中共宣传的毒﹐她偏(片)面的一面倒的研究日本杀人史而忽略掉这个人间最大的杀人犯—中国共产党。因为精神上不能平衡想不开而患上忧郁症自杀身亡。如果张纯如能早一天看到大纪元报社论《九评》﹐我认为她是不会自杀的。她是绝不会自杀的。这又是中共所欠下的一条人命﹗
我们应正告中共﹕““血债必须血还””﹗这是历史的声音﹐你们的来日不多了。
2005年1月3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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